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诗豪”刘禹锡的传奇人生（一）：年少好学，胸怀大志！

导语：

洛阳自古多才子，这块九朝古都的福地，为悠久的文明古国孕育了灿若繁星般的文人墨客。诗豪刘禹锡早在二程之前就在洛阳名扬天下，他的诗精炼含蓄，以清新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因而被白居易推崇备至，誉为“诗豪”。刘禹锡流传于世的诗有七百多首，文二百四十篇，其中《竹枝词》和咏史诗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中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也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

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是唐朝历史上值得标记的一年，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辞世不久，在江南嘉兴一个儒学气氛十分浓厚的刘姓士大夫家庭，一名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就是日后著名的诗人刘禹锡。

刘禹锡出生时，他的母亲卢氏已经四十岁左右，因生产前做梦得儿，便将刘禹锡取字“梦得”。

据卞孝萱在《刘禹锡评传》中考证，刘禹锡是匈奴族后裔，他的祖先曾经是居住在北部的游牧部落，后来迁居中原，至其父刘绪及曾祖父几代定居洛阳。

也许正因为刘禹锡的身体里流淌着一部分匈奴民族的血液，才使刘禹锡性格中充满豪爽乐观的因子，甚至很是倔强，一生充满了战斗精神。

天宝末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刘禹锡的父亲为了避乱，随着族人迁居江南嘉兴，刘禹锡便出生在那里。

刘禹锡自幼聪敏好学，很有教养，童年时代的刘禹锡给父亲的朋友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年龄很小，头发束成两个角，但已经学习《诗经》和《尚书》了，衣服上佩带着象骨制成的装饰品，态度恭谦、庄重、安详、文雅，与众不同。他喜欢与擅长诗词的人在一起交流，一旦发现文人的行踪，必拿着书本尾随其后，随时准备请教。

当时，吴兴有两位很有名气的诗僧皎然和灵澈，皎然俗姓谢，自称是谢灵运的十世孙。

皎然的诗歌和诗论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被后世尊称为“唐宋诗僧第一”，当时江南地区很多文人向他学习写诗。

灵澈的诗歌如风松相韵，水玉相扣，两位诗僧经常讨论诗歌创作的技巧。

少年刘禹锡曾投师于皎然门下，对两位诗僧非常敬仰，每当皎然和灵澈写诗的时候他就双手捧着笔砚，很恭敬地陪侍在旁边，和他们一起吟咏。

刘禹锡当时虽然年龄很小，但诗已经写得不错，多次受到皎然和灵澈的称赞，他们学着秦末张良的老师圯上老人的口气，风趣地说：“孺子可教焉。”

少年的刘禹锡学习内容十分广泛，除认真研读儒家经典外，对诸子百家都有所涉猎。

厚积而薄发，刘禹锡的天赋异禀，好学与勤奋注定为他铺就一条通途。

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尖锐激化。

唐太宗宝应元年，三吴饥，人相食。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农民走投无路，多次举行起义。

这些农民起义虽被武力镇压下去，但对统治阶级的打击很大，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长治久安，希望朝廷在政治上进行一些必要的革新，以消除社会隐患。

年事日长的刘禹锡自幼身处江南，也感受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立志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正如他后来在《学阮公体三首》诗中所说：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学阮公体三首》节选。可见刘禹锡早已满怀忧国忧民的伟大抱负。

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刘禹锡从钟灵毓秀的江南来到都城长安，19岁的刘禹锡满腹经纶，豪情万丈，很快便在长安声名鹊起。

正如他在《谒枉山会禅师》诗中所说：“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

贞元九年至十一年，刘禹锡文登三科，连通过了进士科、博学宏辞科和吏部取士科的考试。

刘禹锡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通过三次应试，终于踏上了仕途。

刘禹锡在贞元十年写的明志之作《华山歌》中说：“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意思是说男子汉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干，即使显贵了，也还是个庸碌碌的人。

这首诗表明了他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荣华富贵，而是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

由于学识与才能兼优，刘禹锡很快被杜佑、王叔文等伯乐慧眼识珠，并受到器重。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刘禹锡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而与王叔文的结识，为刘禹锡政治命运的重大转折埋下了伏笔。

此时，刚刚经过安史之乱的大唐王朝，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政治腐败，风雨飘摇。

这一阶段，刘禹锡两次在朝廷任职，又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做过小官。

这种经历使刘禹锡对藩镇的骄横，宦官的专权，朝政的腐败和人民的困苦都有所了解，这种深切的了解。

这种深切的了解和久蓄在心的报国之志使他积极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积极参与谋议，表现出特殊的才干，王叔文称赞他有宰相器。

他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被称为“二王刘柳”，组成了这个政治革新集团的核心，展开了以“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为目标的政治改革。

当时，宫廷里有专门为皇帝饲鹰养犬的宦官，是宣徽院的五坊小儿。

他们常常以街市里的商贩惊扰了皇帝的鹰犬为由，抢掠他们的财物，肆意妄为。宦官主持的宫市几乎是白昼抢劫，百姓怕他们就像怕土匪强盗一般。

还有当时的京兆尹李实，仗着自己是唐朝皇室的宗室，为害人民的罪行令人发指。

这些贪腐时弊正是王叔文集团革新的对象，在顺宗的支持下，短短半年多，革新派对德宗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弊政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是企图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二是企图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

先罢黜掠人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再减停宫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以抑制宦官势力，京兆尹李实也被贬为通州长史。

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的这些举措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得到了人民的拥护。韩愈后来在记载这段史实时用了“百姓相聚欢呼大喜”、“人情大悦”等语句。

然而，革新运动触动了宦官、藩镇和腐朽官僚的既得利益，很快就遭到了他们的联合反扑。

他们借着顺宗久病不愈的机会，幽禁顺宗，逼其退位，另立新君，即唐宪宗，年号改为永贞。

公元805年，唐宪宗上台的第三天就开始迫害革新派人士，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

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在贬所，刘禹锡和柳宗元以及革新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统统被贬为远州司马。这十个人，当时被称为“二王八司马”。

至此，历时146天的革新运动彻底的失败了，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

刘禹锡倾其热情与抱负，积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却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是刘禹锡顺遂仕途的终结，也是他多舛的政治命运的开始。

从二十岁踏入仕途到三十四岁的第一次遭贬，刘禹锡即将迎来他长达二十三年之久的贬谪生涯。

参考资料：《新唐书》、《旧唐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