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有个德国同事来到中国。有个周末，我们带她去了银山塔林，进去之后在法华寺遗址那三座塔那看到有人拍电视剧，问管理人员得知是赵文卓演的霍元甲。没想到今年2020年这部电视剧播放了，第一集里就有霍元甲与王五在银山塔林比武的情节。那么今天就顺便说一下讲述这段历史的一本书——《北京法源寺》。
严格说，我不太喜欢这本书。我记得曾经看到李敖在哪里说过，他说五十年内和五百年间，中国写白话文的作家前三是李敖、李敖、李敖。我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写《北京法源寺》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之后的话，单看这本书，以我浅薄的见识，实在不能理解他的这本白话文历史小说怎么能排到前三去。
我以前在这个公众号的开篇时就说过，历史小说不能掺杂作者太多的私货。这本书就不幸被我归为“私货太多”的类型。也许是李敖的杂文写的太多，他的这本历史小说里用里面人物的口大段大段的表达李敖自己的政治理解，看上去就好像是在说教，而用历史人物的嘴说出现代人物的历史判断和看法，实在让人觉得跳跃。
鲁迅先生以写小说起家，之后全力创作杂文，因为他自己明白，在小说中掺杂太多的主观思想和评论，是写小说的大忌。李敖这里反其道行之，明明是个指点江山的杂文家，偏偏要试水历史小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败笔。
李敖曾说《北京法源寺》是他的历史小说系列之一，至于这个系列有没有之二之三，我没有看到，如果有的话，想必都是一样的风格，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以所有中国人都了解的“戊戌变法”为背景写小说，确实不太好下笔，所有的事件、人物、性格、命运，上至国家，下至小民，都已经被盖棺定论了，很难有所突破。似乎可以下笔的就是两条路，一是如《万历十五年》一样从几个片段推导全局，一是如《北京法源寺》一样表达作者自己的理解。遗憾的是，两种方式我都不太喜欢。
但是不得不承认李敖在历史细节上考据的精细。在这本书中，对历史人物、历史地点、法源寺的来历等，无不作了精确的描述。对一些情节，大至抽象的、横向处理的各个历史人物的遭遇、监狱的来历、皇帝、皇宫等的细节，小至斩首示众士大夫用的是裸车、市场口的丁字路上的槐树，都是经得起历史考究的，很佩服李敖在历史上的专业精神。
顺便再说一下“戊戌六君子”，和我们上中学时所学到的历史其实并不一样。
那六个人中，我们对谭嗣同比较熟悉，对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林旭这五位了解的就很少，都想当然的认为他们和谭嗣同一样，是心甘情愿为了变法而死，其实并不是这样。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戊戌六君子”的罪状，主要有以下三条：
1. 康有为党意图包围颐和园杀害老太后；
2. “六君子”和康有为党交往过密；
3. 杨锐等人在军机处蒙骗光绪。
这三条罪名的前两条都和康有为党有关，但除了谭嗣同外，其他五人和康有为党并没有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五位是被冤枉。
杨锐、刘光第对康有为党非常反感，康广仁、林旭二人也曾努力撇清与康有为党的关系。在他们被捕前，康有为全盘参与颐和园谋刺慈禧的阴谋，认为其未必能成功，于是提前逃走到天津。在实际的谋刺行动中，杨秀深代康有为呈递了部署“围园杀后”计划的奏折，但杨秀深本人未必知道内容。由于行事不密，计划被识破，谭嗣同等六人因为和康有为交往过深而被捕。
“六君子”被杀后，康有为在海外为了保住维新派的面子，以争取国际、国内之同情与支持，居然作伪证，掩盖“六君子”被杀真相。比如杨锐、刘光第两人本来对康有为极为不满，但在被杀后，康有为写了不少纪念文章，将他二人描绘成康有为的忠诚战友。杨锐本人完全不知道要杀老太后的计划，他对光绪说，是要调解太后和皇帝的关系。
正如《北京法源寺》一书中所写，所谓“戊戌六君子”，只有谭嗣同一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也愿意为之而死，希望通过流血唤醒国人。其他人，都是被康有为坑了。尤其是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被捕后大呼冤枉，在监狱中以头撞墙，失声痛哭。
而那一切的始作俑者，康有为逃到海外，做生意讨小老婆，还为了提高性能力移植过猩猩的睾丸。晚年康有为思想趋于保守，参加张勋复辟的闹剧。这样一个人，居然在历史书上和谭嗣同相提并论，真是没天理了。
最后说一下，法源寺始建于唐朝，是唐太宗下令祭奠北征高丽的将士的亡灵修建的，原名“悯忠寺”，现在在法源寺门外可以看到昔年悯忠寺的全局图。唐幽州城是辽国时“南京”燕京的前身，地点在今天北京城西南广安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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