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消费不值得鼓励，但蓝领群体买苹果手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理性行为。
对类似苹果这类高价产品的追逐，是大多数年轻人背井离乡融入社会时必经的阶段。人人都有炫耀心理。在家乡时，盖座大房子就足以宣示财富地位，不必进行炫耀性消费（和比尔盖茨不需要穿名牌是一个道理）；出门在外，彼此不认识，随身携带的手机就成了最好的炫耀品。《有闲阶级论》一书曾做过经典总结：
“在农村，消费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被储蓄和舒适的家庭环境所替代，通过邻里闲话的传播，后者足以实现类似于金钱声望的一般目的。……随着通讯方式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个人如今置身于许多人的观察之下，展示物品（或许还有展示教养）是他唯一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人们了解其声望的方式。”
炫耀心理，背后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社交和尊重需求，为满足这两种需求进行的消费，不能简单归之为“非理性消费”。
我曾经注意观察过身边的理发小哥们，很多人用苹果手机。他们并不在意新款旧款，关心的是苹果的品牌，用来装点门面。
对他们而言，在外面打工，没有户口、没有房子、没有让人艳羡的工作、不能与家人时时团聚，方方面面产生的落差感，需要进行某种对冲，特定的消费品某种程度上可以发挥这种功能，如安迪沃霍尔口中的可口可乐：
“最富的人与最穷的人享受着基本相同的东西。你可以边看电视边喝可口可乐，你知道总统喝可乐，伊丽莎白泰勒也喝可乐，你也可以喝可乐。可乐就是可乐，没有更好更贵的可乐，你喝的与街角的叫花子喝的一样，所有的可口可乐都一样好。”
基于相似的需求，他们也会追最新的电影、去KTV过生日、买李佳琦推荐的口红、带朋友下馆子，相比之下，很多挣钱能力更强的白领反而显得更节俭。
我们应理解这种现象，不能简单给他们扣上被“消费主义”洗脑的大帽子。某种程度上，他们不过在通过消费对冲落差感罢了。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强调，“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对于用户，我们也要心存温情与敬意：对国民同胞，不能没有温情；对衣食父母，理应存有敬意。
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蓝领群体触网率越来越高，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沉默的。因为沉默，便容易被忽视，被简单标签化。
在《看不见的美国》一书中，作者用“看不见的美国”指代被主流社会忽视的群体，并如此提醒主流社会，
“‘看不见的美国’无心争论，‘看不见的美国’筋疲力尽，‘看不见的美国’没有时间去静坐示威，也抽不出空闲观看电视上激烈的辩论。‘看不见的美国’只想喝杯啤酒，早点睡觉。正是这些人维持着美国的正常运转。如果这些人明天辞职不干，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就会戛然而止。”
疫情期间，Tony老师不上班，顶着两个月没剪的长发，理发小哥们才短暂回归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下。同样，疫情期间，我们对环卫工人、快递小哥、便利店雇员有了更多的关注，意识到他们是保障我们日常生活的幕后英雄。
其实，我们如此不同，每个人都如此不同，不深入，又怎能了解？克劳德霍普金斯曾在《科学的广告》一书中告诫我们，
“在广告界可不能拘囿于自己的圈子，自绝于平民大众。成功的道路是从普通人当中穿过的。普通人是绝大多数人。了解普通人并且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人，成功的概率要比别人高出很多。”
所以，心怀温情与敬意，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深入社会这个大世界！
本文由公众号“薛洪言微语”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薛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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