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四年挺3个保守派大法官上位，美国社会真走向保守了吗？

另有观点称，美国立国两百多年，基本上是一个制衡的进步主义历程，一些所谓的保守主义，也是一种“进步的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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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不过九天，特朗普提名了她的接班人，保守派女法官巴雷特。

美国大选年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空缺重合的当下，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首要目标，是如何避免民主党阻击，快速送自己人上位。

48岁的巴雷特仅有3年法官从业经验，美联社将她短暂职业生涯标为“明确而连贯的保守倾向”。而在两年前，特朗普提名巴特雷为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已通过国会审查程序，因此提名她，就可以缩短背景审查时间，减少发生意外的概率。

更重要的是，巴雷特在堕胎、医保、控枪、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持保守立场，深受美国社会保守派和宗教右翼人士欢迎。

2013年，巴雷特发文称最高法院判决案例，罗伊诉韦德案（妇女拥有堕胎权）应当被废除；2015年，公开断言婚姻应当被定义为男和女之间；2016年，发声支持限制堕胎权；2017年，谴责《平价医疗法案》；2019年，发文支持重罪犯拥有枪械。

一旦巴雷特在参议院投票中获得通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大法官中，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便是6:3。

在目前的情况下，保守派极有可能再下一城，美国真要进入保守时代了么？

当地时间9月26日，特朗普提名巴雷特(Barrett)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图片：法新社

民主党欲提案限制大法官任期

在美国，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手握终极审判权的大法官是终身制，权力极大。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然更愿意任命偏向本党政治立场的大法官，这也就有了最高法院的保守和自由两派。

巴雷特的提名令保守派欢欣鼓舞，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准备好确认这一提名，态度积极到让人感到惊诧。

因为在2016年，麦康奈尔“破坏”了时任总统奥巴马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给出理由是，当时距离大选只有9个月了，新任大法官该由大选后的新任总统来提名。此次距离大选不到7个星期，特朗普和共和党便要积极推进大法官人选，这让民主党议员必须提出反制手段。

“我们不能这样，一旦大法官职位空缺，国家就面临危机。”加州民主党议员罗·康纳(Ro Khanna)在推特上写道。作为美国国会进步派核心小组第一副主席，康纳正在带头起草一项法案，希望废除大法官终身制，实行18年任期限制。

加州民主党议员罗·康纳(Ro Khanna)。图片：法新社

康纳认为，除了限制大法官任期，在总统任期的第1年和第3年选出法官候选人，再由参议院批准，这样，每位总统每届任期最多只能任命2人，从而避免了党争，以及达到司法平衡。

不过许多法律专家认为，这一提案需要修改宪法，美国修宪门槛高，获得通过并不容易。

这并不是反对力量第一次表现出制约保守派的意图了。此前，一些民主党人曾提议，如果拜登在11月选举中获胜，可能会增加大法官的席位。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查韦茨(Chafetz)指出，“实际上，除弹劾外，大法官是不能被解雇，因此，法院扩充的想法是为了‘稀释’他们的投票。”

不过拜登表示，他反对扩充最高法院的想法。本周早些时候，拜登拒绝重申自己的观点，称这将“把所有的焦点转移”，而这对特朗普有利。

特朗普提名巴雷特为大法官之后，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街头集会。图片：法新社

基于大选的实用保守主义

外界对于大法官提名可能会使美国社会更加趋于保守的担忧，还跟当下大选选情有关。

2000年，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和戈尔，因为佛罗里达州选票计票出现问题，最终打官司到了最高法院，彼时保守派法官在最高法院居多，大法官们以5:4，判决小布什获胜。

如今美国大选如火如荼，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也是在为自己将来的命运投票，至少也可以说，他为谋求连任，布下了一个伏笔。

民主党自然也察觉到了特朗普的算盘。

9月28日，在特朗普提名巴雷特之后，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就呼吁，如果她的提名获得确认，巴雷特应退出参与任何与总统选举有关的案件。

民主党参议院党鞭迪克·德宾接受ABC采访时直言，只有回避，才能“证明她希望公平地处理这个问题”。

民主党参议院党鞭迪克·德宾。图片：法新社

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员罗纳德·布朗斯坦日前在CNN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两党对大法官补缺的争议，还触及了美国的多数制问题。

因为特朗普是凭少数票当选的总统，他在上届大选中得到的绝对选票数比其民主党对手要少300万。如果特朗普选中的候选人在他第一任期最后几个月内获得批准，新大法官仅代表了少数民意。

布朗斯坦还说，共和党参议院中多数代表的选票也比参院中的民主党议员少1400万。

在2000年大选中，小布什也是凭借少数票当选。如果这次特朗普的大法官提名被通过，那么他和小布什提名的大法官将占美国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中的5位。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都是由少数票当选的总统任命的，所以，讨论美国社会是否真正走向保守，必须要抛开政治之争，放眼更广阔之地去洞察民意。

9月28日，据CNN报道，其民调显示，59%的受访者表示11月当选的总统才能提名大法官人选，只有41%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立即任命一名新法官。同一日，《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Siena College)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也说，56%的人认为，是新总统而非特朗普，才有资格认命大法官人选。

这种背景下，民意分裂，如果特朗普和共和党一意孤行，美国高院的权威性也可能会被消解。

200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右）和戈尔（左）的大选对决，经最高法院判决，小布什获胜。图片：法新社

相对的自由与保守

虽然对美国社会保守化的担忧随着巴雷特被提名而放大，但根据一些历史案列，美国大法官的自由和保守倾向是相对的。

例如，共和党人老布什提名的戴维·苏特，在大法官宝座上没几年，就成了铁杆自由派，并在2009年以“提前退休”确保了其继任者（自由派女将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由奥巴马提名通过。

又如，共和党籍的福特总统所提名的约翰·斯蒂文斯，早年是保守派，但在社会自由化的风潮下急剧左倾，成了自由派大法官的中流砥柱。

斯蒂文斯也不想让大法官任命党派化，于2010年以90高龄请辞（去年99岁才去世），给了奥巴马第二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奥巴马随后提名司法部副部长埃琳娜·卡根出任，使她成为美国第四位女性最高院大法官（金斯伯格是第二位）。

连小布什提名的，如今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以前也是保守资历过硬，但主持最高院工作后，在不少判决中站在自由派一边，成了新的“不稳定的一票”（之前长期是里根提名的安东尼·肯尼迪扮演“唯一的摇摆”）。

罗伯茨在保护移民不被驱逐、支持疫期禁大型教会集会、同性恋等表决中，都倒向了自由派。

最典型莫过于，今年6月，美大法官对雇主不得歧视LGBT群体的裁定，6票赞成票里，有2名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站到了4名自由派大法官一边。

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差？究其原因，是随着时代发现，一些进步议题，已经成了美国多数国民的共识。

就像雇主不得歧视LGBT群体案件之中，大法官最终判决词说，当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法律文本当然也需要重新解释。在1960年代，立法者和大部分民众也许并未考虑到LGBT群体，但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美国，人们对性别的认识早已不仅局限于“男性”和“女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图片：法新社

进步的保守主义？

另有观点称，美国立国两百多年，基本上是一个制衡的进步主义历程，一些所谓的保守主义，也是一种“进步的保守主义”。

自1969年以来，美国18位大法官中，有14位来自共和党总统，只有4位来自民主党。半个多世纪以来，其实是所谓的保守派法官，占据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主导地位。历史的看，所谓的保守派，也是推动社会的进步力量。

在11月总统大选后的那个星期，美国最高法院将对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合法性作出裁决，外界担忧，随着巴雷特的加入，人数占优的保守派法官极可能投票否决。接下来，还可能会对堕胎被确定为合法权利以及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判决产生影响。

应该明确的是，在美国的制度下，这些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律精英，无论政治立场是什么，他们首先是法官，是专业主义与制度主义者。

所以大法官因为自身的政治偏向，而对所有判决，进行翻转式的纠正，可能性不大，特别是在自由派的一些政策，明显获得广泛支持的情况下。

美国社会保守化的担忧随着巴雷特被提名而放大。图片：法新社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便在近年来无数的公开评论中，一再强调法官的公正性，力图让意识形态和党争远离司法，还经常把自己的保守价值观放在一边，以确保做出保护最高法院公正中立的裁决。

而两年前，巴雷特在担任上诉法院法官的听证会之时，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就认为，巴雷特虔诚的天主教背景令人担忧，因此反复就同性婚姻、堕胎等法律纷争与天主教信仰之间的冲突提出质疑。

巴雷特当即表态，说自己在法庭上，会忠实的遵循最高法院的判例，“作为法官，永远不应将个人信念强加于法律之上，无论是基于宗教信仰还是其它的任何理念。”

“自由只存在于束缚之中，没有堤岸，哪来江河？”这是金斯伯格的传世名言。这句话同样包含了一个辩证关系，在一个激荡的年代，保守和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金斯伯格的葬礼。图片：法新社

资料来源：纽约时报，BBC，国会山报，华盛顿邮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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