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对于大同来说，并不见的是件坏事儿

石敬瑭

后晋高祖沙陀人石敬瑭(936一924在位)为当儿皇帝将幽(今北京)云(今大同)等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这一事件，不仅是五代时的大事，而且对契丹的发展，对大同这一历史名城后来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对从后晋到北宋中原王朝的边防，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大同，五代时称为云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辽太宗耶律德光(927-947在位)早于后唐庄宗李存勖末年(925)时就“出寇云(今大同市)、朔(今朔州)之间，以后时进行侵扰，(见《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后唐明宗李嗣源(926-933在位)深以为患，于长庆三年(932)拜石敬瑭为河东(今太原)节度使总领大同(今大同一带)、彰国(今应县一带)、振武(今朔县一带),威塞(今张家口、宣化一带)等兵马，以抗击辽人入侵。

清泰三年(936),后唐末帝李从珂(934-936在位)疑石敬瑭拥兵自重，日后必反，使下令调石敬糖为天平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郓州，今东平县),石敬瑭决定发动叛乱，自己当皇帝。当时他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掌书记桑维翰提出北面乞求契丹支持的策略，于是石敬瑭上书耶律德光，称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且甘愿为臣，并主动许下割让以幽云为中心的十六州(十六州括今河北、山西北部及内蒙的一部分)。

西京.大同

早已对幽云十六州垂涎三尺的耶律德光大喜过望忙，于是年夏天出兵去解石敬瑭于晋阳(今太原)之围，阴历十一月在晋阳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年号为“天福”。石敬瑭感激涕零，履行诺言，正式拜耶律德光为父，自己做儿皇帝，同时也正式把燕云十六州割赠给契丹，并许下今后每年都要给契丹岁页三十万。月底，耶律德光派员去接收十六州，闰十一月初，耶律德光率军北归。下句，契丹已接收十五州，唯有接收云州时受阻。

原来，在契丹北归时，大同节度使沙彦珣被虏，云州军民不愿为异族统治，在云州判官(佐理一州政务的官)吴峦的领导下，关起城门拒敌，进行了气壮山河的反抗，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史书和大同志有着大同小异的记载：

《旧五代史》九十五云：“高祖（石敬瑭）建号，契丹之援太原也，彦珣(沙彦珣）据云中(今大同),二三顾望，及契丹还塞，彦珣出城迎谒，寻为所掳。”

《新五代史》卷二十九则说“晋高祖起太原(从太原起事),召契丹为援，契丹过云州，彦珣出城迎谒，为契丹所虏。”

《云中那志》依《旧五代史》“石敬瑭为晋帝，(契丹)以兵北归至云州，敬瑭令大同、彰国、振武三节度使迎见德光(耶律德光),皆留之不遣还。

西京.大同

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大同节度使沙彦珣被虏时间《旧五代史》《云中郡志》和《新五代史》不一样，前者说是在契丹军北归至云州时，后者则说是契丹解晋阳之围之前，到底哪一个更符合历史呢？、

《契丹国志》云：“石敬瑭见契丹帝，…帝(耶律德光)曰：始我谓唐必断雁门请路，伏兵险要，不可得进，使人视皆无之，是以长驱而深入(见《旧五代史考异》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也有以上记载：“德光曰：吾谓唐兵能守雁门而扼诸险要，则事未可知，今兵长趋深而无阻……,从以上文中可知：耶律德光初入唐境时，一直认为钻进了别人的口袋里，恰好见沿途驻军“二三顾望”方安下心来，使军队南进，故此，笔者以为他绝对不会像《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所说的那样，在解晋阳之围前就去捅沙彦珣这个“马蜂窝”,扣押沙氏的。

西京.大同

二是，按日期推算，契丹军北归至云州当最迟不过是年的十二月底《云中郡志》卷六则说，吴峦在天福二年(937)才为云州判官，按其前后文可得出契丹北归至云州当为天福二年(937),甚至还要往后推，笔者怀疑《云中郡志》契丹军北归至云州的时间有误。

第三，《云中郡志》吴峦在天福二年(937)为云州判官的时间也错了，笔者以为起码也当在天福元年(936)或更前一点的时间里，因为从情理上石敬瑭不可能在登基改元(936年阴历十一月)后的第二年(即使是年初)马上任命一个抗旨违命守城小小的判官的。

再一就是，当天福二年(937)六月底时，石敬瑭亲临云州提升吴峦为徐州(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时，亦不可能同时又命他为云州判官的，而在吴峦拒守云州这段日子里，石敬瑭更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去任命吴峦为云州判官而名正言顺地去组织、领导云州军民去反抗契丹接收云州的，况且，沙彦珣于天福元年(936)十二月初，契丹军北归一至，便出城迎接被俘，他也绝对不可能在第二年聘吴峦为云州判官的。

西京.大同

沙彦珣被契丹军扣留后，云州军民推节度判官吴峦主持州事，吴峦大义然地说：“岂有礼仪之人而臣于异姓乎！”人民群起响应，于是吴峦下令闭门拒守，不受石敬瑭的割地之命，耶律德光大怒，命其大将崔廷勋率兵将云州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攻城，兵卒多有死伤，契丹军急切不能攻下，城中粮草丰足，且多有水井。耶律德光既气又恨，又无可奈何，然石敬瑭可着慌了。

《旧五代史》卷二十九说：石敬瑭乃以书告契丹，使兵解去。《新五代史》卷九十五也说：高祖致书于契丹，乃解围而去，”二史的意思差不多，《辽史·太宗纪》则不同，说：“上(石敬瑭)亲征，至城下(云州城下)谕之，峦降。”

《新、旧五代史》没有说明石敬瑭亲临云州，但也没否认，只说给契丹主写了一信，要围困云州的兵马撤去，笔者猜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石敬瑭给契丹主写了一封书信，要他们先退兵，云州的事由他负责解决，于是契丹的军队退走了，石敬瑭亲自到云州城下，令吴峦开城受降。吴峦抹不开石敬瑭的面子，于是无奈出降，这样燕云十六州的最后一州-云州，终于也落入契丹人之手。

西京.大同

纵观云州割让这一事件，尽管石敬瑭“义峦所为”并提升吴峦为徐州节度使，但他割地称臣，甘当儿皇帝的所作所为千余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不齿，吴峦虽抹不开石敬瑭的面子而出城受降，但他主云州事时不肯居从异族的大节，常为后人所称道。

云州割让给契丹后，改变了中国古代自后晋以来一直到明大将常遇春于明洪武二年(1369)攻下大同前，这四百三十多年时间南北政权之间的对抗地形，这四百年内，大同一直为我国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从此，中原汉族政权在防御上失掉了有利的地势，河东方面，除了雁门关可算有险可守外，剩下的地界，北方少数民族的马足一跑，不到黄河，再也碰不到难以逾越的地形了。同时，云州由于其封建经济并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所以显然一下子成了契丹全境社会经济展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大同影响着契丹的“头下军州”向前发展，最人注目的就是，使“头下军州”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了，而到了辽重十三年(1044)云州成了辽的西京时，更起了辽西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作用，以致后来金王朝西京、元代的山西行政中心宣慰司，故而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对于大同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西京.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