我们今天还需要宏大叙事吗？ | 赏书

宏大叙事是一种后见之明，也常常是帝王将相等显赫者的历史。宗教、官史无不有一套自己解释历史的宏大叙事，这套宏大叙事与我们对自身、对世界的理解，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自以为能囊括一切，但常常被诟病遗漏掉的群体（比如小人物、女性、边缘人物）和细节（比如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要比宏大叙事能解释的东西多得多。

但即便如此，宏大叙事依然以其恢弘和伟大打动人心，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宏大叙事的影响。比如有人可能不知道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但却会对西方文明抱有一种悲观的态度。或许，无论宏大叙事是一件沾了多少虱子的华袍，人类也永远无法克制内心追求必然性和整全性的冲动。

宏大叙事与历史范式

文 | [加拿大]罗伯特·弗尔福德

《西方的没落》作者斯宾格勒、《历史研究》的作者汤因比、《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爱德华·吉本 ，都是宏大历史的叙述者

半个世纪前，《时代周刊》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杂志，而对《时代周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每周出现在它封面上的那张面孔了。要成为绝对的权威，没有任何大众媒体的影响力能比得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且以后也再没有像那样的东西了。出现在那上面的人很自然地会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很可能是伟大的人物。像诗人T. S. 艾略特或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这样的人，当他们还是知识分子的时候，《时代周刊》将他们从曲高和寡的泥沼里拔擢出来，然后又把他们扔进了流行文化的湍流之中。据说有些人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以后就再也不一样了。这种说法对阿诺德·汤因比来说无疑是准确的，他是一名曾打算解释整个人类历史意义的英国学者。汤因比的脸登上了1947年3月17日的《时代周刊》封面，然后他很快——至少在好几年的公众想象中——不仅成了一名极为重要的历史学家，还成了一位无可争议的伟人。

在阿诺德·汤因比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历史和历史学家的知识。他写下了许多文明的崛起与衰落的故事，同时也亲身演绎了一个思想家的崛起与衰落的故事。他的生活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我们在书写历史和阅读历史时想要寻找的东西。

汤因比通过研究过去的各个文明，似乎为人类已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可能的走向找到了一个解释。他简直打算解释人类整体生活的意义。这相当于一种智力上的魔法，一种神奇的炼金术，但对那些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们来说似乎是可行的。汤因比写出了一部“宏大叙事”，这本历史著作挖掘了成千上万的史实，并将它们融入了一个有意义的范式之中，然后从中汲取人类行为的教训。从18世纪至今，这一直都是叙事的主要功能之一：讲述那些能够启发和教导我们所有人的伟大而恢宏的故事。

宏大叙事在言说时总是怀有一种对不可改变和不容置疑的真理的自信—但矛盾的是，它始终都处在一个被更改的过程中。西方文明的主导性叙事《圣经》如此；19世纪出现的最重要的宏大叙事，即卡尔·马克思强加于历史之上的空想结构如此；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学—将自身标榜为一种能最终解答或至少能处理所有人格问题的叙事—也是如此。让我们觉得可信而有说服力的宏大叙事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同于其他故事的：它会吞噬我们。它不是一出我们可以观赏的戏，或一幅我们可以观看的画，或一座我们可以参观的城市。一部宏大叙事就是一处居所，一个我们打算住进去的地方。

阿诺德·汤因比一生的核心计划是异常宏伟的，但在某些方面，这计划与其他雄心勃勃的历史学家的目标也极为相似，比如爱德华·吉本、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弗朗西斯·帕克曼、唐纳德·克莱顿、H. G. 威尔斯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他们想要去“观看它的全貌”，无论“它”是吉本所指的罗马帝国的衰亡，麦考莱所指的17世纪的英国，帕克曼所指的英法两国对北美洲的争夺，克莱顿所指的加拿大自治领的创建，威尔斯所指的人类进程在整体上的广度，或是斯宾格勒所指的西方文明不可避免的没落。

这些作者自我选择的设想是要建立巨大的叙事背景，并将其意义赋予特定事件，从而向读者们展示我们自己的社会是如何融入历史的。他们的失败尝试往往比他们所能完成的要多，在今天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设想一笑置之。然而在这些宏大的历史中也有一些动人的、感人的东西，试图将一种叙事打造得如此有力，以至于可以用它来解释历史的广度，乃至预测未来。这些大师级的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了分类、权衡、比较和分析：他们让历史变得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其中的某些故事有时会变成一种社会或阶级的支配性神话。

道德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在其著作《追寻美德》中说，人类通过有意无意地提及他们所听过的故事来引发他们辨别事物重要性以及应该如何行动的感觉。儿童是在学习故事的过程中长大成人的，各个国家和共同体也是如此。各个社会也都是通过汲取与自身相关的历史来演绎各自的生活故事。

每个社会都会发展出一种它经常提及的宏大叙事，尤其在一些危机时刻。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在内的若干西方国家，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能用于我们所有人的正当性和道德确定性的唯一可靠的来源当作一种宏大叙事。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事件和个人为我们提供了先例和类比。英国和法国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割让给了希特勒，使得这60年来“慕尼黑”一词在我们的语言中变成了一种弄巧成拙的绥靖政策的缩写：这个词包含着一个带有道德寓意的故事。当布什总统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他曾将萨达姆·侯赛因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因为布什很清楚希特勒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几乎人尽皆知。出于同样的原因，克林顿总统也曾将南斯拉夫的暴行与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相提并论。这些类比说到底是不精确的，但之所以使用它们，是因为这些故事——也就是我们父母或祖父母那辈人的宏大叙事——仍寓居于我们自己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情感之下。

近几十年来，这种宏大叙事的观念受到了深切质疑。现在我们谈到那些在过去发展起来的宏大叙事时，往往会更多地留意它们的缺陷而非优势。知识分子的生活似乎是由两种支配性的冲动决定的，每一种都主导着一套态度。有一种冲动让我们把所有知识都进行组织、分类和打包。另一种则鼓励我们去证明这种组织没有做好，分类选择不当，打包很蠢，而且不公平。宏大叙事的批评者现在比他朋友们的声调要大得多，数量也多得多，那些批评者们坚持认为这种宽泛而彻底的历史形式忽视了或边缘化了很多人，把注意力都聚焦于几个核心人物身上，而不太强大的要素则被排除在外。例如，一种关于大英帝国的老式叙述，通常会从伦敦的视角来看待帝国，而将海外人口视为次要因素，就像吉本一样，他在书写罗马帝国的历史时就认为其他社会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影响罗马的方式，而不在于它们本身有多大的价值。在隐喻的意义上说，从一种宏大叙事的角度出发的历史学家似乎在发挥着帝国代理人的作用，并以之维持着帝国作为世界中心的自我形象。

1992年，对宏大叙事的批判达到了高潮，这一年也是传统上被历史学家们视为最重大的事件—文艺复兴的五百周年。一直到大约20年前，大多数欧洲人的后裔（还有很多其他人）似乎都还相信，这一历史转折点可以用三个词来精准地概括，虽然并不完备“哥伦布-发现-美洲”。但在1992年之前的十多年里，一些学者及其他人把这句话显而易见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可疑。哥伦布并没有发现美洲，因为早已有很多人生活在这几片大陆之上了。“发现”这个动词揭示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维习惯；重复这种错误只会增加在哥伦布的时代前就已经生活在美洲的那些人的不满。因此，在1992年，与哥伦布有关的一切言行都笼罩在一种冒犯他人的紧张焦虑之中。这场论争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是以自己目前感到满意和舒适的方式来建构历史的，哪怕所争论的事件发生在五个世纪之前。以哥伦布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之所以会瓦解，是因为它那种简单的概述不再让我们感到真实或满意——同时也是因为这些概述让我们感到局促不安。

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们则站在更专业的立场上来批评宏大叙事，因为那些书写宏大叙事的人往往只把事实当成支撑其理论的道具，从而陷入了曲解和错误之中。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的历史系都不鼓励宏大叙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法国的年鉴学派声名鹊起，他们的理论认为日常生活的细节比各类重大事件更值得历史学家们全情投入。社会史很快开始在各个院系流行起来，很多历史学家都把摈弃所有形式的叙事视为一种骄傲。历史科目所涵盖的主题从权力中心转移到了边缘。历史学家们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强者转向了弱者，因此，近几十年来典型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写的不是内阁政府、战争或宪法的制定，而是中世纪的自杀、19世纪的契约劳工、近代早期的法国精神病院，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位和修女产生过恋情的女修道院院长。我的一个教历史学的朋友曾说，她的研究生们最想写的是妓女和女巫，不幸的是，在许多时期，关于这两个主题的文献资料都几近于零。

一些历史学家极力反对叙事，他们会借用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来分析诸如受洗记录和入伍表格之类的海量数据；他们给自己的方法取了个名字叫“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这个词把历史女神的名字克利欧（Clio）和一个度量术语（metric）结合到了一起。尼尔·弗格森是一位被讨论颇多的英国历史学家，也是《战争的悲悯》）一书的作者，他并不是计量历史学家，但他坚决反对那种把历史看成是故事的习惯。他说，一个故事，就是在暗示事情必定会以他们所料想的那样去发展。故事无法让我们理解最终的结果并非预先注定。他认为如果我们试着去理解人们是如何在各自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中生活的，那我们会学到更多东西。对他们来说，未来是一种带有偶然性、意外和惊喜的事物——这些全都是人类事物中的关键因素，但当我们把事件组合成故事时，我们就会忘了这些因素。当拿破仑向俄国宣战时，双方的很多人都相信他会赢；但在我们讲述这个故事时，他好像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输家。

反对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论点的确非常有说服力，但即便如此，教育似乎仍然要依赖于叙事。在传统上，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过去是有原因的。叙事通过模仿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提供了一种在情感和知识层面上理解过去事件的方法。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研究，表明年轻人对自己国家或世界历史的了解少得可怜。那些分析这个问题的人有时会把历史故事的日薄西山视为无知的一个主要原因。杰出的加拿大历史学家J. L. 格拉纳茨坦说“加拿大的过往已经迷失了”，知识精英们已经抛弃了国史，转而投身于狭窄的专业领域。格拉纳茨坦说：“性别研究、劳工研究、女性史、区域和本地史—都在教，也都应该教。但国史也应该教，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政府治理的以及政策的历史。”他声称，国史在一些大学里已经完全消失，而在其他大学里也只是勉强地跛足前行。

在加拿大，我们常以为这是我们特有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几年前的一项调查发现，1/3的英国儿童无法认出温斯顿·丘吉尔。最近有一项对22000名美国儿童进行的调查，显示60%的儿童对美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甚至连一个大概的想法也说不出来。作为回应，《哈泼斯》杂志的编辑刘易斯·拉帕姆写道：“这些学校已经失去了美国叙事的线索。”他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叙事，美国就无法永久地维持民主政府。拉帕姆认为，美国人比其他大多数人都更需要他们的历史，因为美国不是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只有在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的主张之上的。拉帕姆说：“历史只有在叙事中才能得以理解，但现在叙事违反了大学的规则。”他认为原因在于叙事是危险的。你要是讲一个故事，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些评断，而评断会造成很多麻烦。拉帕姆声称，考虑到人们对讲故事所存的偏见，他对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学到任何东西感到惊诧不已。当然，他的说法有些夸大了，但这是因为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质疑他真正相信的东西——讲故事的价值。这让他深感冒犯。

阿诺德·汤因比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但故事在他实现人生抱负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渴望在大历史学家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1911年，他在牛津大学学习时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到抱负的话，拿一个让人尖叫的A，我已经相当得心应手了。我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大约8年后，他开始明白自己要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巨大悲剧的思考之中，他认为自己注意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正如他所说：“各种伟大的文明……只要我们公正地去分析，可能都会显露出同样的情节。”“情节”是这当中的关键词，一种叙事结构的形式。要是你研究所有重要的文明，去寻找它们发展中的相似之处，会有怎样的收获？你会不会发现所有的历史都有一种可理解的范式？这条文明的情节主线构成了汤因比伟大探索的路径。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称为《历史研究》，并出版了12卷，第一卷出版于1934年，最后一卷出版于1961年。他描绘了21种独特文明的成长、发展和衰落；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兴旺取决于它是否具备成功应对挑战的能力；他暗示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他声称开创出一种宗教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任务之一。当他写到中国、伊斯兰和印度社会时，它们看起来极其相似。很快，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发现自己在用汤因比风格的术语“挑战与应对”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汤因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他正在构筑“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生活意义的神话”。

这反映出了一种非常高傲的自我认知，汤因比的虚荣心已经发展到与他的雄心壮志并驾齐驱的程度。在一首生前没有发表的诗作中，他把自己和修昔底德、但丁及耶稣·基督相提并论。他觉得自己写书是受到了某种感召，召唤他去完成“为历史赋予意义的工作”。

1947年，《时代周刊》的封面把他塑造成了一名先知和预言家。与此同时，他著作的前6卷被缩减成一卷本的节略版在纽约出版。后来因指认阿尔杰·希斯为苏联间谍而出名的记者惠特克·钱伯斯撰写了这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他甚至在其中暗示汤因比正在取代卡尔·马克思成为历史和未来的最佳向导。钱伯斯写道，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历史中存在的危机，而汤因比就是能为他们讲述的人。汤因比相信，西方文明自宗教改革以来就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它需要一种坚定而富有预见性的领导风格，这与《时代周刊》及其主编亨利·卢斯用来激励美国人民的领导风格别无二致。《时代周刊》展现了汤因比“作为行动之号召的历史愿景—美国人行动起来吧，接受保卫文明的挑战”。

节略版的《历史研究》成了一本畅销书，作为最难啃的书之一，它让成千上万的人突然感觉自己不能不去买一本。该书在当年就售出了13万本精装本，此后又陆续售出了85000本。汤因比像巨人一样高踞于理念世界。在日本，他成了规模相当大的一群狂热崇拜者的中心。他的成功自然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密切关注，而且通常不是什么友好的关注。其中很多人都认为在他们这个独特行当里，汤因比在事实或事实解读上错漏百出。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后来说的那样：“批评和贬低的逆流……开始蚕食他的声誉。”到20世纪50年代末，认为他动辄在细节上出错，或很可能整体上都错了的说法已经成了老生常谈。这个打算解释一切的人现在看来是什么也没有解释出来。他的《历史研究》甚至在最后一卷出版之前就被普遍认为已经过时了。今天，虽然他的一些书仍有刊印，但阅读或引用他的人已寥寥无几。

1989年，在汤因比去世14年后，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说汤因比的理论如今就像渡渡鸟一样彻底过时，“成了一门无用学问的遗迹”。几乎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汤因比还是留下了一些残存的意义。宏大叙事在达到一定的普及程度之后就会产生这种效果，汤因比的著作有助于消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想象。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读过或谈论过他的人会发觉自己能以一种不那么偏狭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他把我们引向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西方人要避免让自己只去看伦敦、巴黎或纽约的历史。不过当这一观念向下渗透到公立学校时，它相对较新的思维习惯也许就有些利弊参半了。汤因比对文化比较研究的信念影响了学校的课程，现在普遍的抱怨是，学校鼓励孩子们在开始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国家之前要先去了解世界。但无论利弊，汤因比的方法仍然是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他的宏大叙事打乱了西方世界的各种假设。

一名优秀历史学家的笔下，总有一部不可回避的历史著作。对于一个只读过几天爱德华·吉本或弗朗西斯·帕克曼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可能在一开始看来绝对没法以另一种方式来书写。然而，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大多数历史读者最终也会知道，每一个故事都是由一个或一批历史学家所构建出来的，每一个重点都是由他们划定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是由他们选定的，而历史学家们也相应地受到了严重影响。有时这种影响方式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比如他们会受到自己写作时期的那种知识分子腔调的影响，也会受到他们所为之写作的那些人想象中的需求的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集思广益，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种确定的看法。它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阿拉伯人发明了我们用的数字，腓尼基人发明了第一套语音字母表，希腊人发明了民主，罗马人发明了大政府，希伯来人发明了一神教和一种道德体系，基督徒则发明了一种基于救赎和庞大的国际教会组织的精神追求。罗马帝国的衰亡，中世纪黑暗时代的谢幕，直到文艺复兴的到来，然后是科学和启蒙运动的时代、殖民主义、浪漫主义时代、现代性，或许还有我们现在称之为后现代的时代。在这种粗略的叙述中，人类就像在接力赛中传递接力棒一样把文明传递了若干个世纪。

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詹姆斯·J.奥唐奈在他的新作《词语的化身》中坚持认为，这种宏大叙事是非常武断的——例如，我们让希腊扮演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就大有问题。尽管如此，这种叙述至今仍是所有西方文化讨论的基本背景，即使对那些抵制它的人来说也概莫能外。批评家们可能会对它的某些部分提出异议，或者重写其中的某些内容。然而，宏大叙事仍将继续存在，因为我们还没有调配出一个可靠的替代品。但即便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记住，它代表了多个世纪以来人们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这些人和我们非常相像，都渴望挑选出一些合适的祖先。

但有时那些并非从事历史写作的作者也会进行宏大叙事。大约80年前，出现了两种宏大叙事的尝试，它们的观点极为不同，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对20世纪的历史做出了极具代表性的回应。更乐观也成名更早的，是H. G.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更有影响力的则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H. G. 威尔斯，这位成名小说家和前卫科幻作家的著述出于科学乐观主义，以及一种他可以治愈这个世界所患上的那些最严重疾病的信念，而那些疾病已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揭示出来。威尔斯相信人类的统一即将到来，但他也深信，只要人类还继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历史，他们就永远都不可能团结起来。在他看来，《世界史纲》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是通往世界政府和乌托邦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威尔斯一直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不过在这部作品上，他超越了自己：他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上千页的书。他有一群助手，但他只是偷偷承认他们提供了帮助，同时他还免费使用了《大英百科全书》。即便如此，这也是一项庞大的事业，且其中带有令人惊叹的威尔斯式的论证。

在一种混合着失落和恢复了智性活力的氛围中，H.G. 威尔斯开始了他的工作。他用科学代替了圣经知识，从生物学家的立场看待人类：生物慢慢地塑造自身，稳步地向语言和自我意识前进，然后进一步地向人类组织的高级阶段前进。他抓住每一次迈向社交和合作的举动，并将其作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政府的标志。他徘徊于那些虚构出来的假想的农业传说之中。他像麦考莱一样乐观，也像麦考莱一样喜欢安插戏剧场景。

他没有历史学家们那种对于妄下结论的顾忌。他能理解他所学到的一切。科学、道德正义和一个人类共同体——他断定，这三种观念是人类几千年来所有愿望的基础。威尔斯从一个不幸的开端中抽身而起，走向了文学和公共事务的阳光之中。现在他在自己的形象中看到整个人类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他和人类这个物种合而为一了。

威尔斯把自己想象成他所谓普通人的捍卫者，而在他的预言中获得胜利的也是普通人。从1920年开始，威尔斯意识到民族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宗教正走向被彻底淘汰的境地，政治也马上就会被当成长期的低限度公害而被予以揭露。很快，整个地球就会被人们称为世界合众国。你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出一长串80年前的能言善辩的人所普遍持有的错误观念。

像威尔斯一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也期望从生物学中找到若干隐喻，或从个人生活中找到一些类比，但他对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威尔斯那种上升到乌托邦的人类视角在斯宾格勒这里是找不到的。人类的各种文化才是他的历史主题——它们的兴盛与衰落，以及它们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他所讲述的故事一次次在不同的地方上演。他推断，一种文化的历史流变就像“一个人所经历的各个年龄阶段”一样。文化会显现其内在潜力，然后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也会死亡。像很多作家一样，斯宾格勒告诫现代世界要利用类比和隐喻来进行审慎的思考，而且还要在一个有时看起来正走向彻底的非范式化的宇宙中寻找范式。

就像汤因比一样，他也把自己的一些东西留给了后世，并由此形成了这个世纪最普遍的心态。那些从未读过《西方的没落》的人，或者连这个书名和作者都没听说过的人，他们直到此时此刻都还在受其影响。

诺思罗普·弗莱，这位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并不是斯宾格勒的右翼德国民族主义的崇拜者，然而他承认自己受到了斯宾格勒的影响—其他所有人也都是如此。弗莱在1976年写道：“所有人都认为‘西方’文化是属于欧美人的；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文化是古老的，而非年轻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它与罗马时期的古典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弗莱所说，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从斯宾格勒那里来的。不止于此，“西方的没落或衰老，就像电子或恐龙一样，已成为我们精神面貌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斯宾格勒主义者”。今天没有人像威尔斯那样还相信世界是年轻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世界已经老了，起码也是成熟了。在威尔斯和斯宾格勒于20世纪20年代发起的这场竞赛中，斯宾格勒最终胜出。

这或许是因为他编撰的故事要可信得多，无论现在我们认为它是真是假—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它回答了我们不断追问的一个历史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些震撼了世界的事件似乎都是随机发生的这一事实？17世纪，布莱斯·帕斯卡对这一极其令人不安的状况做了总结，他写道：“克莱奥帕特拉的鼻子如果再短一点，整个地球的面貌都会不一样。”假使克莱奥帕特拉没有那么美，那么她就不会获得马克·安东尼的喜爱，而罗马和埃及乃至整个文明史都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那些在自己的生活中学会了明确目的的人，那些学会了去寻找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人，他们会发现这个真相是很让人痛苦的。但如果我们能在历史中找到一种范式，这种痛苦就可以得到缓解，即便是（如同斯宾格勒那样的）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兴衰循环的范式。就像宗教一样，这种必然性的观念道出了我们对历史的焦虑，也道出了我们想要理解生活为什么会如此展开的需要。当然，它会引导我们走向悲观主义。但如果我们主要是在寻找一种范式，并试图在那些难以理解的事件中发现意义的话，那我们或许就能认同一种鼓动悲观情绪的范式总比根本没有范式要好。

现今已不是宏大叙事的大历史时代了，我们可能会把宏大叙事当成一种人为编造的往事，认为它曾经有用，但如今像打字机一样已失去了价值。我们很想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由于这个世界对自身的了解已如此之多，今后都不用再进行类似的尝试了。即便如此，我猜我们也还没有看到它的终局。或许那些宏大的历史曾将我们引入歧途；它们还展现过惊人的傲慢。由此它们抑制了今天的学者，以至于当冠名为《世界史》这样的新书问世时，他们也极少会声称自己找到了像威尔斯或汤因比那样的范式。1976年，牛津大学的J. M. 罗伯茨就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史》的983页的书，他说在思考未来时，研究历史的人只有一个优势：“不管结果如何，他可能都不会太过惊讶。”他在最后一页问道，人类的历史经验是否赋予了我们在威胁我们生存的环境中幸存的智能。他回答说：“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对此做出明确的断言。”

但是，那些宏大叙事作品的作者，尤其是吉本和帕克曼，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仍然有很多新的读者，或许还应该有更多。同样确定的是，我们发现如汤因比和斯宾格勒这样野心勃勃的作者们所开发出的概念工具在此时此刻依然有用。不仅如此，读者所展现出的对普遍必然性的渴望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而且表达的频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学者们会找到一些新的办法来满足这种渴望。

将过去塑造成连贯叙事的需求不会在我们身上消失，无论我们要忍受多少次失望。哲学家阿瑟·丹托把过往比作“一个容器，里面放置着……所有发生过的事。它……在前进的方向上一刻不停地变长，同时随着层层叠叠的事件进入它的流体之中，它也在一刻不停地变得更加充实起来，一个能调节的胃”。当然，现代的记录保存手段与过去相比要好得多，容器里的内容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得更快，仅此一点就让宏大叙事的想法变得让人望而生畏了。然而此时此刻在某些地方，有些聪明勇敢而又憨傻的历史学家们怀着各自刚刚浮现出来的意图在挖掘这过往的容器，他们手拿底稿，憨直而自豪地向世界发出宣言——“看呐！这就是一切的意义！”

（本文经三辉图书授权发布，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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