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东亚海洋贸易的重要港口，“海丝”航路上的越南会安

文/李庆新

越南濒临南中国海，狭长的国土因山脉分隔形成地理区域阻隔；水量丰沛的河流多呈东西走向，独立流入南海，河口地区形成许多优良的深水海港。中部沿海地区为热带海洋性气候，每年从北方刮来的秋季季风和从东南刮来的春季季风交替掠过这一海域，为过往商旅季节性商贸活动提供航运动力，沿海港口成为规模不等的物资补给点、商品集散和海运中转港。宋元时期的宾童龙，明代的占城，都是东亚海域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区域。

会安（Hoi An）位于越南中部距岘港30公里处海边，是越南著名的华埠。

历史上中部地区是占婆（Champa）人的故乡，是古占城国疆域，所以古时越人以占洞或占地（dat Chiem）称其地，后来欧洲传教士沿袭其名。16世纪初叶，安南进入分裂割据的“南北朝”（1527-1592）和郑阮对峙（1533-1788）时期，控制顺化-广南地区的南方阮氏政权，日本人、西方人称之为“广南国”（Quinam）、“交趾”或“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为与北方郑氏政权争雄，广南阮氏坚定推行“南进”政策，不断侵吞占城领土，同时招引外国商船到广南港口贸易，以收商利，“一以备军需，一以供国用”。位于秋盆河（the Thu Bon River）即柴江入海口的会安（Hoi－an，Faifo），凭靠优越的濒海河口地理环境与区位优势，迅速兴起成为广南国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正如荷兰东印度总督柯恩（Jan Pieterszoon Coen）1617年12月18日在向公司本部递交的政务报告说，“广南（Quinam）作为交趾支那之一地，具有极为良好的港湾及停泊地，每年支那人在该地同日本人进行贸易。”

会安与东亚各国贸易

越南与华南地区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经济交往源远流长，联系极为密切。会安自开埠就是中国商人与中南半岛贸易的基地和跳板。清朝初年，中国实施海禁，但并未断绝与越南的贸易往来，会安是中国商船常到之地，中国商人在会安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西方文献记载，“中国船东经营着10-12条中国商船，每年都从日本、广东、暹罗、柬埔寨、马尼拉和巴达维亚驶抵这里。”1761-1770年，有27-37艘帆船经常从广州港往返东南亚各港，其中交趾支那次数最多，有34次。

从洪武初年开始，日本倭寇的长期活动迫使明朝实施严厉海禁，禁止日本商人进入中国，也禁止中国商人前往日本经商，使得会安成为中日民间交往与走私的一个中转港。16世纪末至1740年代，日本实施“朱印船”制度，日本“朱印船”前往贸易的地区有中国包括（澳门、台湾）、暹罗、广南（交趾）、吕宋、柬埔寨，东京（河内）、太泥（北大年）等。除个别年份外，广南大多数年份有1-6艘唐船往来长崎，数量居东南亚各港前列。1674-1718年，东京、广南、占城、柬埔寨驶抵长崎的唐船有267艘，其中广南船、暹罗船最多，各有64艘，可见会安唐船在长崎贸易中占有显要地位。此外，会安与暹罗、河仙、马六甲、巴达维亚等地区也有直接的贸易往来。

会安“交易会”及其管理体制

会安贸易依季风而定，主要集中在东北风和东南风两个季节。日本、中国商人每年新年期间利用东北季风，开始为期7个月的交易季节，有人称之为“长期集市”或“交易会”。

会安是各国商品的集散地，百货丛集，甲于他处。商品种类繁多，有五色纱缎、棉缎、布匹、百味药材、金、银、纸、线、香油、各色纸料、金银线、各色丝线、各色颜料、各色衣服、鞋、襪、玻璃镜、纸片、笔墨、针纽、各样台椅、各项纱抄、各样锡铜、各样瓷器、瓦器。其饮食物则有芙叶、柑、橙、梨、枣、柿饼、灰麵、米丙食、鹹榄、头菜、緘油、姜、酱、酱腐豆、金针、茶、木耳、香信之类。由于商品太多，以至于有人认为用100艘大船都不能一次装完。清化、奠盘、归仁、广义、平康、芽庄等地所出产品，通过水陆两路运到会安，再由这里转销国外市场。来自中国的丝织品、陶瓷是会安贸易的大宗。

阮氏政权设置“艚司”或“艚部”，作为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大南寔録》记载：“国初，商舶税以顺化、广南海疆延亘，诸国来商者多，设该、知官以征其税。”据黎贵惇《抚边杂録》记载，艚司长官为该艚、知艚，各一员；该簿艚、该府艚、记录艚、守艚各二员，该房六人，令史三十人，仝锐兵五十名，艚兵四队七十名，及通事七名。

会安开埠以后，日本人和中国人充当中介、买办和通事，掌握着会安的对外贸易管理。1636年，日本下令禁止天主教以后，日本人不再前来会安，华商在会安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该艚”多由流寓之华人担任。

阮氏制订了贸易管理规则《艚务例》，对国外商舶按船籍征收“到税”“回税”，到税即进口税，回税即出口税。阮府将这项税收收入60%入国库，40%作为薪饷，以给官吏、军人。会安贸易关税“到税”高于“回税”，税额最高是西洋船，其次为玛羔（澳门）船和日本船，中国上海（浙江）船、广东（广府）船又次之，中国福建船税额与暹罗船、吕宋船相等，河仙船、山都客船最低。

阮氏初年，外贸税收最多达到38000余贯，在广南国财政税收中占重要地位。辛卯年（1771），到会安的各处商船有16艘，税钱38000贯；壬辰年（1772），到会安的各处商船有12艘，税钱14300贯；癸巳年（1777），各处商船有8艘，税钱3200贯。

会安华族会馆与华风

16世纪中叶以后，大批中国人来到会安，聚居在来远桥（日本桥）附近的阮氏明开街（Nguyen Thi Minh Khai Street）一带，与日本人聚居的陈富街（即日本桥街， Than Phu Street）相邻。据陈荆和先生研究，居留会安的中国人有两种：一是因为风信不顺，或商务迁延，错过每年七、八月风期还国而暂时居留者，此即所谓“押冬”或“压冬”者。二是长期居留者，多为商铺守柜，或船主代表、船东代理。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不满清朝统治的中国人远渡沧海，流移到异国他乡，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在会安等地形成聚落，保持“明朝人”的本色，因而出现了特殊的外侨及其社区——明香（明乡，Minh－Huong）人与明乡社（MinhHuong－Xa）。

17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经济性中国移民进入会安等地，逐渐成为越南华人的主体。阮朝称这些中国人为“唐人”，采取乡籍设帮自治的办法进行管理，与“明香人”相区别。明命七年（1826）七月定《唐人税例》，“令所在镇臣据福建、广东、潮州、海南等处人，各从其类，查着别簿置邦长，以统摄之。”显示至迟到明命七年，唐帮制度已经存在。

会安比较大的唐帮有潮州、广东、琼府、福建和嘉应（客家）五帮。各置会馆，作为联络乡谊，救济贫病的侨民自治组织。另有洋商会馆（又称五帮会馆或中华会馆）是会安华人共建的会馆。

伴随着大批外国商民的贸迁定居，使会安成为国际人口汇聚、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国际商贸中心。络绎不绝进入会安的中国商民聚众而居，饮食起居，婚丧嫁娶，节庆典礼，祈祷乐事，皆维持中华传统，形成带有自治性质的华人社区。明清鼎革以后，大批华人移民进入会安，以维持明朝为职志，“仍先朝服饰”，出现了带有明显政治与文化色彩的华人社区“明香社”。阮朝统一后全越后，“明香社”在“明乡人”居住区推广。清朝开海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商民涌入越南，中华文化深深地在越南社会与文化打下烙印。史载越南南部地区民间的端阳、七夕、中秋、重九等传统佳节，“多如中华制度”。

会安华族密集聚居，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佛教寺院、关帝庙、城隍庙、龙王庙、天后宫随处可见，此外还有石神庙、山神庙、河神庙等。在“满天神佛”的华人社会，神通广大的各色神灵不仅是华人精神上的“保护神”，而且某种程度上还充当了华族社会的控制力量。

广东、福建等省商民在会安建立商业会馆，作为祀神集会场所，会馆建筑依照唐制，一砖一木，皆来自祖国，不少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华人群体所崇祀的神明并不一样。例如关帝、天后普遍受到华人乃至越人崇拜，但琼府会馆供奉的主神是死难乡人演化而来的兄弟公，潮州会馆供奉的主神是伏波将军；当然，并不绝对，有些神灵受到大部分华人共同崇拜，也有神灵在少数民系范围内受到推崇。

1792年，西人约翰·白柔（John Barrow）著有《交趾支那旅行记》，记录在越南的经历见闻，列举了广南地区作为越南少数民族方言的华族方言近百个单词发音，研究表明，这批单词是18世纪会安——岘港地区越南口语与广东汉语的混合融汇的产物。河内大学黄氏珠（Hoang Thi Chau）的进一步研究显示，那时会安存在“双语习惯”：人们用越南语交流，而做生意时则使用另外一种方言，这种语言类似侨居的潮州人的语言。

会安贸易中心地位失落

会安从开埠到繁荣经历了100余年，18世纪末由于河流淤塞，一些西洋大船难于进出港区，逐步转移到其他港口，会安贸易渐趋衰退。阮氏西山军兴起，战火燃遍全越，会安也受到破坏。西山阮氏政权规定西洋商船停泊到会安北面的海港沱囊（岘港）茶山澳。其遂取代会安成为阮朝对外贸易中心，也直接导致会安外贸中心地位的失落。阮朝统一后，致力于拓土南疆，下柬埔寨地区逐渐纳入版图。原来比较落后但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湄公河下游地区在越人、华人、高棉人、占人、马来人开发下成为富庶的农耕区，各国商人在越南活动的重心，也从会安等港口转移到南部沿海嘉定、迪石、河仙等海港，越来越多的“清人”“清商”进驻湄公河三角洲，使得会安最终失去对外贸易中心地位。

会安虽然丧失对外贸易主要港口的地位，但它仍不失为越南中部的商业重镇，继续发挥沟通南北的商业集散地功能。19世纪初会安在中越贸易中地位仅次于嘉定。20世纪初，会安依然是中圻有影响的商业城市，有不少中国商人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