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军长，四次辞职，两回出走， 叶挺在新四军到底经历了什么？

1937年8月，上海硝烟渐起，静安寺旁一座洋房内，四十岁的叶挺却正为报国无门而心急如焚。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整编已近尾声。

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这些叶挺曾经的战友，正厉兵秣马，准备挺进三晋。

连叶挺昔日帐下的那两个红小鬼，也逐渐崭露头角。

一位早已跃升为我军最耀眼的将星，此时距他发动那场举国振奋的伏击战还有月余；而另一位则潜龙在渊，离一飞冲天仅剩几步之遥。

他们是林帅与粟裕。

十年前，因广州起义失败，红军总司令叶挺受到错误批判，出于抗争，他宣布离党。从此流落海外，期间几度沉浮。

抗战爆发，如平地惊雷，唤醒了他冰封的血性。夜半无眠，挑灯看剑，壮心不已的北伐名将，余生只剩一个梦想：沙场点兵，抗日杀敌！

恰在此时，他与另一位战友周恩来不期而遇。

一、新四军军长为何是叶挺？

彼时，就如何改编中共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国共双方已在庐山进行了两轮激烈谈判。分歧焦点是军队领导权，双方都不让步。

周恩来是我党谈判代表，听完老友打算后，他眼前一亮：先入国民党，改入我党后又离党多年，目前虽无党派却心向我党的叶挺，不正是破解难题的最佳人选么？

周恩来非常了解叶挺，深知他当年的苦衷；叶挺也一直把周恩来视为可托死生的知己。

于是，一个面授机宜，一个豁然开朗。

经过学弟陈诚的疏通，叶挺得以面见蒋介石。他提出由自己负责改编中共南方游击队，并建议改编后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蒋介石也爱才。时隔多年，再次见到麾下爱将，内心自然五谷杂陈。

在他看来，叶挺虽有中共背景但已脱离十年，归国后一直致力于组建第三党，当年的信仰还能剩下几许？

因南方红军所处位置，老蒋一直视为心腹大患。既然直接控制可能性不大，退而求其次，先让无党派的叶挺改编指挥，集中到指定区域严密看管，到时收放自如，也是步好棋。

期间又有冯玉祥、李济深等大佬的斡旋，国民政府很快就颁发了任命。

这让毛泽东大吃一惊。对于叶挺，他有着和蒋介石同样的疑问：脱党十年，信仰还剩几许？作为我党战略支点，南方红军是血战十年剩余的精英，毛泽东担心叶挺被蒋介石利用。实话说，他的迟疑绝对在情理之中。

所以，即使得知周、叶商谈的详情后，他也并未立即同意叶挺的任命，而是提出两个条件：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让叶挺任选其一，并电请他来延安面谈。

双方见面，把谈甚欢。

鉴于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更利于工作，叶挺选择了后者。他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党的考察，在党的领导下抗战到底。

延安方面也未勉强，欢迎大会上，毛泽东将叶挺描述为我党统一战线上的重要人物。

上述任职期间的微妙之处，叶挺要到若干年后才充分领悟。于是有了他出狱第二天就提出加入我党的迫切举动。

遗憾的是，当时的叶挺心无旁骛，载着国共双方不同的期待，他将满腔热血投入到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1937年12月25日，叶挺与项英搭班，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挂牌。

二、叶挺在新四军无法破解的困局之一

叶挺是名将，项英也是猛人。

他工员出身，在党内地位一直很高。又曾受斯大林接见，赠笔赠枪，并称其为“最纯粹的工人阶级代表”，这种待遇在党内绝无仅有。

中央红军长征后，项英作为留守最高领导人，指挥南方游击队苦战三年，树立了较高的威望，他主要负责党内联络及干部配备。

叶挺在军内的侧重点是军事指挥和作战训练。他资格老，名气大，校友多，人脉广，与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海外援助正是长项。

保定军校第六期最出名，学员最多，将星云集。斯时也正值壮年，大都混得风生水起。

仅在新四军隶属的第三战区，最高长官顾祝同、叶挺、上官云相以及韩德勤都出自六期。叶、顾、上官当年在军校是铁三角。

上有老头子默许，下有同学的人情，虽不是事事如愿，大体还算过得去。

这期间，叶项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关系融洽，整编进展神速。但随着部队的成军，一些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新四军发展战略是叶项的第一个重大分歧。

按老蒋的意图，第三战区严格划定了新四军的驻防区域。军部驻地被国军和日伪夹击包围，发展空间有限。

叶挺力主向敌后发展；项英则过于保守，他既不信任老蒋，又怕擅出防区破坏统战关系，故而坚决反对。

官司打到延安，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回电，赞同叶挺，“确定向东向北发展”。同时又特地嘱咐项英，“要始终保持和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称叶挺为同志，其实大有深意的，是暗示项不要把叶当外人看。

事情本应到此为止，但实际情况是，项英依然屯兵皖南，裹足不前。

1939年2月，在项英坚持下，延安调整了战略，提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然而仅过两月，项英又上书延安，指出向北发展的错误，反对创造皖东根据地；叶挺则针锋相对。

在军事部署上，两人各行其是。项英在皖南加固工事，醉心于游击战；叶挺则支持陈毅向苏南、苏北发展。

对于延安的指示，党外人士叶挺严格执行，而项英却似乎处处顶牛？这事确实透着点玄妙。

更不可思议的是，此种现象竟一直延续到皖南事变前夕。

为什么会如此不正常？

这又引申出来叶项之间的第二个矛盾----新四军的具体领导体制。

三、叶挺在新四军无法破解的困局之二

叶挺是军事主官，本该负责军事，项英协助。但他不是共产党员，而项英身兼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主席。

按组织和秘密原则，党的会议叶不能参加，党的指示和文件，他也无权查阅；并且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叶应该在项的指示下工作。

实际上，叶挺有名无实，新四军基本上是项英说了算。

正如前章所述，叶挺任职之初，国共虽均认可，但又都不完全信任。项英当时在延安，自然深知其中的微妙；之后又目睹了叶挺复杂的关系，叠加长期敌后斗争养成的高度警惕，导致他矫枉过正。

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说：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1955年陈毅在谈及新四军时说：“新四军从集中整编起，内部就存在矛盾。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之间关系紧张。我对项英很尊重，私交很好。但军事上我支持叶挺。我同项英多次在私下谈，在会上争，总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与发展战略分歧一样，这个矛盾也是长期未能消除。期间虽有毛泽东五四电文中的提醒、延安的指示，甚至于周恩来亲到云岭军部调解，结果却差强人意。

直到皖南事变的最后时刻，项英出走，叶挺临危受命。这位新四军军长才第一次得到指挥权，无奈兵临绝境，回天无力，首战竟成了叶挺的最后一战。

以上两个长期存在的矛盾相互交织影响，又引发叶项之间其他一系列矛盾。

比如建军思路。

叶挺出身正规军校，建军初期就致力于军队正规化。诸如野战医院、兵工厂、各军兵种及部门设置，应有尽有，甚至还成立了剧团；项英则认为正规化会让部队丢掉光荣传统，还是坚持游击战那一套。

再如生活习惯。

叶挺家境富裕，酷爱粤菜，他随军带厨师，吃小灶；项英吃大食堂，认为他搞特殊。

叶挺下连队喜欢骑马，副官卫士参谋一大堆；项英嫌他摆架子，不接地气。

叶挺注重仪表，平日爱穿将军服，要么西装、皮夹克，很少穿新四军制服；项英艰苦朴素惯了，认为他对部队没感情。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军部其他干部有意无意中逐渐开始回避叶挺。司令部参谋处原来和叶挺在一起，最后竟搬到了项英住处。

要知道，除付出大量心血外，叶挺还曾自掏腰包，为部队买了几千条枪。到头来，满腔热血换来的却是长期不信任，这对性格刚毅、自尊心极强的叶挺无疑造成了巨大伤害。

十余年前的类似场景又现，孤独苦闷中，无法破局却又热血未冷的叶挺，不得不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反复地做着痛苦的抉择。

四、叶挺的四次辞职和两回出走

叶挺首次辞职怼的是老蒋。

1937年11月21日，从延安归来的叶挺，带着我党任命的新四军干部名单觐见蒋介石，蒋坚决不同意，叶挺当即愤而辞职。老蒋被逼得没法，最后推给了陈诚。

1938年6月，叶挺为解决军费奔赴汉口，向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倾诉自己有名无实的苦衷。在叶挺建议下，延安批准组建新四军委员会，项正叶副，专门处理军政。

但新四军委员会成立后形同虚设，项英依然我行我素。8月叶挺电告长江局，提出辞职。周恩来极力挽留。这是第二次辞职。

当年10月，广州沦陷。叶挺决心出走，回到广东老家抗日。在好友余汉谋支持下，就任东路守备军总指挥，威名之下，短期内就拉起几千人的抗日武装，搅得鬼子人仰马翻。余汉谋也没食言，调拨给叶挺三个师。

叶挺这边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料他的出走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国共高层的大为震动，在国内外也造成不良影响。

蒋介石表面上指责我党逼走叶挺，破坏统战。实则是不放心叶挺，怕他在广东创建反蒋武装。

因此他一面向我党施压，威胁将任命更难相处的军长，下令改新四军为游击队，核减2万军费；暗地又指示余汉谋，立即取消叶挺的新任命。

为改变被动局面，争取叶挺回归。

1939年1月10日延安作出决定：“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军事指挥与军事指挥多交叶办。”同时改任叶挺为新四军委员会主席，项英为副主席。

在周恩来劝导下，叶挺顾全大局，同意回归。经延安批准，2月23日，周恩来亲自陪同叶挺来到云岭军部。

周恩来此行就是专门来化解矛盾解疙瘩的。

传达完延安的指示后，周恩来下连队、深入基层搞调研，期间又多次找项英谈话沟通，要他搞好和叶挺的关系，甚至毫不客气对其错误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周恩来呆了二十多天，取得一定效果。项英曾一度开始反省，他当着叶挺的面做了自我批评。两位主帅关系也融洽了许多。

正当叶项二人关系缓和之时，1939年6月，新四军内部又发生了“高敬亭事件”，项英再次独揽大权，二人的关系又跌落谷底。叶挺彻底丧失了与项英合作的信心。

10月，叶挺飞抵重庆，向蒋介石辞职，是为第三次辞职。

11月，叶挺致电周恩来，但未等到回复（周骑马摔伤，右臂骨折，赴苏联治病）。叶挺第二次出走。他回到澳门，滞留到次年夏天。

1940年春，周恩来归国，得知消息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鉴于国民党对待新四军的态度愈加强硬，于是周再次劝说叶挺，要他顾全大局，回新四军任职。

叶挺理解了他的苦心，再次回归。此次风波之后，叶项基本相安无事。

当年10月，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鉴于情况危急，延安指示：你们可以准备北移。

叶挺也制定了方案，提出转移弹药及药物、指挥机关及主力秘密分批北上等具体措施。

但项英仍迟疑不决，12月中下旬，他又多次单独致电延安，强调北移困难，请示行动方针。

12月26日延安回电，措辞之严厉极为罕见：“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行动无决心的！在行动中如遇到国民党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白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你们自己究竟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是要吃大亏的！”

看到电报后，叶挺感到非常的无奈。1940年12月29日，左右为难又无能为力的叶挺致电延安，坚决请辞。

此时，距皖南事变仅剩9天。

五、名将的绝唱

新四军成军时有1.03万人，“皖南事变”时2.5万人；而八路军则已由组建时的3万多发展到50多万。

在延安的一再督促下，12月28日，项英决定一周后北移。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终于开始转移。而此时，8万国民党大军早已从容地布好了口袋。

两天后，行进中的部队突遭袭击。

1月7日，延安指示，要求新四军迅速撤离茂林，东进突围。在当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中，叶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星潭，杀出一条血路突围。

全军生死关头，项英却又犯了老毛病，担心攻不下会星潭损失会更大。

在犹豫不决中，会议又耗了7个小时，期间既未形成决定，也没有给被围部队下达任何指令。

最后项英决定，放弃攻打星潭，部队回撤，转向西南，从高岭突围，伺机从铜陵北渡。必要时，做好打游击的准备。

1月9日凌晨，我军突围计划再次受挫，万分危急之时，项英、周国平及周子昆等人不辞而别，私自离开了部队。

当日，正率部血战的叶挺接连收到延安两封来电，授命他全权负责部队行动。

第二天，项英等人突围不成，又返回军部。得知延安的指示后，表示服从。

1月12日晚，部队弹尽粮绝，叶挺决定和项英各率一部，以石井坑为中心分散突围。

1月14日，因突围无望，叶挺应饶的要求，下山与敌人谈判，遭无理扣押，后被关押五年，期间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

而突围成功的项英却被叛徒杀害。

我皖南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六、尾声

1946年3月4日，在我党及爱国人士的多方努力下，叶挺恢复自由。

3月5日，他电告延安：“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3月7日，毛泽东亲自修改电文，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距叶挺首访延安已过去近十年。

4月8日8时，重庆，叶挺携夫人及两子登上飞往延安的美军运输机。当日下午，飞机失事。一代名将，命陨黑茶山。

4月18日，四八空难烈士遗体运抵延安。

看到将军遗体仍身着常服，朱德取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自己的将军服，含泪为叶挺换装。

4月19日9时，延安、重庆同时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重庆会场的周恩来在致悼词时，两度痛哭失声。

12时05分，灵柩缓缓移出灵堂，刘少奇、朱德等人亲自执绋，送灵下葬。

我军的首任总司令，终得魂归红都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