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16岁嫁10岁丈夫，49岁端午节当天离世，唯一遗愿陪丈夫地下长眠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伟大”这个词或许听起来太冠冕堂皇了，但在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妻子，这一点在许多名人的身上都得到了验证。相比于丈夫的大名鼎鼎，或许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她们的名字，但是她们的故事，却是一样的感人肺腑。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就是这样一个为了丈夫付出了一生心血的好妻子。

16岁嫁入李家，照顾古稀老人，支持10岁丈夫完成学业

提起李大钊，许多人都知道笼罩在他身上的耀眼光环，他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然而不管在哪个时代，英雄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是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在河北省乐亭县，有一个叫村子，名叫大黑坨，这个村子的原址是一个沙沱，以前是不能耕种、也不用纳税的莽荒黑地，因此取名为黑坨村。

在这个村子里面，有两个比较富裕的人家，一个是李家，一个是赵家，远亲不如近邻，李家和赵家两家的关系走得非常近，因为两家的当家人李如珍和赵文隆早年曾经一起到东北的长春、万宝山一带做杂货铺生意，赚到了一笔丰厚的家产。黑坨村的大户人家有立堂号的习俗，李如珍家立堂号为“怀德堂”，赵文隆家立堂号为“福臻堂”。

赵文隆是李如珍带到东北去以后才发家致富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赵文隆的心里，赵家一直欠着李家一个天大的人情，在自己这一代是没有报答的机会了，在子女这一代一定要找机会还李家的恩情。

1889年10月，黑坨村的天气正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时节，秋高气爽，不热不冷，李如珍从二弟李如珠那里过继来的儿子李任荣的媳妇周氏已经怀胎十月，就要临产，这是个大喜事。但李如珍和老伴崔氏却又喜又忧，喜的是期盼已久的孙子就要来到世间，忧的是这个孩子是儿子的遗腹子，孙子还没出世，父亲李任荣早在这一年的春天就已经病逝了。

李如珍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孩子没有父亲的疼爱，今后就只能靠自己这个爷爷一手养大成人了。10月29日，李如珍的儿媳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婴，李如珍给孩子取名叫李大钊，名字寄托着爷爷对孙子的美好期盼，钊，是勉励的意思，李如珍希望孩子能够健健康康，长大成为一个有用之材。

李大钊出生的年代，社会动荡、战乱四起，人们的生活也是充满了艰辛，普通百姓都是在动乱的夹缝中求得片刻的安稳。因为医疗水平落后，李大钊的父亲早早病逝，他出生仅一年，忧思成疾的母亲也随父亲而去。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

李大钊从小身世凄苦，襁褓中就失去了双亲，家中人丁凋零，年幼的李大钊跟着祖父祖母一起生活，祖母曾氏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李大钊全靠着祖父李如珍一手带大。好不容易将李大钊带到了10岁，李如珍已经是一个70多岁的古稀老人了，他的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

李如珍就和老伴儿崔氏商量着，这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不是个长久之计，要不早点给孙子娶个孙媳妇进门吧，也能帮着照料一下他的生活起居。有了这个想法，老两口就开始在黑坨村里面寻找合适的人选，想物色一个年纪大一点，能够顾家的孙媳妇。

李家的情形，赵文隆都看在眼里，他知道赵家报答李家的机会来了。赵文隆有一个女儿，名叫赵纫兰，当时已经16岁了，她从小就很心疼李大钊，看到他没有父母疼爱，家里一做了什么好吃的，她马上就给李大钊送过去，两个孩子之间从小就建立了一份共患难的深厚感情。

赵纫兰在辈分上比李大钊高了一辈，因为她并非是赵文隆的原配妻子所生，和李家不同，赵家的人丁非常兴旺，赵文隆和原配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为了添丁进口，又娶了村里面盛家的姑娘，盛氏生了女儿赵纫兰和儿子赵小峰。

当听说李如珍有了娶孙媳妇的想法后，赵文隆就主动表示要将女儿赵纫兰嫁入李家，赵纫兰的人品长相李汝珍看在眼里，自然是非常满意的。1899年，还没满16岁的赵纫兰在这样的情况下嫁给了刚刚满10岁的李大钊，孙媳妇的到来，给李家带来了新的朝气与活力。赵纫兰对从小就失去双亲的李大钊来说，不仅是妻子，更带来的是姐姐，是母亲一般无微不至的关爱。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纫兰，这个名字代表是一种如秋兰般的高雅气质，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坚韧。自从16岁嫁入李家开始，赵纫兰就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持着李大钊完成学业，更难得的是，当丈夫要追求理想，为了大家不顾小家之时，她仍然一如既往地理解和支持，努力扛下了家庭的重担。

3个孩子夭折，49岁端午节当天离世，唯一遗愿是陪丈夫地下长眠

以李家这种情况，赵文隆很清楚，自己的女儿嫁过来不是享福的，而是要帮忙解决李家无人照顾一家老小的燃眉之急，之所以愿意将女儿嫁入这样一个家庭，一是因为李家曾对赵家有恩，二是因为赵文隆非常看好李大钊这个孩子，觉得他将来一定会大有可为。

李大钊4岁开始认字，7岁进入村子里的私塾读书，和赵纫兰结婚以后，李大钊拜了李、赵两家的世交赵辉斗为师。李大钊的所有精力都要放在学业上，奶奶崔氏已经瘫痪，赵纫兰将家里的事情都包揽在了自己身上，精心照顾两个老人，让李大钊不用担心家里，可以安心在外求学，丈夫能够学有所成，就是她的全部期盼。

1905年，李大钊通过了童试，进入永平府中学堂学习，这是他们结婚的第六年，六年的付出终于迎来了回报，赵纫兰从心底里替丈夫感到开心。但是就在第二年，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病逝了，李家一下子就失去了主心骨。李如珍离世前交代，他的葬礼一切都要从简，把家里的钱都省下来供孙子李大钊读书。

李大钊的父亲是过继来的，李如珍还有一个嫁在外面的女儿，李如珍去世后，这个亲女儿回到娘家，和李大钊这个过继来的孙子争夺家业，拿走了一半的家产，李家从此就陷入了困境。但不管怎样艰难，赵纫兰知道，一定要让李大钊坚持完成学业，这个家才有新的希望。

没有路费学费，赵纫兰就找李家和赵家的亲戚去借钱，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典当，1907年，李大钊考入了北洋法政学堂。丈夫在外求学，赵纫兰一边辛苦积攒学费，一边为他生儿育女，这一年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但初为人母的快乐没体验多久，孩子就不幸夭折了。

生活的苦难从来不会对人区别对待，赵纫兰没有太多的时间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中，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回忆到：

“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好在1909年，赵纫兰生下了长子李葆华，1911年又生下了女儿李星华，这两个孩子都很健康，一双儿女成了赵纫兰忙碌生活中新的希望，也是她继续前行的动力。1913年，赵纫兰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一年李大钊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但面对一家四口，李大钊并没有急着出来找工作养家糊口，而是准备出国留学。

中秋节时，李大钊回到家里，告诉赵纫兰他准备去日本留学，深明大义的赵纫兰没有反对，没有想用自己和孩子绑住丈夫，而是问李大钊需要多少钱，然后立即开始筹集学费。这一次李大钊去得更远，坐船去了东京的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在日本留学期间，忧国忧民的李大钊总结出了国家落后的原因：

“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

赵纫兰一边含辛茹苦地带着3个孩子，一边牵挂着远方的丈夫。不满一岁的小儿子患了天花，赵纫兰日夜守在孩子身边，但他还是被病魔夺取了幼小的生命。

丈夫不在身边，赵纫兰一个人第二次默默承受了这巨大的丧子之痛。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继续在京奔忙，1917年赵纫兰因为常年辛劳病倒，李大钊回来照顾了妻子两个月。

之后李大钊被北京大学聘请为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将家人接到北京团聚。此时的赵纫兰已经34岁了，等到这全家团聚的一天，她已经等了18年。

然而这次团聚，并没有所谓的岁月静好，赵纫兰心里知道，丈夫一直在做着一份特殊的事业，对于丈夫的理想，她一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李大钊兴奋异常，他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希望，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李大钊的理想，从来不在个人的小家，而是在国家民族的大家，也正因为如此，一心照顾小家的赵纫兰比其他妻子做出了更多牺牲。

到北京后，赵纫兰一家人住在宣武门附近的回回营，虽然从没上过学，但是她为人热情，处事大方，在一群教授夫人当中也丝毫不逊色。

之后，赵纫兰又生下了儿子李光华，女儿李炎华，1920年李炎华染上了天花，还好这次孩子幸运地挺了过来。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薪水每个月有200元，但是他总是把钱拿出去接济家庭困难的朋友和学生，赵纫兰知道钱是这样用出去的，就带着孩子们过拮据的日子，没有丝毫抱怨。

此后，赵纫兰又生下了女儿李钟华，幼子李欣华。李大钊为了革命事业四处颠沛流离，赵纫兰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当中。她曾经试图劝说丈夫离开北京，李大钊却回答：

“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

1924年春天，小女儿钟华患了白喉，被误诊成肺炎，因医治失效而夭折，赵纫兰第三次承受失子之痛。

得知女儿病逝，李大钊写了一首悼亡诗，写信对赵纫兰说：

“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为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

在信的结尾，李大钊又信心满满地对妻子说：

“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赵纫兰不仅是陪着丈夫一起历经坎坷风雨，她从思想上也渐渐明白了丈夫，为了丈夫和这个家，她必须变得更坚强。

1927年4月，李大钊一家人在北京被张作霖逮捕入狱，在法庭上，赵纫兰带着孩子们见到了李大钊，为了不让敌人知道他还有个大儿子李葆华，李大钊指着女儿李星华说：

“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

这就是一个父亲对妻子和孩子们最后的保护，20几天后赵纫兰和孩子们从拘留所被放了出来，却听说受尽了酷刑始终严守秘密的李大钊已被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

赵纫兰失去了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柱，她伤心过度，晕过去三次，孩子们把她叫醒，她就又支撑不住晕了过去。过了半天赵纫兰终于清醒了过来，她问女儿李星华：

“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李星华含着眼泪回答：

“妈，昨天是4月28日。”

李大钊遇害后，赵纫兰和孩子们在北京的家中仍然经常被搜查，警察遣令他们限期返回河北乐亭原籍。因为白色恐怖，一直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墓地安葬，李大钊的灵柩在妙光阁街的浙寺里只得停放了整整六年。

1933年4月，赵纫兰带着孩子们返回北京安葬李大钊遗体，因无钱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胡适、蒋梦麟等人，北京大学13位教授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1933年4月23日，在北平地下党的组织下，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用白纸黑字写着一幅巨大的挽联：

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