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让大陆认为，台湾人都是“台独”...独家专访台湾秘史作家蓝博洲→

专访蓝博洲先生是在龙柏饭店一楼大厅。

疫情之下，他从台湾到大陆后已隔离14天。 受台联之邀，60岁的他来此参加《寻找祖国三千里》史料图文展。

留着黑白相间胡须的蓝博洲颇有北国侠士之风，而他社交媒体的头像背景是鲁迅先生。“那时，鲁迅作品在台湾是禁书。我读的第一本是香港盗印的《呐喊》，大学同学晚上偷偷给我，我连夜边读边抄。”他说，鲁迅是他的精神导师。

蓝博洲定义自己是“自由撰稿人” ，做的是台湾民众史研究。准确地说， 他关注的，是台湾近代史中最讳莫如深、最被刻意遗忘的那段——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历史。

在他笔下，有台湾青年的理想与信仰，也有那代人的家国苦难。

作品《幌马车之歌》中，记录下台湾乡土作家锺理和的话“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寻找祖国三千里》中，放弃东京帝大学业辗转来重庆的台湾青年吴思汉说：“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这些身披历史尘埃的先贤遗愿，冲破厚重屏障，如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历史在这里沉思。 蓝博洲希望，自己像他所敬重的鲁迅先生那样，说真话，当真的猛士。 而许多人说，写这样的作品，需要自身如良医，能体会罹患绝症者最深的伤痛，并用这样的伤痛来警示当下。

“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上观新闻：你怎么会关注这段历史？

蓝博洲：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台胞六代，1960年出生在中部一个小镇。 在台北读辅仁大学时候，我开始接触“二·二八”事件与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 对于这段历史，长辈们都劝我们莫谈“国”事，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恐惧与焦虑来自哪里。

1987年，我加入作家陈映真先生领导的《人间》杂志社。那年正好是“二·二八”事件40年，“台独”派希望将此定性为“外省政权迫害本省人”，陈先生想通过田野调查与写作，告诉民众“二·二八”事件真相。

我被编入了这个专题小组。在此过程中，我走近那批死于白色恐怖之下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出自名门、受过良好教育，为了社会、为了理想、为了祖国不惜生命。我想，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要尽可能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展现历史真相，对抗“台独”思想。

上观新闻：1987年7月，你第一篇报告文学《美好的世纪》发表。你是怎么挖到爱国青年郭琇琮的故事？

蓝博洲： 历史的迷雾实在太厚、太重。我只能用当年台湾情治部门的做法，“抓到一点，循线追查”。

1987年春节后，我先去向白色恐怖受害者林书扬先生请教。 为了避免电话监听，事先我没跟他电话联系。趁着监管他的管理员出去抽烟的功夫，我溜进了他家房间。 他悄悄告诉我，当时有位相当优秀的台大医学院毕业生郭琇琮，因为在台抗日被捕后迎来台湾光复，之后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被国民党杀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

郭琇琮的经历点燃了我寻找那段历史真相的希望。我请老先生帮忙联系郭琇琮的遗孀。

上观新闻：他帮你找到了吗？

蓝博洲： 他有点为难，因为不知道郭琇琮遗孀在不在台湾。林先生甚至在狱中听说，当年他们夫妻一并被害。尽管如此，他还是答应帮我去打听下。一个星期后，我在一对抗日前辈夫妇家中采访到隐姓埋名40年的郭琇琮遗孀。在采访最后，她告诉我，临刑前最后一天，郭琇琮留给爱人的小纸条写着：“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上观新闻：作品发表出来效果如何？

蓝博洲： 据说，当时台湾当局搜购大量当期《人间》杂志，以减低它的社会影响力。 我也被郭琇琮的理想主义触动，决心投入挖掘这段被湮灭的历史中去。从此之后，我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开始从事台湾民众史的调查与采访。

上观新闻：你的第二部报告文学《幌马车之歌》，写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也就是锺理和的二哥。

蓝博洲： 1949年秋天发生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开端。（1949年7月，台湾地下党将进步刊物《光明报》寄到台湾省主席陈诚官邸，引发岛内情治机关追查，锺浩东因涉事被捕遇害。）

我想了解这段历史。 于是在1988年秋冬之交的午后，我来到台北宁夏路一栋老洋房的二楼，就着桌前一盏昏黄的台灯，对锺校长的遗孀、蒋渭水先生的女儿蒋碧玉女士进行访谈。

我还清楚地记得，讲到锺校长牺牲那段时，为了转移内心悲痛，蒋碧玉女士站起身来，从隔壁房间中拿来一本封面泛黄的相册，封底夹着两页信纸。这是锺校长在10月2日写的遗书。蒙她允许，我仔细读了一遍，遗书思绪通畅，中间只有一段出现几个字涂改，似乎是在考虑如何向爱人陈述即将面临死亡。

我想知道，在军法处押房偷偷写遗书的锺浩东，内心是什么感受？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觉悟，让一个正值壮年的生命勇敢地面对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1950年10月14日清晨，锺浩东唱着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从容走向刑场。

写这部作品的那时候，我在台北近郊租了一间简单的寮舍，没有电话，没有人打扰。 我整理出历史见证者的各个口述片段，最终写出这篇纪实文学。1989年，侯孝贤导演根据其中部分情节，拍摄出赢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电影《悲情城市》，1994年，他再度改编《幌马车之歌》，拍成电影《好男好女》。

之后我还写了《台共党人的悲歌》《寻找祖国三千里》等纪实文学，都在大陆公开出版。

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

上观新闻：写这些作品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蓝博洲： 因为这段历史被刻意掩盖，最难的就是你要去摸索，写什么人、怎么写，只能在采访中慢慢确定。

我采取的“循线追查”的方式，和当年特务手段差不多。 第一次采访郭琇琮遗孀时，她甚至怀疑我是“警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派来的。很多时候，我的采访对象是上一位采访对象介绍的。他会提醒我，某个人值得你去写出来。这样积累的越来越多。

还有，就是如何让这些幸存者开口。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你不问他们，他们不会开口；即使开口了，有顾虑也不会全说。让幸存者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受难史，要有一个过程。唯有抱着诚恳的态度，才能消除他们猜疑、取得他们信任，接受采访。

访谈过程中，如果他发现我对这段历史了解程度比他更深，他就会把知道的都跟我讲。很多人都是在听你开口后，才决定跟你讲几分。

上观新闻：会不会有对方愿意讲、但不希望你发表的情况？

蓝博洲： 有的。新闻职业伦理还是要讲的。 如果对方明确说“这段先不要写、不能写”，我大多会尊重对方意愿。但是有些情况还是可以商量的。比如，在采访锺浩东校长遗孀蒋碧玉女士时，她提出不要写“光明报案”，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地下党，她担心“影响”不好。但我跟她讨论后，还是在《幌马车之歌》中提到这件事。发表后社会反映不错，她就接受了。

我的写作态度很简单，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下，根据力所能及采集的史料，去叙述我所认识到的历史与人物，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当然，全面建构历史的事实需要一定时间的。《幌马车之歌》既是历史，也是具有小说形式的非虚构报告文学。

上观新闻：私下里你和受访者关系如何？

蓝博洲： 自由撰稿人的收入微薄。有时我没钱住旅馆 ，就会住在受访者家中，大家一起喝酒、喝茶、聊天。我们建立感情，可以谈出很多东西。

不能因为文章发表后，“利用”价值结束了，就不再接触。相反，我在台湾时，路过某位采访对象家时，大都会去拜访一下，和老人家聊聊天。我觉得这不算是一种打扰。当然如果对方不欢迎我，那是另外一回事。

一次，我陪蒋碧玉女士来到大陆桂林。清明节那天，我们在公园里，看到一群年轻人举着红旗站在烈士铜像前。老太太站在旁边看，说“以后我的事情你要处理的”。也就是说，她希望有一天，这段历史可以得到真正平反。她把我们当成同志关系。很多事情，不是你书出版了，就结束了。

上观新闻：你笔下人物最让你敬佩的是哪点？

蓝博洲： 他们的理想主义，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我常常问自己，我能做得到吗？他们是当时台湾社会的精英分子，拥有爱国主义情怀，却遇上那牺牲最惨烈的年代。这样的精英断层，才会有今天“台独”的土壤—— 流了爱国人士的血，“台独”分子却收割了台湾人的悲情。 在别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很可恶。

“我努力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压到最低。”

上观新闻：现在幸存者情况如何？

蓝博洲： 差不多都走光了。即便1950年时才20岁，现在也已经90岁了。我上世纪90年代在抢时间做口述。在他们还清醒、健在的时候，把该做的、能做的，基本都做了。

上观新闻：这些人的后代怎么看待父母的选择？

蓝博洲： 他们无从了解真相，只知道父母被害，有的人甚至成为民进党、“台独”的支持者。蒋碧云女士的孩子就跟我说，他们尊重父母，但不能理解父母的选择。悲哀就在这里。

上观新闻：像你这样研究这段历史的作家，台湾还多不多？

蓝博洲： 不多，或许就我一个吧。但孤独不是问题。

上观新闻：现在还那么坚持？

蓝博洲： 你总不能让大陆朋友认为，台湾人都是“台独”吧？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当然要写台湾人自己的故事。

我针对的是那段被埋没的、被污染的历史，我们要直面那段被湮灭却攸关台湾未来的历史。历史不能任其失落，我们要去拾回，并且把被掩盖的那部分挖掘出来，把被扭曲颠倒的真相导正过来。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上观新闻：你不担心这段历史总会被人遗忘，或者两岸年轻人没兴趣了解这段历史？

蓝博洲： 我不担心被遗忘，因为这段历史之前被遗忘了几十年。我相信，历史只要存在就是事实，可以被压制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总有一天会“出来”的。

只要有部分人读过这些书，从中得到一些力量，不只是教条的政治口号，这些书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只是影响力大小不同而已。

上观新闻：在这些年写作过程中，你的生活状况如何？

蓝博洲： 我的书在台湾被“冷处理”，没什么人愿意出版发行。这样我就没什么稿费收入，只好到处“打游击” ：当过驻校作家、做演讲、上节目。过去，我小孩住院需要一笔钱，只好去时报出版社上班。对方说，每个月给你一笔钱，条件是我每年编4本书，算是给我一份兼差。

我努力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压到最低。有时候住在台北乡下，有时住在受难者后人家中。老人说，只要我人还在，房子你就可以一直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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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俊杰

微信编辑：佳思敏

校对：hui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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