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国家赔偿：十三条黄金裁判规则，不注意一分不赔

拆迁国家赔偿：十三条黄金裁判规则，不注意一分不赔

文 | 马亚轩律师15010621932

（01）

1.《承租人有权获得装饰装修、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2.《违法强拆中的直接损失包括征收补偿及对动产造成的损失》

3.《具体行政行为未被确认违法，不可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4.《一审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的，二审发回重审》

5.《违法征地国家赔偿不得低于补偿款并应支付利息》

6.《强拆国家赔偿，原告需对贵重物品损失举证》

7.《因被告原因造成原告举证困难的，法院可适当降低原告证明标准》

8.《强拆导致屋内物品损失的具体数额无法举证的，应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合理酌定实际损失》

9.《有营业执照的经营性住宅，应根据经营、年限及纳税等情况补偿》

10.《房屋强拆国家赔偿中损失物品如何举证》

11.《行政赔偿应高于行政补偿》

12.《不在征收红线内的房屋不可征收补偿，补偿的法院可撤销》

13.《补办户籍时间即便在拆迁户籍登记之后，也有权得到补偿》

（02）

1.《承租人有权获得装饰装修、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征收补偿的对象通常应当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但涉及用于经营的房屋被征收的情况，因征收给承租人造成的房屋装修、搬迁费用及停产停业损失等，该损失与房屋征收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承租人有权要求征收人给予补偿。

杜路遥租赁郑洪春租赁门面房经营浴池，现房屋被征收，作为承租人，杜路遥有权要求阜南县zf履行支付房屋装修、搬迁费用及停产停业损失的法定职责。

虽然涉案房屋所有权人郑洪春与阜南县房地产管理局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但本案中杜路遥的诉讼请求是要求阜南县zf对其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并不是对郑洪春与阜南县房地产管理局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提出异议，鉴于郑洪春与杜路遥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未约定征收时涉及承租人的相关补偿权益由出租人代为主张，且生效的民事判决对杜路遥向郑洪春主张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的补偿权益未予支持，杜路遥的该项权益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已无法救济，故郑洪春与阜南县房地产管理局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及生效的民事判决不应影响杜路遥依法要求征收人阜南县zf对其进行补偿。注意，临时安置费系对住宅的补偿，与本案无关。

来源：(2020)皖行终213号。

2.《违法强拆中的直接损失包括征收补偿及对动产造成的损失》

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坚持全面赔偿和公平合理的司法理念，既要体现对行政机关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也要确保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第一，孙科被强拆的房屋来源、性质、用途以及是否正常营业的事实未予查明，一审判决采取简单类比打包的方式对房屋损失作出判处，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第二，双方在一审中对被拆房屋内的财产状况均提供了清单、照片、光盘等视听资料，一审判决未经调查核实却以证据不足，让其另行主张，明显不当；

第三，财产类行政赔偿案件主要针对赔偿请求人的直接损失作出赔偿，根据最高院公布的典型案例，违法强拆中的直接损失不仅包括赔偿请求人因违法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还包括其作为被征收人所可能享有的全部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权益，如产权调换安置房、过渡费、搬家费、奖励费以及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等，一审判决对此未作判处，遗漏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来源：（2020）甘10行赔终4号。

3.《一审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的，二审发回重审》

一审时，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赔偿因强拆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房屋价值、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房屋过渡费、房屋装饰装修费、财产损失费。
对于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过渡费赔偿项目，一审法院未予审查、评判，属遗漏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依照《最高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五项“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的，在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可以就行政赔偿问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就行政赔偿部分发回重审。”

来源：（2019）黔行赔终529号。

4.《具体行政行为未被确认违法，不可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宜阳县zf、香鹿山镇zf违法征收土地50余亩，已有十几户5组村民提起确认违法及行政赔偿诉讼并获判决支持。
孙兴存因宜阳县zf、香鹿山镇zf领导承诺尽快解决问题，撤回起诉后至今未获补偿。

最高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规定，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法院不予立案。

本案中，孙兴存针对宜阳县zf、香鹿山镇zf征地行为提起确认违法及行政赔偿诉讼后，又撤回起诉，征地行为并未被确认违法，单独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来源：(2019)最高法行赔申1074号。

5.《违法征地国家赔偿不得低于补偿款并应支付利息》

运城市zf在没有经过法定征地批准程序的情况下强行清占刘换样的承包土地，该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运城市zf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关于对地上附着物数量的认定问题，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的，可在原告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

关于赔偿标准问题，为体现对违法征占集体土地行为的惩戒性，对于违法征地的赔偿不得低于侵权行为发生时应得的补偿款并支付相应利息。

来源：（2019）最高法行赔申302号。

6.《强拆国家赔偿，原告需对贵重物品损失举证》

新抚区zf违反法定程序、越权强制拆除田晗的房屋，导致田晗无法举证证明屋内物品损失。

为此，依法应当免除田晗对行政赔偿损失事实的举证责任。但是，对于超出正常生活消费水平的贵重稀有物品，田晗仍负有举证责任。

鉴于新抚区zf在违法强制拆除房屋过程中，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亦无法证明损失的具体情况。

法官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案件实际，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酌定损失数额，并无不当。

田晗主张粮栈街果品楼1单元701号房屋有蜜蜡、黄金扑克等贵重物品。根据查明的事实，田晗因孩子出生，在房屋拆除前已长时间不在该房屋居住，涉案房屋在拆迁片区，且已有房屋被拆除的情况下，根据生活经验和常理，不可能在随时可能被拆除的房屋内留存价格昂贵的物品。

来源：（2016）最高法行申589号。

7.《因被告原因造成原告举证困难的，法院可适当降低原告证明标准》

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就行政行为是否造成损失、具体损失数额多少承担举证责任。

易言之，只要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有关遭受损失及损失金额的主张，且对方又不认可其有关损失金额的主张，法院经调查核实后仍无法准确认定，有关损失金额的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原告将因举证不能或者未能完全履行举证责任而承担其主张得不到法院支持的不利后果。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即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但此条规定的举证责任，与前述原告的举证责任仍有较大区别：

两种举证责任在证明目的、证明对象（待证事实）、不利后果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区别，特别是在是否存在损失及损失金额的认定等方面可能存在根本性分歧。

因而，不能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扩大理解为由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存在损失及损失金额多少承担举证责任，更不能进一步认为该举证责任属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否则将违反“否定之人无需举证”这一基本证据法则，也将让主张消极事实的被告，在案件审理中难以履行相应的举证责任。

因被告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法院可以在原告已就损失金额提供证据初步证明的基础上，适当降低证明标准，或者通过推定等方式，依法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认定。

在被诉行政行为确已给原告造成损失，但原被告双方又无法证明具体损失数额的情况下，法庭可以结合国家赔偿价值取向、举证目的、证明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并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依法对损失金额予以认定。

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王春芳一审期间除提供了已被采信的《拆迁损失清单》之外、还分别提供了订货单、发货清单等证据，以证明强制搬迁造成损失金额为101万元。

首先，上述单据、合同，有的属于事后形成，有的是其自书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搬迁当天其所列物品确实均存放于店铺之内。在强制搬迁前，征收办已多次与王春芳商谈相关搬迁与费用补偿问题，并形成笔录，王春芳已有较充分时间进行搬迁前准备，以避免相关损失。

其次，王春芳也未能证明上述物品在搬迁过程中发生毁损、灭失的事实。由于王春芳店铺所经营的并非价值昂贵、体积较小物品，而是有独立包装、体积较大的家纺用品。如在搬运过程中大批量遗失以致损失高达上百万元，不可能不引起随行一起参与搬迁的朱云和其他店铺职员注意。

再次，强制搬迁后，王春芳与溧水区征收办等单位工作人员仍有多次协商，其当时并未提出该相当价值物品损失问题。

在强制搬迁3个月后，王春芳于2013年12月20日才制作形成缺货说明，并主张有该相关物品损失。

故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并不能证明搬迁当时相关物品存在且因搬迁灭失，其举证也未能达到优势证明标准的要求。

来源：（2017）最高法行申26号。

8.《强拆导致屋内物品损失的具体数额无法举证的，应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合理酌定实际损失》

本案正阳县zf强行拆除段金轩房屋行为被确认为违法，双方对此无争议，对应支付给段金轩的征收补偿款项和安置房，正阳县zf应按照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履行给付义务。

正阳县zf在违法强制拆除过程中没有对段金轩被拆除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也未妥善保管和依法处理，导致段金轩对屋内物品损失的具体数额无法举证，其仅能提供现场照片及物品损失清单，但也属已穷尽举证手段证明损失的存在，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正阳县zf承担。

此种情况下应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诉讼请求，合理酌定实际损失。

原审法院以段金轩提供的物品清单、现场照片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损失物品的存在及其价格为由，驳回段金轩的赔偿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

来源：（2018）最高法行申1751号。

9.《有营业执照的经营性住宅，应根据经营情况、年限及纳税等情况补偿》

在为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房屋时，应充分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在城市房屋征收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合法合情合理的解决其中久拖不决的遗留问题。

国办发明电（2003）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在第四部分“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妥善解决遗留问题”中载明：“各地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解决城市房屋拆迁中久拖不决的遗留问题。对拆迁范围内产权性质为住宅，但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经营性用房的补偿，各地可根据其经营情况、经营年限及纳税等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

42号文确定了解决城市房屋拆迁中久拖不决遗留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对待遗留问题，不能一刀切，完全按照产权性质不给予住改商房屋有关经营方面的任何补偿。

本案中，涉案房屋虽产权性质为住宅，但贾晓提交的证据证实其自1998年起已将涉案房屋用于经营，且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符合42号文中”应给予适当补偿”的适用条件。

虽贾晓仅提交税务登记证，未提供纳税证明，但贾晓一直主张其符合免予纳税情形。

原审法院未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审查涉案房屋是否符合适用42号文的情形，而是直接确认3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合法，且已给予贾晓适当补偿确有不当。

来源：（2017）最高法行申3677号。

10.《房屋强拆国家赔偿中损失物品如何举证》

南岗区zf对案涉门斗实施强制拆除前，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未履行催告义务及听取毕勋超的申辩和陈述，未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违反《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构成程序违法。

南岗区zf对案涉门斗违法实施强制拆除，客观上导致毕勋超无法对与门斗相连的室内物品损失情况举证，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南岗区zf就毕勋超主张的室内物品损失情况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毕勋超在一审中提供了证人证言、照片等相关证据，用以初步证明其主张的室内物品损失情况，南岗区zf对此未予举证，应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一、二审在认定南岗区zf对案涉门斗实施强拆违法的同时，未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来判断毕勋超主张的室内物品损失的事实，适用法律错误。

在本院组织询问中，南岗区zf承认在对案涉门斗强拆过程中，将毕勋超室内两条狗带离，但不清楚两条狗的最终下落。一、二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予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因此，一、二审以毕勋超主张室内物品损失的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毕勋超该项诉讼请求错误，应予纠正。

来源：（2018）最高法行申1056号。

11.《行政赔偿应高于行政补偿》

一，关于本案通过行政赔偿还是行政补偿程序进行救济的问题。

行政补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合法的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由国家依法予以补偿的制度。

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由国家依法予以赔偿的制度。

在因强制拆除引发的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让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确保产权人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不能让产权人因侵权所得到的赔偿低于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

通常情况下，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应当依据已经生效的补偿决定，而补偿决定应当已经解决了房屋本身的补偿问题。

因此，即使强制拆除行为被认定为违法，通常也仅涉及对房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问题，而不应涉及房屋本身的补偿或者赔偿问题。

但本案在强制拆除前，既无征收决定，也无补偿决定，许水云也未同意先行拆除房屋，且至今双方仍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许水云至今未得到任何形式补偿，强制拆除已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应当依法赔偿。

对许水云房屋损失的赔偿，不应再依据《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而应按照有利于保障许水云房屋产权得到充分赔偿的原则，以婺城区zf在本判决生效后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案涉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

同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有关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许水云在正常征收补偿程序中依法和依据当地征收补偿政策应当得到的利益损失，属于其所受到的直接损失，也应由婺城区zf参照补偿方案依法予以赔偿。

因此，参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进行赔偿；通过后续的征收补偿程序获得救济，并据此驳回许水云的行政赔偿请求，均属对《国家赔偿法》《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规定的错误理解。

二，关于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

第一，房屋损失的赔偿方式与赔偿标准问题。

案涉房屋系因旧城区改建而被拆除，如系依法进行的征收与拆除，许水云既可以选择按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市场评估价进行货币补偿，也有权要求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选择类似房屋予以产权调换。

本案系因违法强制拆除引发的赔偿，《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征收，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因此，为体现对违法征收和违法拆除行为的惩诫，并有效维护许水云合法权益，对许水云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因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即对许水云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赔偿时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类似房屋的市场价值。

结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诸项规定以及许水云申请再审的请求，婺城区zf既可以用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类似房屋的方式予以赔偿，也可以根据作出赔偿决定时点有效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为基准计付赔偿款。

婺城区zf与许水云可以按照《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方式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鉴于案涉房屋已被拆除，房地产评估机构可以参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方法，根据婺城区zf与许水云提供的原始资料，本着一点利益归于产权人的原则，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评估报告。

第二，停产停业损失的赔偿标准问题。

如果许水云提供的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符合《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金华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所确定的经营用房（非住宅房屋）条件，则婺城区zf应当依据上述规定，合理确定停产停业损失的金额并予以赔偿。

但由于征收过程中的停产停业损失，只是补偿因征收给房屋所有权人经营造成的临时性经营困难，具有过渡费用性质，因而只能计算适当期间或者按照房屋补偿金额的适当比例计付。

同时，房屋所有权人在征收或者侵权行为发生后的适当期间，也应当及时寻找合适地址重新经营，不能将因自身原因未开展经营的损失，全部由行政机关来承担。

因此许水云主张按每月停产停业损失2万元标准赔偿至房屋恢复原状时的再审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第三，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金额确定方式问题。

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

法院可在原告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

许水云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相关照片与清单，可以判断案涉房屋内有鸟笼等物品，与其实际经营花鸟生意的情形相符；在许水云已经初步证明存在损失的情况下，其合情合理的赔偿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婺城区zf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结合许水云经营的实际情况以及所提供的现场照片、物品损失清单等，按照有利于许水云的原则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对房屋内财产损失依法赔偿。

但一审判决责令婺城区zf参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进行赔偿，未能考虑到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比《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时点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有了较大上涨，仅参照《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赔偿，无法让许水云有关赔偿房屋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二审判决认为应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本案赔偿问题，未能考虑到案涉房屋并非依法定程序进行的征收和强制搬迁，而是违法实施的强制拆除，婺城区zf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来源：（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

12.《不在征收红线内的房屋不可征收补偿，补偿的法院可撤销》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应当以征收决定所确定的红线范围内的房屋为征收对象，超出红线范围的，则不属于征收对象。

首先，根据在铁路线路10米范围内的房屋及土地，即使需划入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范围，也应由县级以上地方zf依职权进行划定。

再次，株洲市zf主张长株潭铁路已经通过验收并投入营运，超宇公司未纳入红线范围的土地及房屋并未影响该铁路的安全运行，具有事实根据。

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征收补偿的款项均来源于公共财政，对征收补偿款不进行合理控制必然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行政机关在组织实施征收与补偿工作时，必须遵守《征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征收决定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要求，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

行政机关违反《征补条例》等法律、法规，超出征收决定的范围或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作出的相关承诺、签订的补偿协议或者作出的补偿决定，法院应当作出否定的评价。

不能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置于依法行政之前，无原则的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来强调zf对所作承诺的遵守。确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改变zf承诺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补偿财产损失。

如前所述，超宇公司仅有72.5平方米房屋及土地在征收红线范围之内，对该部分的征收亦不影响超宇公司对剩余土地的使用。

因此，荷塘区zf与超宇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约定对超宇公司实施整体征收，超出该次征收的红线范围，不符合《征补条例》的规定，缺乏法律依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对株洲市zf作出补偿决定不产生拘束力。

来源：（2019）最高法行再4号。

13.《补办户籍时间即便在拆迁户籍登记之后，也有权得到补偿》

淮北市公安局于2013年11月5日为刘红侠补办了户籍。该时间虽然晚于征收补偿方案中规定的“人口核查登记截止日期”，但该户籍补办行为，系对刘红侠出生于平山村刘庄，且户籍一直未予迁出事实的确认，而非将其作为新迁入人口创建户籍。

故而，该补办行为具有对刘红侠所拥有的平山村户籍溯及既往的追认效力。
因此，虽然刘红侠的户籍补办行为发生在征收补偿方案中规定的“人口核查登记截止日期”之后，但原审以此认定刘红侠系从户籍补办之日起方具有平山村户籍，并因之否认刘红侠被安置人员的身份，殊为不当。

被申请人主张，由于刘红侠长期在外打工，故不属于“常住”农业人口，不符合安置人员条件。

农民进城务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直以来，国务院都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

其中，国务院于2006年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该意见虽非行政法规，但其明确传递出，即使农民工长期在外务工，也不能因此以非“常住”为由，剥夺其所应享有的村民待遇的政策导向。

事实上，本案征收补偿方案《附件》中，已将“参军前为本村村民的现役军人和就读大中专之前为本村村民的在校学生”及“服刑后返还原籍及正在服刑的劳教人员”纳入了核查人口的范围。

根据逻辑推理规则，上述人员同样并非“常住”于该村，而再审申请人却将其列为被安置人员，将合法外出务工人员排除在核查人口范围之外，显属同等情形区别对待，不符合“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根据征收补偿方案所规定的征收补偿标准，征收补偿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

如选择产权调换，则按人口核算安置面积为每口人20㎡。鉴于刘红侠系平山村被征收土地的村民，且没有证据表明刘红侠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享受了村民待遇，故其应当享受前述20㎡的安置面积，或相应的货币补偿。

至于其所主张的土地青苗补偿款，《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由于刘红侠出嫁后，当地根据惯例已将其土地收回，其亦未能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有效证件证明其享有土地使用权或在相关土地上实际从事耕种，故不予支持。

而其提出的公共用地补偿款问题，由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故刘红侠无权直接向烈山区zf主张该笔款项。

来源：（2018）最高法行再4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