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陵法院公审孔庆武涉恶案 人为切割后再嫁接痕迹明显

　　乐陵市人民法院

　　连续在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3天的孔庆武等31人被控涉恶势力集团犯罪一案，9月18日的法庭辩论异常激烈，旁听的人们看出，控方雄辩有余却显证据不足；辩方剥茧抽丝试图还原真相，辩护意见受到广泛关注。

　　等辩网主笔|段守衡

　　孔庆武是临邑县德平镇南关街人，自1998年起举家在青岛市经商，实际经营管理多家公司至2019年，被指控自2003年以来组织领导恶势力犯罪集团在临邑县德平镇、临邑县城区实施多项犯罪活动，拟判重刑。

　　人们听到，孔庆武被指控为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但其与集团其他“四位”重要成员共同实施的犯罪却一件也没有，所以与法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范畴不符；且被指控的多起具体个罪，呈现人为“切割”和“再嫁接”凑数的痕迹，在证据和法理方面亟待厘清。

　　令人困惑的住宅

　　控方指，2010年7月28日，受孔庆武指使，李文学纠集井某、王某、白某到位于临邑县德平镇的李某文家中滋事，与其家人发生冲突，李某文将大门紧闭并报警，后孔庆龙调来挖掘机挖开院墙，致李某文的父亲摔倒受伤。

　　本案难以厘清的地方，在于法律意义上的“住宅”。居民小区的公共阳台、电梯间，在民法上属于业主，但很难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犯罪地点。辩方根据事实证据认为，李某文的“食品厂”并非住宅。

　　辩方指，“住宅”是为家庭生活需要，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私密场所，该罪是对居住人休息权利、隐私的一种侵害，而李文学等人进入的并不是私密的住宅，而是一个大门敞开的食品加工厂，证据显示，食品厂内有三间房屋，中间一间和西边一间是打通的，作为办公室使用，东边的那间作为起居使用；被告人当天进入后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院子和办公室，谈拆迁的时候是在办公室里谈的。

　　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另一特征是“让其退出而拒不退出”，证据显示，本案的真实情况是行为人“想退出、却不让退出”。当白某等人想离开时，李某文、李某玲锁上了门，不让他们三人离开，同时李某文威胁李文学等几个人，声称如果他们敢走，就会打他们。

　　证据还显示，李文学去食品厂，是与李某文约好才去的。事前李文学给李某文打过一个电话，约见面说说拆迁的事；李某文称自己不在工厂，让李文学去工厂里等着，于是李文学就去了食品厂，所以李文学不是非法闯入。

　　辩护指，孔庆武去找李某文协商拆迁，是协助政府调解的行为，虽然德平镇否认孔庆武的说法，可以看到的是，在整个拆迁过程中，孔庆武没拿过一分钱的利益，他仅仅是根据自己的朋友关系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口头委托，出于协调的目的才去上门说和，而李开文也同意与李文学接触，双方在友好的情况下碰面，但因为谈话过程中言语过激，导致李开文“扣下”李文学不让离开。

　　辩护指，本案中确实有真正非法侵入住宅的案情，情节明显比李文学重得多，却没有被追诉（详见后文）。辩护人称，本案的证据收集过程中，凡是跟孔庆武沾边的，都作为犯罪处理，“凑数恶势力集团”的痕迹过于明显；不仅如此，侦办单位还涉嫌包庇放纵了真正的犯罪分子。

　　被颠倒的聚众斗殴

　　起诉书指，李文学听从孔庆武的安排，与刘甲建相约于2011年9月20日凌晨殴斗，当日早晨6时许，李文学纠集6人与刘甲建一方20余人在德平汽车站斗殴，造成多人受伤，经鉴定，李文学、邢长富轻伤，林营营轻微伤；李文学为报复刘甲建，约定次日再行斗殴，21日早上，李文学带了二三十人带着器械，张富龙纠集10余人，在汽车站被抓获。

　　辩护指，控方把20日这一起打架事件，作为“本起恶势力犯罪”的标志性事件，与事实严重不符；该2起打架的事实存在，但定性错误；有社会影响的是20日的那一起，次日的斗殴事件属未遂，没有造成社会影响。

　　证据显示，9月20日的打架，并不是孔庆武、李文学主动与对方斗殴，双方没有任何的约架合意，而是刘甲建有预谋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因此，此案的嫌疑人并不是孔庆武和李文学，而是刘甲建，且本案已经作为刑事案件结案，如今却把加害人与被害人颠倒过来，辩护人认为本案仍是“恶势力犯罪”的凑数行为。

　　齐保国与刘甲建一方的发车矛盾，是在行业监管执法存在缺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孔庆武介绍李文学帮忙；李文学的目的，是帮齐保国“发车”，是帮助维护经营秩序而不是破坏秩序。当天，李文学并不知道刘甲建带人过来打架，刘甲建也承认这一点，所以第一天的打斗，是李文学中埋伏了；李文学几个人到现场以后，被埋伏在汽车站的刘甲建等人用刀棍殴打，孔庆武对此完全不知情，孔庆武不应构成犯罪。

　　辩护指，本案只强调齐保国的过错行为，而忽视了刘甲建一方在先的过错行为。证据材料、录音资料显示，刘甲建在第一次打架时，组织20余人提前设埋伏，给每个参与的打手配发一只白手套，以方便在殴打过程中识别“敌我”，不难看出刘甲建是一个组织能力很强、且打架经验丰富，懂得战术的组织者；案件证据能证明为害一方的并不是孔庆武，用刘甲建自己的话说，孔庆武这一架输了，是“失势”了，而不是“立威”了，故而，这一起案件同样是“拉郎配”“颠覆剧情”式的凑数恶势力行为。

　　“软暴力”幕后另有其人

　　起诉书指，2013年3月30日，夏某从邵某征的企业借款90万元，黄某明、周某、褚某刚以其企业做担保人，因夏宇无力偿还，李立心受邵某征安排，2013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孔庆武指使多人到黄某明公司索要欠款，严重影响了黄某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还指控，2015年，为向张某全索要债务，王某山纠集路某等人对张某全经营的公司滋事，同年9月21日，张某全与王某山发生肢体冲突，李文学受孔庆武指使调来渣土车堵门阻工，后张某全被迫向王某山支付18000元。

　　案卷显示，此暴力讨债确有其事，但指使者不是孔庆武，而是另有其人。在案证据能证实：邵某征承认这些债务都是其惠农公司的贷款业务，与孔庆武没有关系；也承认王某山是其惠农公司的员工；还证实黄某明的账，是他和李某心安排王某山去收的；王某山也承认这一点，李某心亦对此承认；

　　这足以证明，王某山的讨债行为是为惠农公司服务，讨债行为均系其公司负责人邵某征的安排，讨债收益属归惠农公司所有，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孔庆武一分钱的利益。

　　虽然有证人证实，孔庆武曾指使王某山去要过账，但孔庆武予以否认，孔庆武解释称，这些业务中只有黄某明的那一笔借款是他介绍的，他确实曾经问过还款的情况，但孔庆武从来没有要求王某山通过“软暴力”的方式催收，而且与惠农投资的负责人邵某征有关的证据明确证实，催收工作与孔庆武无关。

　　辩护人说，如果孔庆武只因打了一个电话而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作为整个事件的主谋、指使者、整个讨债行为的获利者邵某征，却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就很诡异。

　　辩护指，仅“寻衅滋事”一罪中，就有五起这样的“软暴力”催收行为，均系邵某征的惠农投资业务，但最后都嫁接在孔庆武的身上，这是典型的凑数恶势力犯罪的执法行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被人为切割掉、进行包庇纵容，只因孔庆武跟王某山认识，就将整个惠农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嫁接到孔庆武身上。

　　辩护人指，与“软暴力”催收没有关系的孔庆武被抓，而与本案有全部直接利害关系的邵某征却安然无恙，侦办单位将邵某征人为的“切割”出来，又将孔庆武强行“拼接”进案件。这种选择性执法的后果有两个：一是让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嫌疑人逃避刑事处罚，二是让不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受到刑事处罚，侦查机关的执法行为或涉嫌犯罪。

　　辩护人还分析了本案高利贷“软暴力”催收的社会根源，本案中的“软暴力”催收都发生在2014年之后，而借款的都是民营企业，本案中涉及高利贷的民营企业有十几家，公诉机关认为“软暴力”催收的“高利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是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基础。

　　但辩护人指，2013年后银行开始针对民营企业大量回收贷款，并且惜贷，而企业正常的流动资金都指望贷款，每年还银行的贷款都是用高利贷作为“过桥资金”进行续贷款，结果企业还上银行贷款后，银行不再发放贷款，民营企业是这样被搞垮的，放高利贷的人基本都是血本无归，本案中放高利贷和借高利贷的，都是被害人，高利贷的资金也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正确评价高利贷的现实问题，才能正确认识本案的社会危害性。

　　恶意逃债的“被害人”

　　起诉书指，2017年下半年，孔庆武非法插手孟某恩与张丁友之间的企业纠纷，先后指使王清山、李文学到德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滋事，被害人为了企业正常经营生产被迫宴请王清山等人，被迫支付1000元。孟某恩放弃企业经营权之后，孔庆武将其112万元据为己有，同时以发职工工资为名，逼迫张丁友向王清山转账20万元。

　　辩护人指，梳理证据可知，孟某恩玻璃厂案，孔庆武不构成犯罪，其理由包括，解除玻璃厂的租赁关系，是出租方张丁友与邵某征的合意；孟某恩不同意解除租赁关系，属无理取闹；处理善后事宜的共管资金问题，是张丁友与邵某征的共同意思表示。

　　证据显示，张丁友要求提前收回玻璃厂，并不是单方毁约，而是因为承包人邵某征和孟某恩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引发了群体上访事件，因为邵某征、孟某恩已经无力经营，为了企业和社会的稳定，才不得不要求提前解除合同。

　　租赁合同显示，企业虽然租赁给了邵某征，但员工的劳动关系没有变化，按合同约定邵某征应当支付员工的工资，但邵某征、孟某恩已经拖欠工人工资达80万之巨，张丁友不希望自己的企业再被糟蹋下去，才被迫同意支付给邵某征、孟某恩80万元的工人工资，孟某恩并不是本案的受害者，真正受害的是张丁友，为了解决工人稳定问题，被邵某征、孟某恩讹诈了80万。

　　孟某恩不同意解除租赁关系，属于无理取闹。孟某恩称其从邵某征的手里租赁了玻璃厂，证据显示孟某恩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租赁费；孟某恩顶多算是邵某征公司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而已，其并不是合同主体一方；孟某恩是典型的老赖，连侦查人员都看不下去，问邵某征为什么孟某恩不交一份钱，也可以把企业白给孟某恩使用四年？邵某征实在找不出好的理由，只好回答说“我傻了”，其实是邵某征跟孟某恩合伙，以孟某恩不同意解除的虚假理由讹诈张丁友80万元工人工资。

　　处理玻璃厂善后共管资金问题，是张丁友与邵某征的共同意思表示。证据显示，张丁友把钱打给孔庆武，是他与邵某征数次确认后才这样做的，而且事后邵某征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签订合同次日，邵某征曾告诉张丁友，要是把钱打给邵某征的话，孟某恩肯定会虚报工人工资，向邵某征多要钱；邵某征说，把钱打给孔庆武是为了确保账目真实性；鉴于工人讨要工资已进入法律程序，张丁友认为工资依法必须支付给工人，这可证实，每一笔钱的支付，都是经邵某征确认后才支付出去。

　　在整个支付款项过程中，孔庆武没有任何自己的意思表示，把钱打在孔庆武账户上，是张丁友与邵某征的共同决议，目的是防止孟某恩讹钱。

　　邵某征跟张丁友讲过，孟某恩经营这四年，除了赔上了租赁费还欠了一屁股债，甚至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二人为了逃避经营期间的负债，明知张丁友急于解决工人工资问题，虽然邵某征也巴不得解除合同，但用拖的办法，最终迫使张丁友付出220万工资的代价来解除合同。

　　在邵某征、孟某恩、张丁友三个人中，只有张丁友是真正的企业家，邵某征是放高利贷的，孟某恩只是一个负责生产的带班，而张丁友是从乡镇企业开始，风风雨雨几十年的老企业家，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张丁友是不想企业被邵某征、孟某恩糟蹋了，才同意多花100多万来解除合同。

　　孟某恩在本案中，只是一个木偶，他没有支付一分钱的租赁费，还赖着不走，这其实是他与邵某征讹张丁友钱在表演双簧。

　　辩护人总结说，本案中比较有影响的两起案件，一起是汽车站打架的事情，明明是李文学被故意伤害，却被描述成是双方聚众斗殴；而本案，明明邵某征、孟某恩讹诈张丁友的钱，却把孟某恩描成被害人，这两起案件的侦查思路，都是预设罪名，再根据罪名来组织证据，这有罪推定的办案思路，是典型的“凑数恶势力犯罪”；

　　本案有两起案件都是把一件事拆成几起案，比如两起聚集众斗殴和一起拦截公交车寻衅滋事，这三起案件本来只是一起强迫交易的行为，却被拆成两个罪名，办成三件犯罪；“非法侵入住宅”和向李某文要赔偿寻衅滋事这两起案件，也只是一起强迫交易行为，同样被人为地拆成两起犯罪事实。

　　孔庆武的辩护人表示，针对孔庆武被构陷凑数、有关方面包庇真正罪犯等行为，他将代理被害人依法向有关部门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