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七月的太阳像是个毫无顾忌的火炉，把建筑工地上的钢筋烤得能烫掉人的一层皮。我把脖子上的毛巾拽下来，拧了一把，汗水“吧嗒吧嗒”地砸在满是灰土的工装鞋上。旁边推着翻斗车的王叔扯着嗓子喊了我一声，让我赶紧把那堆空心砖码好，监理马上就要来查了。
我应了一声，戴上那副已经被磨破了指尖的帆布手套，继续搬砖。粗糙的砖块摩擦着手心，原本磨出的水泡早就破了，现在结成了硬邦邦的老茧，那是我来到工地的第十五天。
半个月前，邮递员把那封印着烫金大字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时，我爸正靠在床头咳嗽。他看着通知书上的大学名字，眼眶红了，干枯的手指在上面摸了又摸，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那声叹息里的分量。六千块钱的学费，加上住宿费和生活费，对我们这个刚刚因为治病掏空了家底的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座大山。
第二天一早，我把通知书锁进抽屉，跟着同村的王叔来到了城郊的这个工地。王叔跟包工头求了半天情，说这孩子虽然瘦弱，但刚刚高中毕业，脑子好使，干活也肯吃苦，包工头这才勉强点头，给我开了一天一百五的工钱。
工地上的所有人，最怕见到的就是项目部的陈总。陈总叫陈燕，是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她总是开着一辆沾满泥巴的皮卡车在工地上巡查，脚上踩着一双劳保鞋，头上扣着黄色的安全帽。只要她一出现，那些平时喜欢讲荤段子偷懒的泥瓦匠们，立刻就会像老鼠见了猫一样闭上嘴，卖力地干起活来。
我很少跟她打交道，唯一的印象就是她嗓门很大，抽烟很凶。有一次我扛着一袋水泥路过项目部的板房，正听见她在里面拍着桌子跟材料商通电话，骂人的话连珠炮似的往外蹦，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硬是逼得电话那头的人哑口无言。我觉得她像是一块生铁，坚硬，冰冷，没有任何软肋。
直到那个雷阵雨的下午，我才看到了这块生铁被烧红、甚至快要熔化的一面。那天下午，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乌云像铅块一样压在头顶。紧接着，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工地上没法干活了，大家都挤在几间漏风的简易工棚里抽烟打牌，等着雨停。王叔让我去项目部的屋檐下拿几卷塑料布，把我们晚上睡觉的铺盖盖一下，免得被漏进来的雨水浇湿。
我顶着雨跑到项目部，刚把几卷塑料布抱在怀里，就听见陈燕的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紧接着是东西砸在地上的闷响。门虚掩着，我本能地透过门缝往里看了一眼。
陈燕瘫坐在办公椅上，面前的桌子上堆着像小山一样的单据、账本和复写纸。她双手抓着头发，眼眶通红，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扭曲的烟蒂。平时那个雷厉风行的女老板，那一刻正对着一堆凌乱的纸张发愁，眼神里透着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
听到门口的动静，她猛地抬起头，眼神瞬间恢复了凌厉。看到是我，她皱了皱眉头，声音沙哑地问我在那看什么。
我赶紧解释说是王叔让我来拿塑料布的，她摆了摆手，示意我赶紧走。我转过身，脑子里却全都是她那副崩溃的样子。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看了一眼那些被风吹得散落在地上的单据，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
我转回身，推开门走了进去，把塑料布放在门后。我跟她说，如果是不涉及机密的事情，也许我能帮上忙。
陈燕愣了一下，上下打量着我。我浑身湿透，裤腿上全是泥巴，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能帮老板解决麻烦的人。她冷笑了一声，指着桌子上的那堆单据，说前任会计家里出了急事，半个月前突然辞职回了老家，现在账目交接不清。偏偏这时候，最大的钢材供应商跑来结账，拿着一堆乱七八糟的收货单，非说工地欠了他们八十五万。
“我自己对着账本算了三遍，顶多只有六十万的出入。可是那孙子拿着一堆手写的复写单据，日期是乱的，品类也是乱的，还有几张被雨水洇得根本看不清字。”陈燕烦躁地点燃了一根烟，“明天就是结账的最后期限，如果对不上账，项目部就得按他们的数字走，那二十多万的窟窿，就得我个人来填。”
二十多万，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看着那些像废纸堆一样的单据，深吸了一口气，跟她说我刚刚高中毕业，理科生，对数字还算敏感。反正现在下雨干不了活，不如让我试试。
陈燕弹烟灰的手顿了一下，似乎在权衡。过了半晌，她把桌子前的一把折叠椅踢了过来，语气里带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无奈，让我坐下试试，如果算不明白也不怪我。
我洗了把手，在桌前坐下。那是一项极其繁琐且枯燥的工作，手写的复写纸有很多已经模糊不清，甚至连单位“吨”和“公斤”都写得潦草无比。更要命的是，材料商送货的时间毫无规律，有时一天送三趟，有时半个月不送，每一趟的单价还会随着市场行情有微小的浮动。
我没有急着去按计算器，而是找陈燕要了几张大白纸和一支红笔。我把所有的单据按照月份分为四个大类，然后在白纸上画了一个巨大的表格。横轴是时间，纵轴是钢材的型号：螺纹钢、盘条、线材。每整理出一张单据，我就在相应的格子里填上数量和当天的单价，同时在原单据上打个红色的对勾。
窗外的雨一直下着，雨水砸在彩钢瓦的车棚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屋子里却安静得只能听到我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陈燕起初只是坐在沙发上抽烟，后来她站了起来，走到我身后，看着我那张逐渐被填满的表格，眉头渐渐舒展开了。
四个小时后，总算全部整理好了。我的腰酸得像要断掉一样，眼睛也因为长时间盯着模糊的字迹而干涩发疼，但我终于把最后一张单据填进了表格里。
我拿过计算器，开始进行最后的汇总。一笔，两笔，三笔……随着“归零”的提示音，最后的数字跳在了屏幕上：六十一万两千四百五十元。
我把这个数字指给陈燕看。她死死盯着那个计算器眼眶又红了，她问我能不能确定。
我把那张巨大的表格推到她面前，指着其中的几个用红圈标出来的地方。我告诉她，材料商在单据里做了手脚。有三张单据是去年年底已经结过账的，被他们混在了今年的单据里；还有两笔最大的进货量，复写纸底单上的小数点被极其隐蔽地往后挪了一位，如果不把所有同型号的钢材总量和项目部的施工进度做交叉对比，根本看不出破绽。
陈燕看着我指出的那些漏洞，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骂了一句脏话。但这句脏话里没有了之前的焦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拿住别人七寸的底气。
那天晚上，陈燕留我在办公室吃了顿盒饭。她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考得怎么样。我扒拉着饭里的红烧肉，轻描淡写地说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就是学费还没凑够，所以来这里打工。
她夹菜的手停在半空中，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她让我把录取通知书拿给她看看。第二天中午，我把那张被我保护得平平整整的通知书递到了她面前。她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上面的校徽，看了很久，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