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帝宇文邕，为什么对佛教如此“憎恨”？其实是有深层次原因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灭佛事件的主导者之一。

宇文邕作为历史上少有的有为之君，做事从不鲁莽，“灭佛”之事，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现实性的措施。武帝的灭佛措施，并非直接性地激进行动，在毁灭佛教之前，他曾组织儒释道三家进行过两次大讨论一次是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一次是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

周武帝灭佛的措施

在建德二年的这次讨论后，武帝排出了以儒教列第一，道教列第二，佛教排最后的顺序，这也可以看作是武帝灭佛的序曲。

“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周书.武帝本纪》）

建德三年，武帝正式下令禁断佛、道两教。（“灭道”之事，本文不述）

“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书.武帝本纪》）

此时蜀地果愿寺僧僧猛，进京与武帝论述不宜灭佛，静蔼法师亦面见武帝论其灭佛之过，皆被逐出，宜州僧人道积，与同伴七人绝食而死。

尽管有佛教徒的抗议，也未能阻止周武帝灭佛的决心。齐地局势稳定之后，他再次在统一后的北方黄河流域推行灭佛政策，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武帝亲自到邺城（北齐国都，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边上），召僧人入殿宣布废佛令，下令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准毁之”。当时，有僧众五百余人，都在俯首听命，独慧远和尚厉声抗辩说：“陛下今恃王力，破坏三宝（佛教名词指佛、法、僧），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佛教名词指十八层地狱）不论貴贱，陛下安得不怖？”武帝听后大怒，眼睛直瞪着慧远说：“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

至此，北周全国4万多座寺庙也被收归国有，300多万僧人被勒令还俗。

武帝灭佛，不止是经济因素的考虑

武帝灭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这为大家所公认。

东汉时代，作为舶来品佛教，从万里之外的天竺国（印度）以西域为通道，传入中原地区。东汉末年、三国时代、两晋时代，封建王朝频繁更迭，刀兵不息，重税不减，民不聊生。在南北朝时期，长江两岸分裂对峙，南朝、北朝之间，以及南朝、北朝区域内，烽烟迭起，社会动荡不安。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百姓，痛苦不堪，起义造反，往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且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而佛教提倡的来世说，慰藉了不少苦难者的心灵。

如此一来，百姓们便纷纷将自己对现世的无奈，转化成对来世的期待。

一时之间，佛教大为兴盛。而统治阶级的崇信，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南北朝时期，有很多统治者都信佛，南朝梁武帝萧衍，北朝的北周宇文护便是其中的代表。

而人们对佛教的信奉，使得皇家和普通百姓纷纷施舍大量的财物，以求能够得到佛祖的庇佑。

因此，佛教寺院积累了许多土地和财物，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寺院经济”。加之统治阶级的优待，使得佛门子弟不需要纳税和服役。

这在战乱的封建时代，可是极大的福利（音）。大批民众为逃避服役与纳税，纷纷投奔佛寺。

与此同时，与寺院广占土地和人口相对应的是国家政权控制下编户的锐减，税收的严重不足。当时北周的佛教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寄生虫（南朝也一样），和尚们不务正业（不务农商），不缴纳税费。

更为可恶的是，经过数百年的中国化传播，佛教在各地已形成一大批特权阶层，他们身披袈裟，口念佛号，却在天灾人祸来临时，趁火打劫，大肆吞并农民土地，使本来就遭受灾难的农民们，雪上加霜，他们只有两条路可选：或逃亡成流民，或投靠寺庙受其庇护。

这引起了世俗权贵的极大不满，双方矛盾加剧。作为北周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作为一名想要争夺天下的帝王，武帝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势继续恶化下去。武帝灭佛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要将几百万的僧尼全部纳入到政府的管控之中，使他们成为纳税服役的普通百姓。

武帝的灭佛行动，取得了他所预想的目的。

“自废佛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周书.武帝本纪》）。

纳税、服役的人口增多，增强了北周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也极大地缓和阶级矛盾，北周境内，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秩序井然，一派生机勃勃，已经具备了统一全国的能力（只是天不假时，让周武帝英年早逝）

可以说，周武帝灭佛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

但是，他的灭佛政策，绝不仅仅从经济角度去考量，还有更深层的考虑，那就是为了皇权的强化。

灭佛之前，周武帝曾经多次召集儒、释、道三家代表人物，进行理论争辩，名义上是“争本末，强利为”，但实际上，周武帝心中早就有数。辩论结束之后，毫无意外，他将儒家排在第一位。

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春秋时代的孔子，可是，儒家能成为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绝不会止停留在孔子时代的阶段。

后世的儒生们，不断地在发展、改造、完善儒家思想。汉武帝时代，当世大儒董仲舒，为了迎合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使儒生们能够尽快进入王朝的朝堂，董仲舒适时地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学说。

• 天人感应：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 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义、礼、智、信”。

这对于巩固封建君权，强化专制化的统治，都是非常有利的，从汉武帝时代，渐渐地，儒家思想被各朝封建统治者所采纳。而志在四方的周武帝，自然是希望借助儒家思想，巩固自己的专制地位。

但是，此时的佛教，还未被完全“中国化”（宋朝时，佛教才完全迎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它还比较强调信仰的独立性，加之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特权阶层的出现，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对皇权是巨大的威胁。

儒家注重维护皇帝的权威性，佛教却强调独立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周武帝才大规模的灭佛兴儒。

可以说，北周灭佛更重要是意识形态上的斗争问题，是神权与皇权斗争的结果，由于当时佛教进入中国不久（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原），还不足以对抗皇权，在斗争中，佛教神权还是完败给了世俗皇权。

而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基本上就是皇权史，神权，在遭受“三武一宗”的持续打击后，在儒家思想的围困之下，最终没有做大，这保持了古代的中国，世俗化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