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英明，毁于称帝！

本文节编自王立文先生所著《智慧谋略》

袁世凯，字慰亭，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生于河南项城，所以也称其为“袁项城”。是中国近代赫赫有名的北洋新军的创办人。

其早年在朝鲜驻军，归国后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统一国家，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在位期间，袁世凯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1914年5月23日，下令改革全国地方官制，1914年6月30日，下令各省“都督”变“将军”。

1916年，建立年号为洪宪的中华帝国，未能成功；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恢复民国年号。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死，归葬家乡，年57岁。

在项城，袁氏可谓名门望族。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 士，先后参与了平定太平军、捻军的军事行动，屡建战功，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帮办团练大臣、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是袁家长门长孙，也在乡里办团练，守护家族。其叔父袁保庆，亦即袁世凯的嗣父，在袁甲三的军营中当兵，官至江宁盐法道（二品）。

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在这个官宦大族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八岁以后，随袁保庆到济南、南京读书。1873年，因袁保庆病死，又随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到了北京。1878年，袁保恒也死了，他才回到了家乡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

起初，袁世凯一心想通过科举猎取功名，作为进身之阶。他曾作诗《言志》一首以自勉：

眼前龙虎斗不了，

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

一口吞尽胡天骄。

此诗被认为是他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志向。可是，1876年和1879年的两次乡试，他都名落孙山。这使他非常恼怒，一气之下烧毁了自己所有诗文，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自此走上了另一条升官发财之道……

01、投奔吴长庆，在朝鲜崭露头角

在科场上的希望破灭以后，袁世凯最值得投靠的大树是李鸿章。吴家与李鸿章过往甚密，可谓至交。但袁世凯比较聪明，知道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他一个无名的秀才前去投靠，难以出头。

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鸿章，而于1881年5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嗣父袁保庆的结义兄弟、水师提督、办理山东军务的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把他留下后，安排在军中读书。当时，在吴长庆军中参与军事的张睿兼作吴长庆的次子吴保初的教师，吴长庆也命袁世凯拜张睿为师。张睿给他讲授八股文，久无进步，命题让他去作，结果是文字芜杂，不能成篇，张睿无法删改，袁世凯亦叫苦连天。尽管如此，张奢还是在吴长庆面前为他说了不少好话，其他幕僚也添油加醋，为其说情。

有一天，吴长庆忽然问袁世凯：“你有什么官阶？”他信口答道：“曾捐了一个中书科中书。”这样，吴长庆就委他一个营务处帮办的职务。这虽然是一个既无实权，又无所事事的差事，但月薪三十两，还有两名勤务兵侍候，袁世凯也就感到很满足了。

1882年，日俄等外国势力入侵朝鲜，朝鲜的统治阶级推行卖国政策，激起了广大国民的不满。特别是闵妃集团中的兵曹判书闵谦镐聘请日本教官，按照日本的方案改编军队，并因扣发军饷，遭到广大士兵的强烈反抗。7月23日，驻汉城的数千名士兵捣毁了闵谦镐及其他大臣们的住宅，袭击了日本领事馆，杀死了几名日本官员。次日，起义士兵又冲进了王宫，处死了藏在宫内的闵谦镐等人。闵妃则化装成宫女逃走。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壬午兵变”。

兵变之后，同闵妃集团争权夺利一度失势的大院君趁机重新入宫执政。然而，他的统治并不稳固。被赶下台的闵妃不甘心失败，为了夺回政权，她求助于清朝政府。为此，清朝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约吴长庆到天津谋划对朝之策。当时，袁世凯听到清政府准备出兵朝鲜的消息后，请求同赴朝鲜，得到了吴长庆的允许，并委他为前敌营务处。是年八月，吴长庆率三千军队入朝。

清军乘船抵达仁川后，吴长庆、马建忠等人根据闵妃送来的情报，决定当晚派小股部队登陆，由日本人所不知的小道奔袭汉城。当时，清军军纪涣散，士气低落。吴长庆在作战斗部署时，有的军官以士兵晕船尚未恢复为由，请求第二天拂晓登陆。吴长庆一怒之下，将该军官革职，交军法处看管，并当即命袁世凯为该营营长兼先锋队长，还给予令箭，说如有不服命令者，即行正法。

袁世凯毫不畏惧，当即领命，并大声说道：遵大帅令，两小时内乘小船登陆，如有违误，甘受军法！他迅速集合了全营，并身着草鞋短裤，向吴长庆告别。吴长庆当众对他大加夸奖。

午时，吴长庆带领大队人马到达了预定地点，袁世凯滚鞍下马迎接，并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报告。当他说“沿途兵丁有抢夺农家鸡鸭蔬菜等事”时，吴长庆问：“为何不严办？”

袁世凯答道：遵大帅昨日训示，己就地正法了七名，说着，便提来了七颗人头。

吴长庆对他十分满意，连连说：“好孩子，好孩子，真不愧为将门之子！”

“壬午之役”后，清政府奖赏各员，袁世凯被列为“出力有功”的一个。因他说过自己曾捐纳过“中书科中书”，平时在军中又自称秀才，所以，在褒奖案内，就以“中书科中书”奏保为同知、赏戴花翎，并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谁知就在这时，北洋大臣接到了吏部的咨文，咨文中说：有“中书科中书”这个头衔的人全都查遍了，没有叫袁世凯的。这样，才发现了“中书科中书”是袁世凯为美化自己而编造的。

骗局被揭穿后，袁世凯急忙向吏部的书吏通融、弥合。书吏得到好处后，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再追查了。这样，袁世凯也就心安理得地当上了“袁司马”。

不久，袁世凯受命总理各营营务处，兼代吴长庆的“庆”字营，同时办理交涉，会办朝鲜防务，所以，他这时又被人称为“袁会办”了。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王室内部出现了要求走日本明治维新道路的开化派，同闵妃集团的守旧派展开了斗争。日本为了在朝鲜建立一个亲日政权，极力支持开化派；而开化派为了夺取政权，也以日本为靠山。

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与日本驻朝公使竹田进一郎共同策划，依靠日本军队的支持，发动了政变，杀死了一些守旧派官吏，组成了新政府，宣布同清朝断绝关系。

这次政变发生前后，袁世凯始终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随时向李鸿章作了报告。李鸿章授意他在紧急情况下可相机处理。所以，当闵妃集团请求清军援助时，清军立即出动。6日下午，清军到达王宫，与驻守在王宫的日本军队发生冲突。这时，清军统领吴兆有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而袁世凯则当机立断，下令清军开枪开炮，使日军伤亡惨重。日本公使见形势不利，率军逃走，政权重新落入了闵妃集团手中。

02、成功依附李鸿章，走上仕途快车道

1885年，吴长庆奉命率清军回调奉天，袁世凯也另候任用。这时，他看到吴长庆对自己没有什么用途了，而把持军事、外交、政治大权的李鸿章则是一个新的靠山。于是，他调转了船头，通过巴结北洋文案处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向李鸿章身边靠拢。

1886年8月，清政府决定将大院君李昰应放回朝鲜。李鸿章的幕僚张佩纶见机行事，推荐袁世凯伴送李昰应回国。李鸿章认为袁世凯不但不懂得军事，而且也不熟悉外交，特别是感到他年少多事，尤不放心。但张佩纶“大事斡旋”，李鸿章方表同意派袁世凯再次去朝鲜。可见袁世凯在北洋文案处的功夫没有白下。

袁世凯这次到朝鲜，更是显才露已。据他说：李昰应归国后，“韩王李熙虽与之分属父子，已成切齿之仇，今见生还，犹如芒刺在背，而视余亦如仇敌矣，遂与其心腹金玉均密商图谋害我，幸得闵妃告密。弟遂使用离间计，诱韩相电请爵帅（李鸿章）派弟监理国政，以挕父子争国之祸。”

可见，朝鲜君臣挽留他，请他在朝相助，是因为他使用了离间之计，诱骗韩相的结果。实际上，他这是利用“韩相电请”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李鸿章也受了他的欺骗，不再认为他“少年债事”了。是年9月，李鸿章给清廷的保奏折中说：“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况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此次派令伴送李昰应归国，该国君臣殷殷慰留，昨接朝王来函，亦敦请该员在彼襄助。似宜优其事权，作为驻扎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略示豫闻外交之意，并请超擢衔阶，以重体制而资震慑。”

由于李鸿章的大力推荐，袁世凯“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赏加三品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其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袁世凯驻朝期间，日俄诸国不断扩大在朝鲜的侵略势力，干涉朝鲜内政，促使朝鲜脱离同清廷的藩属关系。这种形势，使袁世凯处境困难。但他面临困境，仍暗中筹划控制朝鲜的政局。

李鸿章对此感到满意，1890年初，在办理朝鲜商务请奖奏折中说他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并请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加二品衔。于是，1892年8月，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补授浙江温处道。经李鸿章奏请，仍驻留朝鲜。

可见，袁世凯投靠李鸿章后，是大得赏识、步步高升的。

1894年，以融合儒、佛、道三教，用“诚、敬、信”教人，号称“东学”并与西学即天主教相对抗的“东学道”，为反对朝鲜统治阶级残酷的封建压迫，发动并领导了朝鲜农民起义。面对这种新的大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在日本驻朝鲜代理馆务书记杉村的怂恿下，屡发急电，一再要求清政府派兵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

在袁世凯的鼓动之下，清军入朝。日本政府见清政府中了圈套，便以中国违背1885年中日两国订立的“两国如欲派兵至朝鲜须互相知照”的协定为借口，派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日军入侵朝鲜，并迅速占领了汉城。

中日军队对峙，战争即将爆发。袁世凯一见局势严重，又知日本对自己怀恨已久，为了躲避风险，于7月19日请调回国。

其实，他在“奉旨调回”之前，就改装易服逃回天津了。

这时，袁世凯预感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清廷将要战败，李鸿章也会因战败而失势，李鸿章有些靠不住了。所以，他到天津后，先到李鸿章处述职，并准备尔后进京。但，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担心袁世凯进京会对已不利而没有同意。8月1日中日战争伊始，即将袁世凯派到凤凰城办理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

可是，袁世凯到任后，并没有去掉进京的念头。他不管军务如何繁忙、战事如何紧张，仍一意孤行，秘密进京去了。

不出李鸿章所料，袁世凯到了北京就暗中拆李鸿章的台。他把李鸿章对日交涉如何软弱、两次从朝鲜调回吴长庆的军队如何失策、与伊滕博文在天津所订的条约如何错误、以及中国军队调回后他在朝鲜的对日交涉和处理朝鲜问题如何困难等均罗列成文，并将有关的来往文电抄录于后，汇编成十余册奏章。

他还觉得不够劲，又把在奉天等地所见所闻李鸿章的淮军纪律败坏、军官昏庸无能等情向督办军务处的亲王大臣密陈，并建议：“战事拖延决无希望，不如早和，否则京津亦恐难保”。

他的这个秘密报告，转呈慈禧和光绪后，对平息帝党和后党的战和之争以及他们做出同日本议和的决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因战败而割地赔款，损失巨大，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耻辱。当时，朝野上下认为，这皆由袁世凯一人任性妄为闯下的大祸，所以，正像他自己所觉察到的那样，除二、三人外，其余的人都用白眼看他。

当然，全部罪责归于他一人的任性妄为，未免太过。但也不能不说他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然而，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却抬高了身价。这与李鸿章的大度宽恕有关。有一次，恭亲王问李鸿章：“听说这次战争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可信吗？”李鸿章说：“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也。”

除李鸿章外，日本也大帮其忙。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期间，伊滕博文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为“中国有数人物”。李鸿章也当面把这些话告诉了袁世凯，还表示要“专折奏保朝廷，破格录用”。

不仅如此，中外报纸还将李鸿章和伊滕的谈话内容公之于众，这样，袁世凯的身价大增十倍。他自己说：这时，一般先生大人见之，咸以青眼相加。

由“白眼”到“青眼”，世态炎凉，自不待言，重要的是，他竟逃避了应得的惩罚。

03、左右逢源，上下钻营，搭上皇族权力快车

袁世凯虽然依靠李鸿章捞到了大量的好处，但他绝不是死抱着这棵大树不放，而是利用自己在朝鲜赚来的“名气”为资本，与北京的各种政治势力、各方面代表人物，广泛接触，到处钻营。

他经徐世昌介绍，投拜于“北清流派”首领李鸿藻的门下，并同这派的中坚人物张佩纶过从甚密。对“南清流派”首领翁同龢，他也通过在朝鲜时结识的吴大膺挂上了钩。所以，他能够得到当时在朝廷中颇有声望又掌握舆论的“清流派”的赞许。

他不仅同“清”交往，而且还更注重拉拢那股“浑”的，即浑浑噩噩、昏庸无能而又握有实权的满族亲贵。他们虽然名声不好，但有实力。为了寻求进身之阶，袁世凯托人介绍，巴结上了李莲英，随后“得其承介”，终于获得了巴结慈禧太后的宠臣、握有军权的步军统领荣禄的机会。

荣禄其人见识一般，喜欢别人恭维、奉承，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不管什么人品好坏、是否贤良，一概网罗。因此，袁世凯随着李鸿章地位的日衰，就开始在荣禄身上下了功夫。这既可借以自固，又能达到继续向上爬的目的。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十分明显，就是清政府的腐败。然而，当时一些人不敢直接对朝廷说三道四，只好舍本求末，大谈军队如何失败。

清军随着内忧外患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也经历了从八旗、绿营到湘军、淮军的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没有改变它依然是使用旧式武器、用旧式方法训练的“旧军”。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屡战屡败的事实，使人们更加明显地看出，“旧军”已不可救药了，必须训练“新军”。于是，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这时，有二品头衔而又无事可做的袁世凯，看到这股风是他再次进行政治投机的良机，便急忙召集幕友，租赁了“嵩山草堂”，在这里吃、住，日夜不停地翻译、撰写了兵书十二卷，还提出了一个编练新军的设想，抢先送给了正在筹办编练新军并物色人才的荣禄。

袁世凯在荣禄面前，借机大吹大擂，讲了一通外国的兵制，搞得荣禄云山雾罩，博得了荣禄赏识，夸奖他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授以练兵之责，必能胜任。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淮系官僚胡通芬将东征粮台卫队改练成“定武军”，共十营，驻天津小站。不久，胡通芬被派去修造京芦铁路，定武军无人统辖。这时，荣禄就推荐了袁世凯。1895年12月，他被派往小站，接管了这支军队。

这支军队也就成了袁世凯编练新军、创立北洋军阀武装力量的奠基石。

这样，袁世凯巴结荣禄又如愿以偿了。此后，他更加紧巴结荣禄，而荣禄对他也处处加以袒护。当有人参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节制时，奉命前往查办的荣禄乞恩姑从宽议而了之。因此，他对荣禄更加感激不尽，并乐为其所用。

04、创建北洋，握住枪杆子的同时，也握住了笔杆子

袁世凯谋得“小站练兵”的实权后，雷厉风行，立即派副将吴长纯、都司魏德清等人分赴淮、徐、鲁、豫、奉各地选募丁壮，购买马匹，很快将“定武军”扩编为“新建陆军”。

表面上，它是仿照德国军队的编制、聘请德国教官、采用近代军事训练方式训练、由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军队。实际上，袁世凯却是通过中国传统的“纽带式师承关系”，精心网罗了一批政客、武夫，形成死党，然后安插在“新建陆军”中，委以重任，通过这种“封建纽带”，紧紧将之牢固控制在自己手中、成为自己的政治工具。

武的（枪杆子）有王士珍、 段祺瑞、冯国璋、曹锟、陈光远、雷震春、陆建章、段芝贵等，文的（笔杆子）有徐世昌、唐绍仪、梁士饴、杨士琦等。

这样，一股新的势力就孕育而成了。它虽然规模不大，仅有七千人，但组织严密，发展迅速，后来几乎遍布全国。民国期间，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师长、 旅长等，大都是从袁世凯所营造的这个巢穴中孵化出来的。

1897年，清政府认为袁世凯练兵有功，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专管练兵事宜。次年，“新建陆军”与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毅军”划归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统一节制，通称为“北洋三军”。“北洋军阀”一词中的 “北洋”二字，就是因此而来的。

05、叛卖维新运动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一批志士仁人变法维新、救国图强的呼喊，汇成了一股新潮流。原本就喜欢多方下注的袁世凯，也再次进行了投机活动。早在1895年7月，也就是康有为在北京鼓吹变法而名震公卿的时候，袁世凯就曾帮助康有为把“万言书”代递督办军务处；9月，又参加了维新团体强学会，称康有为大哥，表示自己也是改良派。

1898年，光绪皇帝锐意改革，于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上谕，把维新变法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守旧派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更加尖锐了。9月4日，礼部堂司交哄案发生，光绪皇帝下令将公开反对新政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骏等六人全部罢官，使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白热化。于是，守旧派在北京西郊的颐和园和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策划政变，说服慈禧即日训政，废黜光绪皇帝。

9月14日，光绪在“朕位且不能保”的情势下，给康有为等人写了密诏，要他们速筹良策。没有实权，更无兵权的维新志士们一筹莫展，商量来商量去，定出了杀荣禄、围颐和园的办法。可是，两手空空，如何去办？只好设法寻求军队的支持。

此时在京畿一带，只有北洋三军，也就只能在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人身上打主意了。开始，康有为曾托徐致靖、谭嗣同、徐仁镜劝王照去游说聂士成，王照坚辞不就，计划落了空。

接着，他们又计划作袁世凯的工作，但林旭认为袁世凯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赞成拉拢他，主张董福祥。为此，林旭曾对谭嗣同说：“愿为公歌千里草（指董福祥），本初（指袁世凯）健者莫轻言。”

但谭嗣同等人受袁世凯倾向维新的假象的迷惑，没有听信林旭的劝告，继续拉袁世凯。9月16日、17日，光绪两次召见袁世凯，并授予侍郎头衔，专办练兵事务，明旨其不再受荣禄节制。18日夜，谭嗣同与徐致靖的侄儿徐仁录到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要求他保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

在谭嗣同等人面前，袁世凯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杀荣禄如一狗耳！”从而骗得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信任，掌握了维新派的行动计划。

20日，光绪皇帝又一次召见袁世凯，他一边磕着响头，一边说：“受恩深重”。

此时，袁世凯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波涡中的处境，刘成禺在《洪宪记叙诗》中写道：

亲颁密诏敢承担，莫喜珊瑚换顶蓝。

祸福一身难料理，只因受得侍郎衔。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紧要关头是需要集祸福一身的袁世凯去短兵相接的，他只是一个多面下注的两面派，怎么可能让自己冒这么大的风险？

终于，在“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信条支配下，袁世凯露出了奸雄本色和叛卖性格。当天晚上，他急忙赶回了天津，去拜见荣禄。在总督衙门，左右屏退，房门掩上后，他把光绪皇帝决心变法，派他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的全部政变计划报告给了荣禄。他又给荣禄出谋划策说，此事干系重大，千钧一发，刻不容缓，必须立即向西太后禀报，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将维新派一网打尽。

于是，荣禄派其心腹杨崇伊火速进京，请庆亲王奕劻赶赴颐和园面奏西太后。

杨崇伊深夜到京，过家门而不入，直奔庆王府，逼着当值太监把奕劻从梦中唤醒。奕劻一听，大吃一惊，毫不迟疑，立即动身，在半夜两点多钟的时候赶到了颐和园。

慈禧听了奕劻的禀报，随即启驾回宫。9月21日清晨，西太后即将光绪皇帝软禁起来，重新垂帘听政，并下令逮捕维新人士，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中国近代史上的百日维新运动就这样失败了。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袁世凯在给他哥哥的信中是这样辩解的：

（光绪帝）降密旨命余提兵围困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等一班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不孝；逮捕荣禄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势位？

此非弟之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皇上遂遭幽禁。荣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接掌直督兼北洋大臣。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受后世之唾骂。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助君为不孝也。

破坏戊戌变法，袁世凯进一步赢得了西太后和荣禄的信赖，爱国维新志士们的头颅成了他青云直上的阶梯。从此，他更加飞黄腾达了。为了酬劳他，荣禄给他增补二千名士兵，使他的兵力增加到九千人。反过来，他为了进一步讨好荣禄，建议将驻防在直隶的各军合编为“武卫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他的“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武卫军”由荣禄亲自统率，成为荣禄的亲军。

06、镇压义和团，设法取悦慈禧

1899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列强多次要求清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予以镇压，拥有兵权的袁世凯遂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前去处置。

1899年12 月15日，袁世凯带着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武卫右军”到山东赴任。

在山东，袁世凯不仅盘踞津浦中枢要地，控制南北两方，而且还借机扩大地盘，扩充实力。他把山东的三十四个勇营加以裁并，改编成步、骑、炮兵二十个营，称之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兵力达一万四千余人。接着，他又把山东其他地方的旧营改编为新军，兵力迅速膨胀到两万余人。

袁世凯到任伊始，就发布了《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宣布凡参加义和团的格杀无论。在他的屠刀下，大量平民惨遭杀戮。仅以东光县为例，一个方圆十里的地方，没有一棵树上不挂着人头。

对袁世凯在山东的血腥屠杀，李鸿章倍加赞赏说：“幽燕云扰，而齐鲁风澄”。而山东拳民对他却恨之入骨，皆有欲杀之势。老百姓编的民谣中说：“杀了冤魂蛋，我们好吃饭”。他们甚至在巡抚衙门的墙上画了一个戴着红顶花翎的乌龟，伏在洋人的屁股后面，表示对袁世凯的痛恨。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袁世凯却视军队为己有，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只派孙金彪率三千人马走了一趟，装模作样地去“勤王”。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武卫军的前、后、左、中等军几乎全部崩溃，而他的武卫右军非但未伤元气，反而却得到了发展。

在慈禧太后西逃过程中，袁世凯一直密切地注视着事态发展的动向。当他探听到“和议”有了希望的时候，便急急忙忙地东征西敛了二十六万多两银子，派人送到了慈禧太后的行宫。还另外筹办了一笔现银，分别赠送给军机大臣和宫内太监。

两宫西逃，对那些至尊至上、平时作威作福的权贵们来说，沿途虽不是千辛万苦，但也不能像在北京的皇宫和颐和园里那样骄奢淫逸、舒舒服服了。在这个时候能得到袁世凯的源源不断的奉献，自然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了。因此，受贿最多的荣禄和李莲英天天在慈禧太后的耳边说他的好话，盛赞其能。

袁世凯运用这种手段，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更大的野心。他深知，北洋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的中心，而执掌北洋大权的李鸿章病势日重，不能久之，趁此时机，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位置，并取得她的信赖，是十分重要的。

这决非袁世凯的痴心妄想。1901年10月28日，张之洞致军机处的电报中说：“昨，德公使穆默自京来鄂密谈，穆云，李相病颇重……其大意愿袁抚到直隶而已。按今年以来，所见各国提督、领事，皆盼袁抚为北洋大臣，众口一词不仅穆一人也。”

由于袁世凯既在慈禧太后心目中有了位置，又被“洋大人”们视为新强人而格外青睐，所以，北洋大臣一职也就非他莫属了。

1901年11月，李鸿章死，袁世凯果然署直隶总督，次年6月实授。

《辛丑条约》签订后，练新军的鼓噪再起。袁世凯趁此机会，利用他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有利地位“整军经武”。1902年初，他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在河北一带挑选了丁壮六千名，编为“常备军”，亦称新联军。还设立了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等处。1903年，他又提议设立了“练兵处”。

为了避开清廷对他的疑忌，练兵处表面上由满族亲贵掌握，他只居会办练兵大臣，可实际上他仍是练兵处的主要角色。练兵处下设的提调徐世昌、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均为他的心腹之人。

所以，练兵处还是为他一手包揽，兵权集于他一身。这时，清政府提出在全国编新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师）的计划。他又打着这一旗号，采用招募与改编相结合的办法，于1905年把北洋常备军陆续改为北洋陆军，编为六镇，兵力达八、九万人。

清政府编新练军三十六镇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可北洋六镇却完全装备起来，并成为清朝新军中的劲旅。

北洋六镇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这个军事集团形成了。

在此期间，袁世凯因拥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而同时身兼数职：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声势显赫，权倾内外，较曾国藩、李鸿章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欲壑难平。他的政治野心继续膨胀，不断向东三省扩张势力。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不久，他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机，条陈统一东三省方案。

1907年3月，东三省改设行省，跟随他多年的助手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军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吉林巡抚、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这些人也都是他的朋党。

为了控制东三省，袁世凯还以巩固边防为名，调北洋六镇中的一镇二协之兵扼守奉、吉要道。显然，巩固边防是假，扩充北洋势力是真。

袁世凯之所以能如此显赫，他“拥兵自重”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这也和他采取了一些巩固自己地位、发展个人势力的政治手段分不开的。

07、以金钱铺路，畅行朝野

清代，在官场中，有一种内官（即京官）吃外官（即地方官）之风。地方官因近水楼台，就地搜刮，油水较京官为多；而地方官的升迁补调，则操之于京官之手，所以，地方官不能不对京官时有馈送。

庚子以前，这种馈送是不公开的。庚子之后，清朝腐败至极，官吏廉耻尽丧，衣冠扫地。袁世凯早已发现，在清廷的上上下下，金钱是万能的。他督直之前，就以孝敬、报效等方式，大肆贿赂，收事半功倍之效了。在他督直之后，又有了直隶总督这个肥缺和北洋大臣这个高位，财源甚广，为他大搞贿赂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条件。

可以说，清末贿赂之风的公开化，乃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从袁世凯开始的。

1903年，荣禄死后，奕劻任军机领班。奕劻贪污受贿是人人皆知的。精于此道的袁世凯立即就把功夫下到了奕劻的身上。

其实，在荣禄还没死的时候，袁世凯在“三节两寿”（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和奕劻及福晋生日）时，就按时给奕劻送礼的，但没有满足其胃口，所以，奕劻曾发牢骚说：“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

自从荣禄病重，传出奕劻将要任军机领班的消息后，袁世凯立派其亲信会同与奕劻来往密切的杨士琦带十万两银子送给这位王爷，还说以后再特别报效。

奕劻从来没一次得过这么多银子，当即笑纳了。

奕劻正式入军机领班之后，庆王爷的年节、寿日、宴请、婚丧嫁娶、子孙满月等一切费用，都由袁世凯预先布置，全部开销，王府分文不花。因此，袁世凯深得这位王爷的欢心，数月的功夫，奕劻对他的宠信就远远超过了荣禄。

除对奕劻外，袁世凯对慈禧、李莲英的供奉更是无微不至，所以，慈禧对袁世凯召对之余，往往会先对他的孝敬奖许一番。

袁世凯的另一个手段是拉拢、使用一些人，在清廷的上下、内外为他充当密探，传递消息。

他是干这种勾当的老手，手下有两个干将，一个是赵秉钧，一个是道貌岸然、一派学者风度的杨士琦。他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驻节天津，可杨士琦却频频奔走于京津之间，每次进京必到庆王府，听奕劻讲朝中要事，有的事奕劻还托其向袁世凯请教。

袁世凯位极人臣，声势显赫，包揽北洋全权，使一些人对他侧目而视，言官纷纷弹劾。其中，御史王乃征的奏折最为尖锐，直说他“督责天下之饷需，欲户部不得过问；举劾天下之将弁，欲兵部不得持权，既历史所未有，亦五洲所不闻。枝重有拨本之嫌，尾大成不掉之势。”这样下去，会“立召祸乱”。

奏折中还说：他请派饷练兵，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年仅四十岁，没有什么大功大劳，而宠任之隆超过了曾国藩、李鸿章，但他自己还没有自知之明。

奏折中又说：他的“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他要“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他是“假美名以济其私，握重权以便于己”。

奏折中大声疾呼：朝廷不能忠奸不辨，不能把国家兵赋大权全交给袁世凯一人；过去对忠纯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没有这样，怎么能对袁世凯这样呢！更何况他又绝对不是那样忠纯的人。

这些议论，既揭露了袁世凯的野心，也反映了他权力膨胀的程度。

这虽然还不能马上动摇袁世凯的地位，但对清朝最高统治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提醒；而对袁世凯来说，也绝不是什么吉祥之兆。因为在当时，尽管袁世凯大权在握，势气熏天，但操纵着他及其部属命运、对其握有生杀予夺的专制权力的，仍然是清廷最高的统治者。

08、被贬下野，私下仍风云暗动

1906年10月，出国考察政治的大臣载泽等回国，清政府决定推行君主立宪，改革官制。当时，袁世凯主张废除军机处，改为责任内阁，设总理大臣。其用意是总理大臣一席必定由奕劻担任，而他仍旧可以凭借奕劻的庇护为所欲为。

可是，慈禧最后裁定：军机处保留，且军机处只留下奕劻，瞿鸿禨、徐世昌等退出；各部尚书均充任参与政务大臣。

这样的决定和变动，大大削弱了袁世凯在中枢部门中的势力。

接着，兵部又改为陆军部，练兵处并入，与袁世凯不睦的铁良为陆军部尚书，这对袁世凯更是不利的。

铁良是士官派，同北洋的武备派本来就是势不两立的。机构调整后，他就以士官派为陆军部班底，气势汹汹地同北洋的武备派搞摩擦，并借统一全国军政之名，收回北洋六镇。

袁世凯看出势头不对，急忙退守交出了一、三、五、六镇，同时辞去了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等职务。

1907年，清廷对袁世凯明升暗降，调任其为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死去，宣统继位，载沣为摄政王。载沣乃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溥仪之父。此人政治上并不糊涂，只是优柔寡断，无统驭办事之才。

这位摄政王监国之后，根据祖宗不信任汉人专权的密传家法，又看到京畿各镇将领以及几省督抚多为曾煌赫一时、目前尚身处军机要地的袁世凯所提拔，或与其秘密勾结，就连一批宗室亲贵也被其用金钱喂饱，乐为其所支配。这从而使这位摄政王感到袁世凯不除，后患无穷。

再想到胞兄因袁世凯告密而遭软禁、郁郁而死的情景，报仇雪恨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乃迫不及待地谋划去掉袁世凯。

而袁世凯从载沣晋封为摄政王这一突然的政治变化中，已敏锐地觉察到了形势在逆转，对自己十分不利，因而惶惶不可终日。不出所料，12月28日，也就是慈禧死去的第57天，一道谕旨下来了，宣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就这样，袁世凯被罢了官。

对如何处置袁世凯，传闻之说颇多，有的说光绪临危时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有的说光绪死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现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并将其交载沣处理；还有的说隆裕面谕载沣，杀袁世凯给先帝报仇，等等。

除此传闻外，当时要“严办”袁世凯是确实的。但如何“严办”，大员们意见不一，载沣也缺乏魄力而不能决断。

谕旨的原文是：“拿交法部治罪”，对此，张之洞力为反对，说：“袁世凯在直多年，握有庞大军力，如果严惩，恐生他变；国有大故，不宜诛戮大臣。”奕劭也为其讲情。这样，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了。

丢了官的袁世凯惊恐万状，丧魂落魄。他更担心再下第二道谕旨，那就会要他的命了。

“霹雳一声祸有因，包车风帽到天津。”他当年的威风和气势一扫而光，犹如丧家之犬，身着便服溜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里的利顺德饭店里，准备当天夜里就乘船逃往日本避难。直隶总督杨士骧父子为其出谋划策，认为逃往日本是下策，逃不脱，抓回来就会马上被处死；即使逃走了，那也就再也没东山再起之望了。

于是，袁世凯决定不去日本，当晚返回北京。杨士骧还偷偷送给他六万两银子，并叮嘱他：“明晨必须返豫，在京不可稍作停留。”次日晨，袁世凯仓皇登车，光天化日之下，谁还敢给他去送行？因此，车站上的人寥寥无几，显得格外冷清。

清廷将袁世凯放逐，是庸懦无识、缺乏远见的表现，实际上，这是放虎归山。

袁世凯回到了河南老家洹上村，这里有他当政时修筑的一座庞大的别墅。别墅称“养寿园”，他住的正厅叫“养寿堂”，西侧为住宅，姬妾九人，各有一院；东侧是山林峻石、奇花异草、亭台楼树，应有尽有的大花园。他在这里过着饮酒赋诗、游山玩水、轻闲自在的生活。

其实，这全是在欺骗外界。

袁世凯从各方面施放烟幕，极力装出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的样子。为此，故意将他在养寿园坐舟披衰垂钓的照片传出去，使人们以为他已无问世之志，也似乎不想从政了。

实际上，他一直没有间断同各方面的联系，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迫切期待着有利时机的到来。他那种不甘蛰伏的政治野心，有时也很难自抑。诗以言志，其“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之句，就情见乎于词了。

为观察“远天风雨”，他的耳目仍旧活动在朝廷，旧部依然遍布于各地，有宗室亲贵奕劭和满族大员那桐、荫昌以及汉族大员徐世昌，也有君主立宪派人物杨度等，甚至还有革命党人。

驻防在华北和东北的第一镇何宗莲、第二镇马龙标、第三镇曹锟、第四镇吴风岭、第五镇张怀芝、第六镇段祺瑞及统率其他各军的姜桂题、张勋等，心目中亦念念不忘提拔他们的“衣食父母”——袁宫保，暗中继续听其操纵。

迫于朝命，他们不敢说三道四，但心里无不期待着袁世凯东山再起。因此，他们没有一个不按时到洹上村馈送探望。

袁世凯还同各国使馆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联络更为紧密。

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洹上村俨然成了秘密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中心，形形色色的人物来往于途，络绎不绝。

总之，袁世凯依然是一个为中外势力所重视的实力人物。

09、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2日，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前去镇压。当天，第一军军统冯国璋就背着荫昌秘密到了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当即授予“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秘诀。

荫昌和袁世凯的关系本来也是很深的，他知道，指挥北洋军没有袁世凯的帮助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到洹上村拜谒求教。他一到，袁世凯就“病”了。谈起军国大计，袁世凯以离职日久、不了解情况推谈。荫昌不得要领而去。到了前线，将领们果然不听他的指挥。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满朝文武重臣们一片惊慌，个个束手无策，政局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天生我材必有用”。清王朝的“保姆”西方列强出来说话了：“除非再次召用袁世凯，没有任何行动能使清朝得到国内外的信任。”他们甚至还说：“非袁则亡！”

清廷无奈，只有俯首听命，重新起用袁世凯。顿时，门客亲信“咸集洹上”。

窥伺方向、只待一逞的袁世凯，敏锐地觉察到，期待已久的夺取中国最高统治权的时机到来了。然而，嗅觉敏锐的还有一人，那就是他最为亲信的赵秉钧。他们二人在卧室中密商取清而代之的策略和步骤。

最后，二人仿照三国时诸葛亮、周瑜火烧曹操的故事，各写了四个字，赵秉钧写的是“两利俱存”，袁世凯写的是两面威吓，其意完全吻合。

因为己有谋划在先，胸有成竹，所以，袁世凯的头脑非常清醒，夺权的行动进行得不急不躁、有条不紊。

他首先向清廷进逼。10月14日，清廷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这在他的眼里，官小位卑，因此，不为所动。10月15日，他一面推托说“足病未愈”，不能出山，一面暗中通过协理大臣徐世昌向清廷提出更大权力的要求。

此时，他还秘密派一名亲信带着出山条件去美国驻京使馆摸底，对美国人说：“袁世凯提出的条件被接受，他就会出山。”这个亲信还十分神秘地透露：“以后我们将有一个共和国，他（指袁世凯）是这个共和国的总统。”

这不是胡言乱语，是袁世凯有意向洋人表露他要夺取中国最高统治权，其目的是要看西方列强的眼色，以便行事。但当时列强还没有抛弃清政府的打算，因此，这次试探没有结果。

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清廷无可奈何，不得不于27日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陆海军。

袁世凯见清廷已屈从，便离开家乡南下，抵达湖北前线，部署进攻革命军。在他的指挥下，冯国璋的北洋军攻下了汉口，清廷封冯国璋为一等男爵。可就在这时，他下令停止了进攻。

为什么不一气呵成攻下武昌就戛然而止了呢？时人的一首记叙诗说得十分明白：一举持看局可找，勒兵不许过江南。乃翁自有囊中计，何用勋封一等男。

“囊中计”就是袁世凯的“两面威吓＂。这个沉浮于官场二十多年的老手，深通“养敌自重”这个道理。如果没有威胁清廷的武昌革命势力的存在，他怎么向清廷讨价还价，索取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力呢?

11月1日，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辞职，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他就抵京任职。当天，美国驻华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向袁世凯递交了革命党人给摄政王载沣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清帝退位的要求以及给予的条件。袁世凯当场斥之为胡闹，并予以拒绝。

实际上，是由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没有什么许诺而使他大为恼火。这也是美国在南北之间最早的一次和谈牵线活动，但未能成功。

袁世凯抵京后，多次向隆裕太后垂泪诉说摄政王载沣庸懦无能，任用亲贵误国，隆裕太后不得已又下诏指责载沣，迫使其回家呆着去了。从而，他又搬掉了一块绊脚石，使清政府的全部权力转到了他的手中。

这时，有人要他趁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之际，取清而代之。然而，他觉得条件尚不成熟，不肯冒险去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权。因此，他仍坚持“两利俱存”、“两面威吓”的策略。

10、成功窃取革命果实

对革命阵营，袁世凯软硬兼施，又打又拉。打下汉口之后，他就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秘密向革命军进行和平试探，同黎元洪进行频繁的电信往来。

对他的试探，黎元洪在一封复电中明确表示：“公果能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何必屡出甘言，思以诈术挟我军心，转为公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革命军方面对袁世凯的许诺和软弱，但也拒绝了他的和平试探。于是，袁世凯立即采用打的一手，命令北洋军攻下了汉阳，给革命军施加压力。

这时，是坚持君主立宪还是赞同共和，还是要看西方列强的眼色才能行事。11月中旬，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说：父亲是主张维持清室的，但革命军方面硬要推父亲为共和国总统，如何是好，请赐教。

当时，不论美国还是英国，虽然都表示支持袁世凯，但仍倾向于维持君主立宪，扶持清政府，因此，他们说共和制是一种冒险的尝试，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但是，革命声势越来越大，十几省相继宣布独立，清廷已是尸位素餐，不可救药，于是各国就调整了其方针，力劝袁世凯与革命军停战议和。

11月26日，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谋，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斡旋，向湖北军政府提出了双方立即停战、清廷宣布退位、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等三项停战议和条件，得到了革命军政府的同意。

12月18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到上海同革命党人谈判。袁世凯的算盘是：通过南北和谈，在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让他作大总统的同时，借革命的声势和革命党人之口，逼迫清帝退位。这样，自己还清廷的忠臣，可以逃避人们侮骂他“夺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

然而，就在“南北议和”之时，孙中山回国，众望所归，组成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尽管孙中山表示随时辞任，袁世凯也甚为不快。在同孙中山来往的函电中，袁世凯称孙中山为“孙逸仙君”，以示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地位。

1912年1月2日，也就是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袁世凯在给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的电报中指责说：“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己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愤懑之情，溢于言辞之中。

为此，袁世凯煽动并利用北洋军人反对孙中山当选总统的嫉恨情绪，指使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等联名通电，表示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甚至宣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制，必誓死抵抗”。同时，他也密令前线军队破坏停战协定，进行军事挑衅。“南北和谈”被迫中止了。

对于袁世凯的行为，革命党人也不啰嗦，准备暗杀他，以扫除障碍。然而，他们扔出的三颗炸弹，只响了一颗，袁世凯的卫队管带卫兵二人及他们的坐骑当即被炸死，九人被炸伤，而袁世凯却免于一死。

事件发生后，震动了京城内外，军警四处捕人，革命党人杨禹昌等罹难。

袁世凯继续向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进逼。革命党人处境困难，不得不中止了北伐，向袁世凯作出了更大的妥协和让步。孙中山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得到了孙中山的保证后，袁世凯又调过头来逼迫清帝退位。

1月26 日，汪精卫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利用一个名叫彭家珍的革命青年，炸死了坚决反对清帝退位的皇族首领人物良弼，来了个杀鸡给猴看。这一招果然奏效，吓得皇族成员个个心惊胆颤，反对清帝退位的人也逃出了北京。

同一天，在袁世凯的指使下，段祺瑞率领湖北前线的四十六名北洋军将领联名电奏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宜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带兵入京。

清廷见大势已去，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于2月12日宣布退位。

13日，袁世凯电告孙中山，说：“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孙中山随即向参议院咨请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不过，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拥兵自重、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在提出辞职的同时，附带了三项条件：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新总统必须遵守一切法律章程。

显然，这是“调虎离山”和对袁世凯的约束。可是，袁世凯不肯轻易就范。他口头表示极愿早日南行，但又迟迟不动身，还节外生枝，扬言要“释政”、“退归田里”，对南京政府进行要挟。孙中山识破他的用心，一方面通电各省，宣布“以袁公到南京接事日为文辞职之期”，言外之意是你不来我不走；另一方面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2月27日，专使们到达北京。正在等待之时，北京发生了兵变。这次兵变的变兵是刚刚从前线撤回的北洋第三镇一部分士兵。他们在前线时，每月双饷，撤回后双饷被陆军部给裁掉了，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而这种不满被别有用心的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所利用。

原来，袁克定也想搞一次兵变，其目的是仿效“黄袍加身”的故事，赶走宣统，把袁世凯拥到皇宫里去做皇帝。为此，他召集了一些中下级军官开会，决定兵入东华门。

就这样，火一点，兵变顺势而起。但因兵变的组织者没有同保卫皇宫的禁卫军军统冯国璋通气，变兵同禁卫军发生了冲突。

变兵们未能进宫，便火烧了东华门，又顺手牵羊，大肆抢掠了东城的商民。驻京的姜桂题部见第三镇捞到了油水，也在第二天晚上大肆抢劫了西城的商民。接着，天津、保定又相继发生了兵变。

这次兵变同专使到北京迎袁南下毫无关系，也不是袁世凯为了威吓专使、阻袁南下搞起来的，但狡猾多端的他却借题发挥，以维持北方秩序为借口，说南下难以成行。

专使们因身临其境，并受惊一场，也只好改弦更张，说服南京政府，将要求袁世凯南下的条件取消，临时政府地点定为北京，总统就职仪式在北京举行。

袁世凯成功窃取革命的果实。

11、与革命党决裂

袁世凯夺取革命胜利果实后，加紧实施其统一全国的计划。首先，他对控制南方的革命党人千方百计地拉拢。为此，他三番五次地电邀孙中山、黄兴到北京晤商要政，实际上是要摸清革命党人今后的打算；还称他们为革命元勋，授予最高勋位，其用意是软化他们，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孙中山到京之前，袁世凯下令，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完全与大总统同等待遇。他还把总统府腾出来，修缮一新，让给孙中山居住，并授予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

唐绍仪内阁辞职后，袁世凯为了利用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人士留任阁员来装门面，对其在内阁中的领袖、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一再表示挽留。

但宋教仁可不是吃素的，也也企图依靠国会中的多数席位组织内阁，掌握政权。因此，他置袁世凯的挽留于不顾，退出了内阁。

在1912年冬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显身手，在参众两院中获得了392个席位，占了绝对优势，取得了选举的胜利。

对此，国民党人陶醉了。宋教仁也兴高采烈，准备由国民党组阁，由他出任内阁总理。为此，1913年春，宋教仁要到南方去，袁世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甚至亲自馈送五十万元进行收买，遭到了宋教仁的拒绝，支票被退了回来。

因此，袁世凯对宋教仁衔恨在心，说“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为什么这么不留情面呢！”

宋教仁如期南下后，到处发表演说，抨击时政，言词激烈，情绪激昂，更使袁世凯更加恼怒。他看到宋教仁在黄州的演说词后，忿忿地说：“其锋口何必如此尖刻！”

3月，宋教仁在上海进一步表明组阁的决心，同时还坚持国会要在南京召开。袁世凯在感到宋教仁的言行危及了自己的统治，并用重贿收买和威吓对其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便决定使最毒辣的手段了。在同国务总理赵秉钧经过一番密谋，派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勾结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指使其手下的亡命徒武士英谋杀宋教仁。

3月20日夜，准备由上海返回北京的宋教仁刚刚步入火车站内，惨遭枪击，伤势严重，迅即送往医院，抢救无效，22日晨，这位年仅32岁的杰出政治家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袁世凯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宋案，可是，他却在宋教仁遇难后贼喊捉贼，一面装模作样地下令追究主名、按法严办，一面在调查的前后，用种种狠毒的手段，陆续将武士英、应桂馨、赵秉均以及披露内情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等处死，杀人灭口，掩盖罪行。

然而，纸里终究包不住火。黄兴在《挽宋教仁联》中愤怒地揭露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宋案”把国民党人从“议会政治”的梦幻中惊醒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袁世凯的罪恶行径。而袁世凯也不含糊，决心诉诸武力，消灭南方国民党力量。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正式国会在北京召开时，袁世凯用分化、收买等手段，瓦解了国民党议员，控制了国会。4月26日，他未经国会通过，即非法同英、俄、德、法、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

有了这些钱作为军费之后，袁世凯就调兵遣将，秘密下达战争动员令。在做好了准备之后，他下了一道“除暴安良”令，矛头指向国民党，通电诬蔑国民党“危害民国”，表示已 “枕戈待命”了。

5月20日，袁世凯发表了“传语国民党人”的长电，恶狠狠地说：我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讨伐之。

6月9日，以反对借款、不服从政府为借口，先后解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和黄兴的陆军上将衔，全部夺去了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军政大权。

就在这紧急关头，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兴师讨伐袁世凯。袁世凯则下令撤销了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之职。

7月5日，北洋军队分三路南下，国民党起而应战。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动了“二次革命”。

由于袁世凯军力雄厚，而国民党方面政见不一，各自为战，徐州、南昌、南京等地很快被攻占。

就这样，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使北洋军阀的势力扩张到了长江流域。

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为了登上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强迫国会演出了一出先选总统后制订宪法的丑剧。

1913年1 月6日，他派出便衣军警和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围了国会选举会场。国会议员们从上午八时到晚十时，被围在会场里达十四个小时之久，饿着肚子，连续进行了三次投票，最后才把袁世凯选为正式大总统。这时，“公民团”才在“大总统万岁”的狂呼乱叫中散去，国会议员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地走出了会场。

12、开历史倒车加紧复辟

袁世凯伪造民意当上大总统后不久，又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11月4日，他下令解散了国民党，撤销了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他卸磨杀驴，宣布解散国会。

接着，被他拉拢、利用的进步党及熊希龄等人组成的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在帮助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时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他也觉得失去了效用，便另搞了一套，召集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其御用工具。

5月，公然宣布废除曾宣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公布了按他旨意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按照袁世凯的“约法”，取消了国务院，在总统府里下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

5月9日，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他亲自掌握。

这样，军政大权为袁世凯一人独揽，其权力扩大到同君主专制时代的帝王完全一样了。

1915年元旦，袁世凯又公布了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任；总统的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将其姓名“亲手书于嘉禾金简”上，藏在“金匮石屋”里。

这样一来，袁世凯不但成了终身总统，而且他的子子孙孙也可以世袭了。这与封建君主相比较，除了一个称“皇帝”，一个叫“总统”的名称不同而外，已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袁世凯仍不死心，要名副其实，当一个至尊至上的皇帝。

这时，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日本则认为这是其扩大侵略、独占中国的良机。于是，在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之后，又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日本为实现“二十一条”，就以赞助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诱饵。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越过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门，破例地直接向袁世凯递交条款，并对袁世凯说：“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

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给袁世凯施加了压力。

袁世凯则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于5月9日，接受了除第五号各条外的其余各号要求。这时，日本又秘密对他说：对于帝制“自另力为援助，可除一切障碍”。

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不甘落于日本之后，对袁世凯说：“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

西方各国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怂恿袁世凯的复辟活动。

袁世凯感到，复辟帝制在外交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总的看，时机还不成熟，条件也不具备，因此绝口不谈“复辟”。相反，却装出了另外的一种姿态。

早在1913、1914年，曾刮起过一股要求复辟之风。对此，他发布命令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永不使帝制再现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信誓旦旦，还有谁能不相信呢！他甚至愤怒斥责搞帝制活动是光天之下的“鬼蜮行为”是败坏共和，谋叛民国，要按律惩戒。

果然，对当时要求复辟、恢复帝制的人，按照他的命令，有的被“查拿惩治”，有的被“押解回籍”了。

直至1915年，恢复帝制都已成了人们街头巷尾公开谈论的话题时，袁世凯对自己的一些至交和亲信仍是讳莫如深，假面相向，一派正经。

1915年6月22日，冯国璋到北京，与其谈及帝制问题。当时的亚细亚报和总统府公布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冯国璋说：“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

袁世凯说：“华甫，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实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同，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

他又说：“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作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

冯国璋说：“是啊，南方人言喷喷，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则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勃然变色说：“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在那里做我的冤裘，从此不问国事！”

他的这一番肺腑之言，使冯国璋信以为真，帝制是不会发生的。

同年8月，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再声明：“无论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余万无为皇帝之事，盖在道德上、名誉上俱说不下去也”。

其实，这一切仍是他的诡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就在他一面施放这些烟幕，掩人耳目的此时此刻，他又一面呼风唤雨，大造舆论，刮起了恢复帝制的狂风恶浪。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他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文章，更加露骨地鼓吹要其当皇帝。接着，他授意自己的心腹谋士杨度说：“共和不可维持，汝盎在外约集数人，一鼓吹之”，并给其二十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8月14日，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李燮和、胡瑛等带头组成了筹安会(以筹一国之安之意）。他们在宣言中表明，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用民主国体。

8月19日，又发出通知，说其宗旨是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以适于中国。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可见，筹安会的学术团体招牌和“研究”宗旨，既是自欺又是欺人之谈。因此，它一出笼，就有人要求袁世凯取缔它。而袁世凯以绩学之士所组、学者舆论自由、“政府未便干涉”为辞，加以庇护。

因为筹安会是袁世凯的代言人，所以，颇有号召力。他在各地的死党、爪牙以及投机分子，不仅在当地也拼凑起了筹安分会，还积极响应筹安会的号召，派代表分途到京，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请愿。

“公民团”的“公民”们手里拿着“筹安会”发的小旗，边走边喊，向参政院递交了由“筹安会”代拟的请愿书，内容是要求袁世凯顺应“民意”，早早面南正位。

霎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形成了一般复辟的逆流。

13、一世英名毁于称帝

在复辟逆流的冲击下，人心浮动，举国不安。袁世凯为了更审慎，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代表他出席参政会，提出要以“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作为改革国体的妥善之上法。

如果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些话还比较隐讳的话，那么，他这时在私下里的口头禅就十分露骨了。他说：“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

于是，他的大谋士徐世昌就按照他的意图，想出了一个由“国民代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的办法。

但是，按规定，召开国民会议需要许多手续和较长的时间，而袁世凯又内定1916年元旦登基，这样，“国民代表”之法就远水不解近渴了。然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9月19日，梁士诒等发起成立了又一个伪造民意的机构“全国请愿联合会”来加速复辟帝制的步伐。为了“同心急进，计日成功”，它接二连三地发动了请愿活动。

最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们也组织了请愿团，到总统府去请愿。袁世凯为了表示自己尊重民意，也公然派代表予以接见。

9月28日，参政会开会，以“全国人民迫切呼吁，实见君主立宪为救国良图，必宜从速解决”为由，通过了梁士诒提出的另组“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的建议和由他拟就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0月18日，袁世凯唱着“尊重民情”的高调，下令公布了这个“组织法”。

根据这个组织法的规定，10月25日，在各省军政长官的严密控制和监督之下，“代表”用三天时间就“选”出来了。28日，“代表”们即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11月20日，全国各地投票宣告结束。12月11日上午9时，参政院宣布：“汇查全国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

同时，参政院还根据各省“国民代表大会”的格式完全一样、文字也完全相同的“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推藏书，当天就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

这一活动，从时间上看，不到两个月；从意见的表达上看，完全一致；从“成果”上看，代表们虽然是决定国体的，可是，不仅决定了国体，而且连皇帝也一气呵成，推戴出来了。这真是古今中外选举史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惊人之举！

参政院第一次上书“劝进”后，袁世凯又继续演戏。当天，他就假惺惺地把“劝进书”退回，还发了一个不承认帝制的咨文，说：“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

还在这一天，参政院又开会决定“再劝进”，十五分钟就写成了二千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并宣读通过，当即进呈。

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不然，神笔也不会在十五分钟就写成二千字的文章来。

第二天，即12日，袁世凯就来了一个大转弯，发布了一个承认帝制的咨文，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下年为“洪宪元年”。13日，接受百官朝贺。15日，封爵封赏。18日，改原总统府为新华宫。19日，设立“大典筹备处”……

至此，袁世凯复辟的丑剧闹到了高潮。对他的复辟活动，国人皆骂。梁启超曾撰《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不愧为大手笔，揭露得深刻，文字也很精彩。文中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

就在袁世凯帝制高唱入云时，还有一位是别唱一调的。那就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他头脑始终比较清醒，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怜绝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克定得到这首诗后，立即抄送给了袁世凯。一心要过皇帝瘾的袁世凯，迷梦正酣，看到诗后，大为扫兴，要惩戒袁克文。不过，袁克文早已逃往上海去了。

然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以来，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国已空前深入人心，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这个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袁世凯称帝之日，正是他败亡之时。

很快，孙中山发布了《讨袁檄文》，痛斥他“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表示要“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为此，孙中山积极策动了广东、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和东北等地的反袁武装起义。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联络各派反袁力蠹，首先组成“护国军”，并宣布云南独立。这使袁世凯感到形势不妙，不得不取消了元旦登基的计划。

1916年元旦，云南军政府成立，唐继尧为都督，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路进军四川、广西和贵州。

随着护国战争的进行，全国迅速掀起了反袁斗争高潮。袁世凯看到事态严重，不得不在2月下令缓办帝制。这非但未能改变其不利的形势，反而使反袁斗争进一步发展，贵州、 广西等省也先后宣布了独立。

这时，西方列强面对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强烈怒潮，也转了舵。从而，袁世凯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绝境。正如康有为在致袁世凯的一封信中所说：“今公之心腹亲旧，宰相若徐世昌、唐绍仪，大将若段祺瑞，亲旧若张睿、费树蔚，皆纷纷远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龄等纷纷挂冠……朝宇皆空，槐棘无人，即强留率退一二人，或畏死复来，然人心可见矣。”

当时，何止是心腹亲旧对他如此，就连他的六弟袁世彤也在信中表示了“兄弟不同德”，并对他二十多年所为之事“不能不以大义相责也”。

无可奈何花落去，袁世凯看到帝制已不可能再实现了，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

一场皇帝梦就这样破灭了。

然而，他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还厚颜无耻地自称大总统同时，把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拉出来，妄图利用他们来谋求同南方反袁势力妥协。但“护国军”态度坚决，蔡锷明确表示：“请转项城，速行宣告退位。”

在此期间，广东、浙江等省又宣布了独立和中立，奉天将领张作霖也把居于袁世凯“养子之列”的心腹段芝贵赶回了北京，地处边陲的黑龙江也酝酿独立之事；不少地方群众团体发表函电，坚决反对袁世凯继续冒充总统；十九省公民代表联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呼吁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励，捕杀此猓，以绝乱种”；南方独立各省军政首脑及各派知名人士也纷纷发出通电，迫使他下野；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很多亲信也在四川、陕西、湖南等地宣布独立，反戈相向。

四面楚歌的袁世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这时，任其权谋诈术，诡计百出，数终难逃了。

因长期忧愤成疾，加之尿毒症并发，袁世凯终于于6月6日一命呜呼。他死后，尸体葬在老家洹上村东北；洹上村车站曾立有他的一块神道碑，碑文被人们铲去，刻上了“窃国大盗”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