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蒋介石对日“秘谈”真相（下）拒绝日德诱和，坚持抗战

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谈判”失败后。日本又多次试图拉拢蒋介石，并成功将汪拉下水。蒋介石虽抱对日和谈抱有“幻想”，但始终坚持收复失地；对日本也持不信任态度。随着欧战打响，美英苏中反法西斯阵营建立。蒋介石彻查拒绝对日“媾和”。

本章节将讲解，1938年9月-1945年期间；其他中日“秘谈”史料。

一. 史料来源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2018年版

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蒋介石日记》，《上星期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蒋氏夫妇与孔祥熙

二. 蒋介石震慑孔祥熙与日媾和

日本政府还建立了孔祥熙渠道，试图利用孔祥熙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媾和”；而孔祥熙也一再背着蒋介石对日谋和。1938年9月11日，蒋介石以空前严厉的口吻致电孔祥熙，勒令其停止所有对日“擅自谋和”活动：“贾某事（指孔亲信贾存德），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但是孔却不顾蒋劝告，仍秘密与日接触。

1939年9月，日方人士转告孔祥熙代表，汪精卫将于本年11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与中方重开谈判，企图在汪组府之前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日方答应，只要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日方将不支持汪精卫，甚至可以将汪杀掉。

1939年10月6日，孔祥熙觉得可以接受，遂致函蒋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谈判。此时蒋已准备派军统与日本假和谈；为避免真实意图暴露，同时震慑国民党内主和派，投日派。1939年10月9日，蒋介石以最后通喋的语气复函孔祥熙：“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 孔祥熙才中断与日“秘谈”。

中国同盟会元老，孙中山友人-萱野长知

三．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与杜石山线

在秘密谈判中，日本方面出面者大多系军部或政府人员，但是，也有个别谈判，其出面者系"民间人士"；如萱野长知与小川平吉。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小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

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1938年7月，萱野长知首次到港活动，其谈判对手为孔祥熙系统的贾存德与被孔派到香港的马伯援。同年10月初，萱野再次到港，近卫首相及头山满均派人到港协助，其谈判对手改为军统局在香港的工作人员郑东山。萱野向郑表示：1.目前形势甚迫，但日本政府及人民均不愿战，军部方面，仅少壮军人主战，高级将领则不尽然。如双方能开诚相见，仍不难觅取和平办法。2.宇垣外相去职后，萱野曾向近卫首相请示，和平谈判应否进行，嗣接近卫复电，声称方针不变，仍照前约进行，政府当负全责。谈话中，萱野并以近卫原电相示。和萱野同时来港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松本忠雄则称：萱野年高德重，中国各院院长均为其友辈，必须派能代表中央，并与彼有交谊之大员，如孔祥熙、张群、居正等前来谈判，且须军统局郑介民陪同。经郑东山解释，萱野同意由郑介民来港商谈。

抗日功臣，军统首脑-戴笠

1938年10月15日，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兹事关系重大，该员所请先派郑介民秘密赴港试与商谈一节，是否可行，理合转呈鉴核。"蒋介石没有批准郑介民赴港，戴笠遂决定由杜石山与日方联系。杜石山，亦作杜石珊，广东兴宁人；早年留学日本，为士官生，娶一日女为妾。民国初年曾出任统领，后长期隐退香港。抗战爆发后经曾政忠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杜石山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由戴笠领导，目的在收集情报，因此，与日方交谈中的许多言词均虚假不实。但是，戴笠曾多次书面向蒋介石汇报，因此，我们可以从留存档案中窥知谈判的真实情况。中日“秘谈”也进入军统主导阶段。

据萱野向杜石山称，近卫首相曾屡次致电萱野催促，萱野则仍坚持要求郑介民迅速到港。他说："中日事件，如久延不决，于日本固有重大祸害，而中国之不利，则尤甚于日本。""现日本当局，灼见及此，深愿和平解决。其整个决策，为积极求和，不得则继续军事行动，并从事第二伪中央政府之产生。中国似应趁机派员来港接洽，以无条件、无理由之和平解决。"其后，萱野又直接打电话给杜石山，声称拟与郑介民先生进行之事，已与近卫首相、头山满、宇垣大将、有田外相、荒木大将等疏通妥当，近卫并已奏准天皇，定期停战，请迅速督促郑介民来港晤商。12月9日，戴笠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蒋仍无批示。1939年1月6日，萱野回日活动。

蒋介石不能长期不理萱野长知这样和中国革命有过密切关系的日本友人。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杜石山称："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杜石山收到此电后，即电邀萱野返港。

日本特务头子，黑恶大佬-头山满

1939年3月10日，萱野返港，告诉杜石山，他回日后遍访朝野要人，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有田外相都了解蒋的"伟大"，头山满准备亲自来华与蒋会晤。中日之间应当"平等言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和平的基本原则为：甲、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和平宣言；乙、由中日两国政府各派遣大员会议于约定地点，议明逐步退兵、接防之日期。丙、至于防共与经济提携问题，重在实事求是，以便互相遵守，而奠中日共存共荣之大计。12日，萱野提出，双方政府代表可在军舰上见面。3月16日，宋美龄到港指导谈判。17日，萱野、柳云龙、杜石山商讨条件，最初为九条，后经修改，定为七条：1.平等互让。2.领土（完整）主权（独立）。3.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4.撤兵。5.防共协定。6.经济提携。7.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关于满洲，另议协定。宋美龄对第七条有意见，批评说："此种条件，何能提出于国防会议耶！如能办到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当时时记住。蒋先生可以提出国防会议者，即可成功。"18日，杜石山等将七条电告蒋介石。杜在电文中劝蒋在汪精卫"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作出决定。19日，蒋复电命继续进行，同时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删。"关于"防共协定"，宋美龄及蒋介石都表示，可以密约办理。

1939年3月29日，小川平吉到港参加谈判，行前致函萱野，说明此行得到首相平沼、外相有田、陆相板垣及近卫、头山满等人支持，受命来华情况，要求蒋介石派遣"有权威之代表"到港谈判。小川到港后，命萱野转交杜石山亲笔函一件，内称，日本政府尚未确认蒋介石有和平诚意，"最良之方法则为代表的要人之派遣"，又称，日本要求国民政府改组，而国民政府认为不可能，他本人有一打破僵局的方案，但该案"内容极微妙，而须秘密，非亲见蒋委员长或其心腹的要人不能尽其委曲"。4月初，戴笠到港，向军统局在港人员指示："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使于短期内成立。"同月2日，戴笠致电蒋介石云：中央于此次小川来港之机会，可否密派一绝对可靠而与小川认识，且在现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员来港，与小川晤谈，藉以刺探对和平之真实态度。如此事钧座认为绝不可行，则生处可设法令杜石珊置之不理。是否如何，谨乞鉴核示遵。

4月3日，杜石山也电蒋催促。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出现对战和问题的思考。

4日日记云："吾人必须苦撑一年，必待倭寇筋疲力尽，方得有和可言，此时决非其时也。"

5日日记云："如有以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声明为和平根据者，即为卖国之汉奸。"

6日日记云："敌求和之急与其对俄屈服之情状，可知其图穷匕见，应付之方应特别审慎。""对敌宣传：甲、须由倭王下令撤兵；乙、恢复七七前原状后谈判。丙、取消东亚新秩序声明；丁、太平洋会议。"

4月8日日记云："对记者发表，在东亚新秩序声明之下，绝无和平之可言。

4月14日日记云："倭派小川探和，以平等互让、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点为原则，而不言行政完整，可笑。"

以上日记足证，蒋介石当时并无与日方议和的想法。不过，这时候，蒋尚未决定如何对待小川。4月9日日记云："对敌探小川应否回复？"10日日记云："对小川策略应速定。"

可见，这时候，蒋尚在研究思考中。

蒋介石在日本高田野炮兵第19联队见习照片

小川在向蒋发出第一函后，又于1939年4月10日再次致函蒋介石，声称"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幸有以教之"。13日，蒋介石复电称："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致意也。"马伯援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总干事，虽是日本通，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从未担任过重要职务，顺便委托这样一个时在香港的"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与小川周旋，说明蒋意在敷衍。

对与马伯援接谈，小川尚未来得及表态，马即于1939年4月14日突然去世。21日，萱野、小川二人与杜石山见面，严厉批评杜向蒋报告不够详尽，声称马即使不死，也非讨论"秘密大计"之人，如居正（辛亥革命元勋。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孔祥熙不能来港，则应与蒋先生直接晤谈。萱野、小川称：与中国方面约定大计之后，即可赶程归东，报请政府，恳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藉天皇之谕旨，压服一般军人。现在王克敏、陈中孚、温宗尧、吴佩孚、汪精卫等均与日方已有联系，力量不弱，如不从速约定，乘机解决，则在王、汪等人的谋划根深蒂固之后，吾人虽欲爱护国民党，亦恐难以为力。二人不无情绪地埋怨说："待命日久，仍无消息，似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此应请蒋先生乾纲立断，速下决心。想多年相知，必不致难为老朽也。"同时，日方则积极宣扬，如在5月10日前不能得到和议的复函，即在江汉地区成立伪组织。

军统人员面对萱野与小川这两个自称与蒋"多年相知"的"老朽"，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转报蒋介石，声称"小川翁既以垂暮之年，奉命前来，其诚意可嘉，其爱我尤切"，要求蒋指示马伯援去世之后的继任人选及应付小川等人的办法。1939年4月24日，蒋在日记中明确写道："拒绝小川等之求和。"5月11日，蒋介石制订"和平前提三原则"，其内容为：甲、以九国公约为依据。乙、以英、美、苏、法共同调解下，尤须以英、美二国为保证，恢复和平。丙、必先恢复七七战争之前状况后再谈和平条件。15日，蒋介石继续研究欧洲局势，认为如国际民主阵线胜利，则中国亦可获最后胜利，"故我国之决胜时期，仍取决于国际战争之结局，而抗战到底，不与倭敌中途妥协，是为独一无二之主旨"。这就说明，蒋在思想上再次坚定了抗战路线。这以后，国民党人员虽仍和小川等继续接触，但属于虚应了事。

1939年5月11日，小川通过杜石山再次致函蒋介石，叙述自己多次"援助"中国，卢沟桥事变后与近卫首相商量收拾时局办法，以及与头山满组织主和团体等经过，要求蒋介石"当此难关，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函称："如蒙幸领鄙意，愿派遣要员来港商议，倘足下以仆之赴渝为便，仆应偕萱挺身赴渝，面聆大教。若不然者，则仆即去港归国，一任局面如何恶化。"16日，重庆方面派专机取走该函。21日，蒋介石指示："杜石山绝不准与小川来往"，同时命将小川原函退回。27日，杜石山遵命办理。其情况，据戴笠报告：萱野除叹息外，默不一言，小川则莞尔而笑，并调侃说："仆此行，诚不出板垣将军之所料矣。"他告诉杜石山：板垣认为，蒋先生自西安事变后，受共产党之计，实行抗日政策，日本虽欲和，而蒋先生不能和，因此不希望自己以老耄之年，徒劳往返，自己曾十二次提出意见书，才得到板垣批准，现在"所提条件，不蒙明察，辜负余心，是板垣将军诚有先见之明。乌呼，岂非天乎！"二人决定于6月2日离港。

萱野、小川都是曾对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人，背后又有头山满及日本政要支持，因此，蒋一度对谈判有兴趣，宋美龄到香港指导即是明证。蒋介石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下令中止谈判，其原因在于欧战爆发，蒋介石由此看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和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积极调整国际战略。1939年4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必使欧洲战局扩大至远东，且使包括全球，如此，则英在远东势力勿使为倭或俄乘欧战之机，取得渔利。"同时，他也看到了日本经济能力的严重不足。自记云："余已催英与俄速订军事同盟，使俄、倭对欧战不能旁观坐大，而倭连日五相会议，对欧外交政策举棋不定，然其最后必实行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以其军阀之嚣张，如倭王不准，则有革命之可能也。至其对我国，一面恫吓，一面求和，犹想从中取巧，未知其经济尚有支撑二年之力否？此次小川等求和，余拒绝之宜矣！"

萱野、小川在香港除与杜石山等谈判外，还曾于1939年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张季鸾答称：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共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苏诸朋友，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中共，张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战后之中国完全根据三民主义及法律处理一切，即凡不违法之人与事，皆可承认。"对张季鸾所言，小川不能反驳，只能苦笑。

小川决定离港后，于1939年5月27日约曾任驻日领事的罗集谊谈话，表示愿在行前与张季鸾一晤，张拒绝不见。5月30日，张季鸾致函蒋介石称："小川个人未必无诚，但在敌方并无正式好的表示以前，政府断不可派人来谈。炽虽在局外，亦当拒不与见。"不过，重庆方面并未对小川等采取决绝态度，双方始终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直到1941年6月。

著名新闻家，政论家-张季鸾

四．蒋介石彻底决绝：和知鹰二与张季鸾香港谈判夭折

张季鸾是报人，但是从1938年1月起，张季鸾即受蒋介石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蒋的高级智囊。

1940年7月2日，蒋介石收到张季鸾的报告，当日日记提醒自己注意研究"敌阀求和之诚伪"。几天后，蒋复函张季鸾，指示谈判机宜，日记云："敌方间接求和之心虽切，然其方法与政策，仍毫无变更。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甲、谈政策，不谈条件。乙、谈情感与利害而不谈权利、得失；丙、对于中国人心之得失，应令特别注意苏俄对华之宣言（放弃在华特权）；丁、放弃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戊、汉口租界提前取消。己、内河航权应取消。庚、青岛与海南岛完全交还。辛、热河先行交还。壬、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癸、天津与上海租界定期交还。子、保障问题。丑、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

前文已述，日军自山海关至北平的驻兵权，为清末《庚子条约》所规定，1938年萧振瀛与和知鹰二谈判时，蒋曾同意保留。但是，这里蒋却明确要求日方放弃。此事表现出，在与日方谈判中，蒋开始转向强硬。此后，蒋介石在与张季鸾会面时又不断指示，其7月19日日记云："季鸾来谈，敌阀野心如昔，毫未改变。"25日，张季鸾再来，谈东北问题以及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事。蒋日记云："敌在华之工厂与营业，各项商民之处置，敌非万不得已，决不愿撤退也。"显然，这是蒋与张讨论中的议题。

日本特务-和知鹰二

1938年10月，和知与萧振瀛的谈判因蒋的刹车停止后，和知继续寻找和重庆方面联系的线索。1940年8月，和知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其内容无异乞降，此为从来所未有"，蒋介石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他与张季鸾讨论，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形势，谋求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但是，他很快就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越幼稚毒劣，应即切戒严防之"。13日，蒋介石发表《"八一三"三周年纪念告沦陷区民众书》，盛赞淞沪之战中国军民的英勇表现，中云：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伟大的历史，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有至大至刚的民族正气；我们在沦陷区的同胞们，要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版图，决不会放弃寸地尺土的，要知道敌人有必然失败的道理，更要知道我们前方后方的军民，都在加紧努力来迎接这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将这篇文告的发表看成是对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对自己的警策。日记云："余于八一三纪念日告民众书，仍以光明正大态度痛斥敌军之凶暴，激发同胞敌忾之精神，发挥殆尽，此为对敌当头一棒，冀其有所觉悟，勿敢轻来尝试也。自后对余之认识或能更进一步乎？否则，不仅不能使之醒悟，而且反中其软化利诱之计，更不可为计矣！这段日记表明，蒋已经意识到，自己既要抵挡日本的军事进攻，又要谨防日本的"和平"诱惑。

张群（时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概每个月都会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条求和消息。为了确定谈判"底牌"，蒋介石命张群等人开始起草一份文件，参加者有张季鸾、陈布雷等人。至8月下旬，文件定稿，题称《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该文包括《建国原则》、《对敌策略》、《平和条件》等内容，其《对敌策略》总原则为：保卫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作战媾和之实际策略以度德量力为依归。下分五条：

1．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神圣不可侵，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自由之确保，为国家民族存亡、主奴所关，故必须牺牲一切，长期抗战，以求其贯彻。

2．利于长期抗战，而不利于迅速反攻，此量力之义也……确保长期抗战之实力，巩固全民族救亡自卫之精神，由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疲困敌人，逐渐减少其"力"的方面之优势，而增加其"德"的方面之弱点，以期敌我间之形势逐渐于我有利，以终达作战目的之成功。

3．不论时间如何长久，环境如何困难，必须贯彻成功，不容中途自馁。惟作战为现实的问题，必须自定最大限与最小限之成功条件，衡量彼我，根据事实以为运用。

4．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要求。

5．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 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

以上五条，其最重要之点在于将抗战成功分为"最大限"和"最小限"两种。必须在保证"最小限"，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时才能开始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关于《平和条件》，《纲领》分《理论原则》与《具体条件》两方面。其《理论原则》规定：1.日本必须真实承认中国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2.此次议和之后，期成立平等互尊之新关系。3.日本须放弃过去战前及战时对华不友善之政策及宣传。4.除东北悬案另作专案解决外，其余一切有损中国主权之事实，皆须彻底纠正。

《纲领》中有一部分为《坚持之件》，共8条，其中关系重大者为1－4条及第7条。

1．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应限期完全撤退。河北及华北部队，应撤离河北及察哈尔省境以外。

2．凡所占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与沿海及海上各岛屿，应完全定期交还。

3．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销，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与契约，一概不能承认，并不能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上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

4．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

7．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须于和约发表时，同时自动声明且有定期之实行。

在上述各条旁，有注称："8月31日张携港之件"，可见，这份文件是为张季鸾赴香港谈判准备的。

蒋介石头号智囊-陈布雷

1940年8月25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日记云："和战要点：一、打破敌国侵略灭华政策；二、消灭敌人优越奴华心理；三、恢复中国独立自由地位。和战方针：甲、以基本条件为标准；乙、以不失时机为要旨；丙、国际期待为下策。"26日日记再云："一、我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二、我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议决裂。三、敌人有求于我，国际上、地理上、经济上、军事上，皆非我合作不可。四、敌有惧于我。甲、领袖权威。乙、革命精神。丙、三民主义。"29日，再次与张季鸾、陈布雷会晤，拟定"最低限度"条件，指示交涉时，应持坚决态度，"对条件不可迁就"。31日，张季鸾飞港。但是，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改变主意，日记云："敌寇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如何而望其彻悟与和平？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轻易言和？"9月1日，蒋介石命陈布雷起草致张季鸾函，有所指示。陈因当日没有飞港班机，改发短电。陈电今已无从考证，但9月2日张季鸾复函云："在未得尊电前，即决定不与和某见面。"可见，陈电内容为，要张不与和知会晤。7日，蒋介石干脆命陈布雷致函张季鸾，要他从香港回来。

张季鸾1940年8月31日抵港后，即得悉"桐工作"的有关情况，感到日方"愚昧凌乱"，"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此前，和知曾告诉张季鸾，日本政府将收回军方的对华谈判权，另作准备，又托人带话，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员，其他无大问题。9月1日，张季鸾召见和知的助手何以之，要何转告和知：1.日本政府如准备自办对华交涉，"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劝彼亦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2."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此后，张季鸾即利用和知，以"桐工作"中的问题反对板垣，制造日本内部矛盾，同时则抬高身价，拒不与和知见面。9月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弟意非和氏有东京敌总部之新意见，决不与之见面。"次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张季鸾命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诚意，见我何用！"

尽管张季鸾拒绝与和知见面，但是，他内心还是希望继续维持与日方的秘密谈判的。1940年9月17日，何以之面见张季鸾，告以和知来电称：已于9月10日在福冈会见东京要员，偕飞南京，与板垣协商，决定以和知、板垣为核心，办理对华交涉，将再飞东京，取得正式委托，然后南来。同日，张致函陈布雷，要求代为向蒋请示，"是否在港逗留一见"？17日，蒋指示可"在港静候"。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失去耐心。20日日记云："和知求和迁延之原因，其必待敌军侵越时来见有所要胁。"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对张季鸾等"无方而好事"的批评。同日，陈布雷即致函张季鸾，要他结束在港工作，立即回渝。不过，张季鸾仍然有自己的想法。日本方面一直宣传愿与中国政府谋和，他要"试验"其真伪。23日，张季鸾致陈布雷函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汉奸当然取消，二也。"可以看出，张季鸾与陈布雷的"微有不同"在于，张相信日本可能有"若干诚意"；而陈相反。显然，陈的态度反映蒋的观点。

1940年9月24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遵嘱结束在港工作。25日，张季鸾与何以之"最后晤面"，告以一两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许可和知通信一次，本人亦当"拚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谈话中，张季鸾并按照陈布雷来函指示，通知日方，如欲讲和，须有与中国建立平等"新国交"的决心，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要求万不可向中方提出，本人也不能转达。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承认蒋介石比自己高明："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10月4日，张季鸾回到重庆，其精心准备的与和知的谈判计划终于成为废案。

蒋介石与汪精卫

五．蒋介石假“媾和”，拖垮汪精卫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不顾蒋介石多次劝阻。自重庆秘密出走，飞赴昆明。不久，在云南省主席龙云帮助下转道河内；并计划赴上海，与日本谋和。对此，蒋介石措手不及：“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汪精卫在河内

1.蒋挽回及刺汪失败，彻底孤立汪伪集团

蒋立即派出多名特使，劝说汪精卫回国。但是汪不为所动，最终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蒋介石知其已决心叛国；立即开除其党籍；并向戴笠下令，清除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军统奉命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曾仲鸣。这次刺杀失败后，加快了汪的投日步伐。

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

不过令汪精卫意外的是，之前国民党内部的主和派及各地方亲日势力；竟无一人响应。相反张发奎、薛岳、白崇禧等首先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汪的卖国叛党行为。同时，蒋介石为避免滇系首领龙云随汪投敌，多次派遣曾与汪精卫合作过的唐生智赴云南；警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且战时“忠奸不两立”。最终说服龙云发表谈话，声明“拥护抗战到底，指斥和议”；汪精卫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1939年4月，汪精卫投鼠忌器。赴上海与日本代表就建立伪政权的问题进行谈判。6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汪精卫“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对汪严缉法办。

军统特工-曾政忠

2.军统“桐工作”

汪精卫急于建立伪政权，而日本政府却仍然希望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媾和”。蒋介石与军统戴笠决定假借日本主动发起的和谈机会，拖延汪伪政权的成立，并使日本迟迟不肯在外交上承认汪伪政权；同时刺探日本情报，左右侵华日军行动，减轻日本对重庆的轰炸。

1939年11月底，在蒋介石，宋美龄支持下；戴笠按排军统香港站特工曾政忠，假扮宋子良（宋子文之弟）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商谈“和平条件”，日军战史称“桐工作”（国产电视剧《长沙保卫战》，首次公开此段历史）。军统当时的目的是刺探日方情报，阻止汪精卫政权成立。谈判开始于1940年3月7日，历时4天，然后曾政忠回重庆报告，约定1周内带回蒋介石的答复。

1940年3月26日是汪伪政权原定的成立日，但日本为等重庆回复，通知周佛海：铃木等人与假“宋子良”曾政忠的谈判，“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二十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张组府延至4月15日”。经周佛海力争，日方答应组府时间最迟不超过3月31日。日方最终没有收到重庆的答复。3月30日，在“还都”名义下，伪国民政府建立。

伪政权建立后，汪精卫等人期望立即获得日本的承认。但鉴于汪精卫自身实力有限，日方仍寄希望于实现“蒋、汪合作”，再推动“和平”，“桐工作”并未就此终止。军统伪造委任状、蒋介石亲笔文件等，继续与日方假意谈判，要求“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或叫汪出国,或叫汪引退”。一直到1940年9月，日方才宣告“桐计划”失败。对于戴笠、曾政忠的工作，蒋介石大为满意，称赞说:“你们在香港办的事很好。”

江浙财团骨干，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

3.军统“钱永铭”工作

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松冈对军部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所做的"诱和"工作不满，决定收归外务省掌握和领导。他将这一工作委托给自己的门生西义显和松本重治等人。西义显将希望寄托在交通银行董事长家钱永铭身上。钱是江浙财团的重要成员，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一度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松冈对钱永铭这一人选很满意，夸口说很快就会成功。当时，日军计划南进，从英国和荷兰手上夺取东南亚，急于和重庆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以便拔出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足。

同年8月，西义显到香港访问正寄寓在那里的钱永铭，动员他投入对重庆的"和平工作"。钱提出：如果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的状态，日军能够全面撤兵，或许能同重庆方面进行谈判。他表示，自己可以负责促成宁渝合作，但须请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出面与日方接洽。据西义显回忆，钱当时提出三项条件：1.重庆、南京两政府合并，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统一政府。2.日本政府以中国的新统一政府为谈判对象，从中国全面撤退为推行日华战争所派遣的全部兵力。3.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缔结防守同盟。9月18日，西义显偕钱永铭的代表张竞立等到东京访问松冈洋右外相。10月，松冈签字同意钱永铭提出的条件。不过，后来松冈实际向重庆提出的是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太田一郎所拟六条：1.承认"满洲国"（必要时以秘密文书约定）。2.共同防共。3.撤兵。4.经济提携（作若干让步）。5.治安驻兵（长安三角地带不驻兵）。6.不要求蒋介石下台。

时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

松冈洋右除委托西义显外，又亲自致函时在上海,与钱永铭、周作民关系深厚的船津辰一郎，拜托他协助进行。船津曾任日本驻天津、上海、奉天总领事，有和国民党人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1940年10月17日，西义显携带松冈的亲函访问船津。同日，船津访问周作民，说明本人应松冈要求，将去香港活动，周表示恢复两国间的和平也为本人所希望。10月19日，松本重治会见周佛海，面交日方所拟"和平"条件，托周作民转交钱永铭。周佛海的印象是："与在京所谈判者大致相同，惟完成撤兵由二年减为一年，蒙疆及特定地点驻兵，虽形式略异，实质完全相同。"21日，船津与周作民同船赴港。在港期间，周作民与钱永铭以日方提出的方案为核心，草拟报告与意见书，托因事来港的金城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带回重庆。

1940年11月7日，蒋介石研究钱永铭、周作民转来的"和平"条件，大为不满，日记云："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不过，当时蒋介石正在向美、英两方提出"合作方案"，建立同盟，尚未得到答复，日本方面又准备在11月30日承认汪伪南京国民政府，这使蒋介石感到忧虑。他担心德国、意大利会跟踵承认，担心正在和德国拉关系的苏联会对华冷淡，也担心国内民心、军心的动摇。17日日记云："英美未与我确实合作以前，对倭不使其承认汪伪为宜，此亟应设法运用者也。"18日，蒋决定派张季鸾赴香港，日记云："派季鸾赴港，作钱、周之答。"

松冈洋右除利用钱永铭等与重庆谈判外，又通过德国出面（德国曾欲拉中国加入协约国，遭到蒋拒绝；蒋抵住了国内主和，亲德派压力。），对重庆政府施加压力。1940年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近闻日自新内阁成立后，亟图解决中日问题，已拟于近日内承认南京政府。日如实现，义（意）、德因与同盟关系，亦必随之，他国或尚有继起者。此于中国抗战，或益加困难……倘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达蒋委员长及贵政府加以考虑，以免误此最后时机。"

1940年11月14日，蒋介石接到陈介来电，认为这是"倭求和进一步之表示"，于18、19两日分别接见英、美驻华大使，告以陈介来电情况，说明日本承认汪伪之举，将动摇中国民众抗战信心，进而影响中国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与军事问题。21日，蒋介石电复陈介："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若日方以承认伪组织为词，使我与其议和，则彼既无恢复和平之诚意，我方亦决不以此有所措意也。"这通电文，表面上致陈介，实际上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同日，日方宣称，重庆方面如不在12月1日之前与日方言和，将承认汪政权。蒋介石不受威胁，日记云："此种宣传，只有增加我对英美合作提议之效。盖倭寇宣传，以此为恫吓吾人之计，实拙劣无比也。"24日，蒋介石得到苏联通知，继续援助中国武器，感到宽慰（苏联直到1941年4月，苏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才停止援助）。26日日记云："如何能使俄与英美合作，此为今日唯一之要务也。"这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当时所孜孜以求的是与俄、美、英等国结成抗日联盟，与日本谈判不过是为了阻挠其承认汪伪政权，并非根本之计。27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声称已与日方完成"调整国交条约"，与"友邦"内定，只须"恢复和平，确立治安，则撤兵期限，仍践前诺，无所改变"，要求重庆方面"立下决定，宣布停战"。28日，蒋介石得知有此电文，在日记中斥以"为敌寇作伥"。

张季鸾到达香港后，即向钱永铭提出：国民政府对于日方诚意仍有怀疑，因为日方宣称，如重庆方面在一定期间内没有肯定答复，就要承认南京政府。对于此类威胁，国民政府"非常不满"。张向日方提出两项条件：1.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2.无条件全面撤兵。张称：倘若日本政府答应履行上述条件，中国政府准备同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11月23日，在松冈外相的力促下，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接受张季鸾提出的条件，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来日，日本政府将延期承认汪精卫政府。其后，钱永铭即将有关情况电告重庆，并请杜月笙携带详函飞渝，要求指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为首席正式代表。27日，重庆拟派许世英赴港。至此，谈判似乎颇有进展，但第二天就发生变化。

日本前首相-阿部信行

日本内部的拥汪势力一直很顽强。1940年11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由于受到军方和日本派驻南京的阿部信行特使的压力（前日本首相），决定按原定日期承认汪伪政府。同日深夜，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得到东京电告，力谋挽救已成局面，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他立即要求钱永铭电告重庆，必须迅速同意日本的"和平原则"，任命正式谈判代表。同日夜，蒋介石接到钱永铭来电，得知日方变卦，非常愤怒，日记云："观察敌倭与钱新之所谈及其态度，仍以威胁为主。其松冈外长尤为荒唐。无论文武人员皆不可理，若一交手，即以卑污恶劣狰狞之形态毕露。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焉能不败哉。"他决定通知钱永铭，对日"决绝不理"。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的第一反映是"东亚战争不知延长到何时方能结束"，第二反映是："我促英、美、俄更进一步之表示与助我，此其时乎！"同日，松冈洋右致电钱永铭，表示愿继续与重庆议和。12月1日，钱永铭和张季鸾分别将有关情况转报陈布雷，陈的强烈感觉是："敌之狼狈失态，可谓无所不至。""松冈之可笑，洵无以复加也。"12月3日，蒋介石读到陈布雷摘录的钱、张报告，愤怒地在日记中对松冈写下了"仍想继续欺诈，恶劣极矣"的考语。

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使蒋介石忧心忡忡。1940年12月1日，蒋与其宣传干部研究"如何能安定民心"，夜不能寐，自称当夜只熟睡了三个小时。次日，他在"国父纪念周"上报告，说明这是近卫内阁的"自杀"行为，自感"颇费心力"。其实，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对当时的政局、战局并无多大影响，蒋介石过于紧张了。

不过中国方面对“桐工作”与“钱永铭工作”的成功利用，使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拖延了8个月之久。就在日本承认汪伪的同一天，美国方面即发表声明，只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给予1亿美元贷款；这意味着国际局势开始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另外，“桐工作”“钱永铭工作”也减轻了日本空军对重庆等地轰炸；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侵华日军的行动。国产电视剧《长沙保卫战》虽有改编，但基本尊重历史事实。

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祖

六．日本穷途末路：黑木清行自投罗网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祖、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芃生讯问。如果不能利用为反间，则应拘留，不许释放。"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

七.历史公论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而蒋介石则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1）抗战初期，日军占据绝对优势；攻势如潮，最早的是著名的“陶德曼调停”，当时日本占据绝对优势；迅速攻陷平津，上海；又兵临首都南京。其谈判条件无异于亡国；蒋介石坚决拒绝。

2）随着日本“三个月亡华”化为泡影，战势不断扩大；日军战线越拉越长。战至1938年，日军已相当吃力；故建立萧振瀛与和知鹰二线。日方谈判条件上较“陶德曼调停”作出重大让步，并得到日本天皇及高层批准；承诺退兵至七七事变状态。

蒋介石为尽早结束战事，收复失地目的。一度积极推动，并谋划日军退兵后；收复东北，联日反共。这充分显示了蒋介石作为政治家，务实的一面；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国民党利益。但由于台儿庄大捷后，国军接连在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失利。日军态度拖延，蒋对日方诚意产生怀疑；再加上日本内部联合汪精卫主和派重重阻挠。蒋介石遂中断谈判。

3）武汉会战后，日军虽取得胜利；但伤亡达15万左右。更重要的是战事一再扩大，战线越拉越长，兵员严重不足；而日本国内战略资源，经济已陷入崩溃边缘。日本政府遂加强对国民政府的“媾和”，并放下了姿态；谈判条件也进一步降低。但此时，蒋介石虽对日“和谈”仍抱有幻想，但已失去了信任；采取谈谈看的态度，很快就中止谈判。

4）1939年，蒋介石在苏联支持下。国共两党联手发起四次全国性大反攻，特别是冬季攻势。仅国军就先后投入57万余人，毙伤日寇2万余人；侵华日军彻底陷入困境。

日本政府全面“诱和”蒋介石政府，谈判条件逐步降低。但不久，欧战打响；美英苏反法西斯联盟形成。蒋介石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途径和希望，因此毅然采取决绝态度！至抗战结束期间，蒋介石还命令戴笠利用“钱永铭工作”“桐工作”，成功拖延日本政府承认汪伪政权8个多月之久。减轻了日本空军对重庆等地轰炸；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侵华日军的行动。

5）之后，蒋介石始终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拒绝日本，德国多次拉拢；最终赢得了抗战胜利。并在二战结束前就促使美英废除在华一切不平等条件。二战结束后，中国得以位列联合国五常；并惠泽于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