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必争之地，美国拼命打压竟是惧怕它？

人类社会迄今已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而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技术革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量经济社会活动“被迫”向线上转移，线上数字经济迎来发展机遇。我们知道，数字经济作为打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钥匙，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数字强国，各自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比如，美国政府以“数据安全”为由发布相关行政禁令，不择手段地打压相关中国企业。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正加快向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领域渗透，这将如何影响第四次产业革命？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下，我国产业体系将遭遇哪些冲击与挑战？

疫情冲击下我国数字经济逆流而上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年）——加速腾飞 重塑增长》显示，2018年，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总规模超过30.2万亿美元，占GDP之比高达40.3%。其中，有38个国家数字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

同样地，进入21世纪，我国数字经济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如下图所示，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从2005年的26161亿元人民币扩大至2019年的358402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从14.2%提高至36.2%。

同时，该时期内数字经济规模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0.6%，大幅高于GDP的12.6%以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11.1%、14.8%。毫无疑问，数字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动力。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2005-2019年）

疫情虽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但对数字经济而言却是机遇显著大于危机。受疫情防控影响，人们生活进一步向线上转移。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04亿，较2019年6月新增网民4910万，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4.6%；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约为30.8小时，较2019年6月增加2.1小时。

除网络购物、网约车、网上订餐、在线旅游等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外，在线教育、线上会议、网络培训等业态迅速崛起。例如，截至2020年3月，在线教育用户高达4.23亿，占网民整体的比重达到46.8%。

各行各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成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作为数字经济的支柱性产业，2020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的同比增幅仍高达14.5%，与第二产业（-1.9%）、第三产业（-1.6%）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广东、浙江、江苏等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较高的省市，其地区经济在2020年第二季度都有明显的反弹。例如，2020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同比增长达到11.7%。

数字经济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系

所谓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

如下图所示，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

前者主要是指信息通信产业（ICT），主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

后者是指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产业数字化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是数字经济的绝对主体。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规模达到28.8万亿元人民币，占数字经济比重高达80.2%。

数字经济主要构成

继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迎来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其总体突破方向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且集中表现为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其中，人工智能是核心所在，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更是将其定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

由此可知，数字经济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紧密相关。第四次工业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突破，二是新兴技术在国民经济行业特别是制造业领域广泛应用。

前者直接催生了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而后者则推动了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两者分别构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换句话说，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设施设备、产品、内容等全面支撑，而数字经济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成果，是现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战场。

数字经济发展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经济持续下行的形势下，世界各国纷纷将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作为政策发力点。

我国从加快新基建、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支持技术创新、促进信息通信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着手布局，未来数字经济的规模和覆盖范围必将进一步拓展。就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而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是强有力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创造庞大的市场需求，激励更多市场主体投资和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对技术创新、设施设备更新、产品和服务升级的实际需求。

为了支持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我国加快布局新基建，且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未来将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基础性领域，形成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动力。

二是数字经济规模化发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应用场景。任何新兴技术的发展与成熟，都离不开应用场景的支持。

我国服务业领域数字经济领先发展，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迅速扩张。在规模化数字经济的支持下，我国数字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5G、信息处理、无人机等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位置。

正是依托于庞大用户市场开展技术和产品创新，抖音的海外版TikTok才能掀起全球短视频热潮，业务覆盖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美国的活跃用户数就超过1亿人。

三是数字经济发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创造了适宜条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特色，是组合式、融合式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协作创新和融合创新提供了便捷、高效、低成本的平台，并且使得新兴技术的转移和产业化商品化更加迅速，大幅缩短了技术发展的生命周期。

同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数据规模越来越庞大，这使得人脸识别、用户画像、算法等新兴技术以更快的速度迭代，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燃料”。

总之，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数字经济将推动和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样也是全球经济与科技的“兵家必争之地”。谁能抢占数字经济的高地，谁就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先拔头筹、赢得未来。

数字经济加快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数字经济具有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等典型特征，这将对经济和产业带来多重影响：

一是大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削弱基于成本的比较优势；

二是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的开放性和全球性；

三是提升平台和数据的价值，并强化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的马太效应。

相应地，数字经济发展将加快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调整进程，具体表现为两种并存且互相制约的产业组织发展趋势：

一是高度分散化。比较优势特别是资源禀赋和成本优势，是决定当前全球产业分工的关键因素。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将彻底变化。

例如，通过减少劳动力投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使用大幅缩小了中美两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全球产业分工模式将从产业链式分工向产业网络式分工转变，由此形成多层次、网络化、分散化的产业分工格局。

二是高度集中化。数字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数据要素的积累，这使得数字平台或平台企业成为决定市场竞争的关键。数字经济显现出“赢者通吃”的特征，甚至是“得平台者得天下”。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数字经济高度集中于拥有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阿里巴巴等七个超级平台的美国和中国。

中美两国占据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全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占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其中七大超级平台占据总市值的三分之二）。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全面提升，基于平台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极化趋势可能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将通过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对于我国产业体系而言，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同样突出。

一方面，疫情冲击之下，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将更加全面、深入地推进。例如，在各级政府加快推进新基建的推动下，以信息通信、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生活性服务业等为主的产业将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另一方面，我国现有产业体系的比较优势特别是成本优势加快丧失，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中低端产业将面临巨大冲击。虽然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但我国三次产业的数字化率（即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只有6.5%、17.2%、32.6%，显著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见下图所示）。

2018年，德国、英国、美国的产业数字化占GDP比重分别为54.0%、54.0%、52.8%，而我国的相应比重低于30%。在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消散、国际市场需求萎靡不振的情况下，我国各个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外部冲击。

2017年G20国家数字经济行业渗透情况比较

事实上，我国与美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各有千秋：

我国在数字经济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处于领先位置，而美国在互联网处理器等硬件、硬科技、硬实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这说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对外依赖性，也意味着存在非常突出的外部风险，美国打压华为、TikTok就是典型表现。

如果不能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机遇并率先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将遭受严重制约。

把握数字经济时代机遇

21世纪以来，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的世界各国加快布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围绕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已进入白热化。

依托于快速壮大的国内市场，我国已经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同样也异常突出。当前，我国必须奋发勇为，方可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弄潮儿、领军者。

政府层面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和中长期规划，引导社会各界有序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以数字政府建设和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为抓手，加快促进各行各业提升数字化水平；

三是以数字平台和工业互联网为依托，加大对科技创新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有效解决工业软件、核心技术、关键元器件等方面的“卡脖子”问题；

四是建立和完善适应于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加大对数据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积极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企业层面

一是积极引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提升生产、运营、管理、服务的数字化水平；

二是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广泛开展产学研用协作创新，积极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打造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三是依托工业互联网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协作，有效提升对数字经济时代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抵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