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的《上学记》，为什么说是民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民国知识分子什么样？西南联大什么样？民国教育什么样？学生读书什么样？何兆武的口述史《上学记》作了很好回答，在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葛兆光教授誉为“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

何兆武，历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1939至1946年，何兆武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自我感觉是人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尤其对于莘莘学子而言，往往有着强大的功利性。可是何兆武却认为，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蹿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对何兆武而言，幸福和自由才是目的。何兆武的《上学记》体现出他的历史观，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在何兆武的叙述中，展现出一幕幕鲜活的民国风情画面。

记者问院士邹承鲁：“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

邹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何兆武深有同感。

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人才济济。在何兆武的记述中，有国学大师陈寅恪、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有物理学家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还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钱钟书、华罗庚与许宝騄。

何兆武那一代年轻人，是五四精神熏陶出来的大学生，具有浓重的爱国主义情怀，最迫切的任务是救亡与启蒙，“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

何兆武说，”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

西南联大最大特点就是自由，教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都很自由，在学术面前没有权威。孙中山有个观点，“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可是何兆武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敢否定官方的经典定义，这就是学术自由。

何兆武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职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西南联大的学生，在课堂上就敢与老师辩论，最狂的学生杨振宁连爱因斯坦也不放在眼里。何兆武记述，黄昆问杨振宁：“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国民党政府害怕民主自由，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何兆武亲自听到，张奚若先生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地说：“当局一听‘自由’两个字，无明火立刻就有三丈高。”罗隆基、闻一多搞民主运动，国民党特务给他们起外号叫“罗隆斯基”、“闻一多夫”。

“一二一”民主运动的那天晚上国民党开了枪，后来警卫司令部关麟徵招待记者，说：“你们（学生）有言论自由，我就有开枪自由！”如此霸道的国民政府，没有理由不失败。

西南联大学风很正，学习优秀的才被人尊重，没人关心谁是不是蒋介石的亲戚。何兆武听王浩说，刘峙的儿子在他们班上，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为他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

何兆武曾想过要写一本《新儒林外史》，把当年那些知识分子的丑态写出来，知识分子并不都是高尚的，他们也是人，总有光明的一面，也有见不得人的一面。

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当教授，因为没学历受学院派的白眼，刘文典就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刘文典资格老，敢顶撞蒋介石，但是喜欢吃大烟，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

何兆武认为，艾思奇的演讲武断过多而缺乏论证，不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钱锺书名气大有时有点玄虚；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故事情节太虚假；不喜欢读茅盾的书，也不欣赏巴金的文章，但喜欢鲁迅先生的文章。

吴晗是明史专家，在西南联大教授中国通史。何兆武对吴晗印象不好，说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为了涨房租，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何兆武看到吴晗一听到警报，连滚带爬惊慌失措，有失学者气度。何兆武觉得吴晗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

何兆武说冯友兰紧跟国民党，是国大代表，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何兆武认为，冯友兰在某种意义上还属于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只能靠依附专制皇权得到自己的地位。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提了这么多老师同学的事情，也不掩饰自己的判断，自然招来一些抗议，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就去出版社找过。

有媒体问何兆武，有人认为，民国时出了很多大家，便开始怀旧，你怎么看？

何兆武回答：如果真那么自由，就不闹革命了。

在何兆武那一代民国青年知识分子眼里，民国早已经腐败不堪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