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里南明悲歌：夭折的弘光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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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孔尚任《桃花扇》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到淮阳，疏浚黄河的入海口，借此机遇他在两年多时间内结识了一些明代遗老，他还到扬州拜祭史可法衣冠冢，游秦淮河，访明故宫，拜谒明孝陵，了解和收集了许多南明旧事，为他后来创作《桃花扇》提供了许多素材。

《桃花扇》的故事内容以秦淮名妓李香君和复社才子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为串联主线，在山河破碎之际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虽然按照作者本人的话说：“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但很显然《桃花扇》绝非一出简单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要借一场风月，叹一时兴亡。

1962年戏剧《桃花扇》的李香君（郑振瑶扮演）

“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于今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孔尚任这段话也点明《桃花扇》的题材和情节貌似吟风弄月，但真实主旨却并非爱情，而在政治。

除了因情节构造之需，于若干细枝末节处有所虚构外，大部分内容都有据可考。就像孔尚任自己说的那样：“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

剧作家本人对创作这部作品是极为看重和用心的，呕心沥血绝非过誉。“以南明兴亡，系之桃花扇底”是他怀揣多年的夙愿。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表露心声：“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未广，有乖信史。”说明他把这件事看得极为郑重。

今日我们就借孔尚任手中这把“桃花扇”，一窥明末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历史的舞台之上正上演一出出悲欢离合，而座中又何尝没有剧中人？

一、南迁之议

1643年11月21日，李自成占领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长安是唐时都城，也是这座城市在历史中最高光的时期。李自成此举政治意味深远。在1644年春节李自成正式确定国号“大顺”，年号为“永昌”。当时的形势对崇祯来说已经是迫在眉睫，“百二秦川”已陷入贼手，除黄河以外李自成已经完全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最后的天然屏障，空气中已经不难闻到亡国的血雨腥风。

更加令崇祯帝担忧的是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几无战斗力可言;将领们又多以市井无赖和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到李自成攻城时，实际存在的士兵只占在编人数的10%--20%。加之1643年，一场瘟疫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死者过半，而老百姓死于天花和鼠疫的则更多。由于筹集军粮变得十分困难，士兵们甚至都在忍饥挨饿。

为了筹集军饷，崇祯不得不允许部分下狱官员以重金抵罪，然而不少赎金实际上还没有上交国库，就已经被户部的贪官污吏们私吞了。到1644年初时，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发放过军饷，在这样的情况下别说卖命，就是卖力气也没有几个士兵愿意。如一位将领所描述军营中的情形：“守军全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北京已经危在旦夕，对崇祯来说移驾南京建立临时中央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虽然今天的“明粉”们津津乐道于“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但很显然崇祯是动过迁都的念头的。2月10日，皇帝召李明睿、李邦华、吕大器议事。问及有何策略应对当下局势时，李明睿相当坦率地回答，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李明睿提出这样的建议，显然是因为他看透了崇祯的心思，方才敢于捅破这层窗户纸。而皇帝听完他的提议后，表态说：

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接下来崇祯又和三人讨论了具体的南迁步骤。李明睿建议应该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和孔庙祭拜，然后御驾可快马加鞭南下，预计20天内可赶到淮安地界，那也就安全了。为了使崇祯下定决心，李明睿还保证说，一旦皇帝出现在京城以外，国之龙虎必然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并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

当晚，崇祯又再次召李明睿入宫，问及中途接应部队该如何安排。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的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境地抗击清军。而京城扈卫军也不可能全部抽出，必须让部分军队留守北京。所以皇帝和李明睿达成共识，只能暗中派遣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

然而征募士兵的钱饷从何而来？而且南下途中又不可不犒赏将士。李明睿表示这笔钱只好从皇帝的私房钱里出，“内帑不可不发，”“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但抠门的皇帝却坚持认为这笔钱不该由内帑出，而应该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拨款。李明睿闻言坚决表示反对，认为如果从本来就拮据的国库中拨款，势必会损害北边防线，而南下之行也会被舆论认为是弃都而逃。他对崇祯帝说：“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点头不语。

3月6日，崇祯再次命群臣献策，意在鼓励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站出来表态。而拥护南迁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南方人，这些大臣们提出来几套不同方案。第一种建议是由皇帝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建议确实符合很多人的愿望，认为由此一来四方豪杰之士受到鼓舞必然起兵勤王。第二种建议就是皇上亲自南迁，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为枢纽，沿长江建立防线，并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

1644年3月16日，李自成攻陷山西首府太原，在整个山西和北直隶西部，“闯王”的部队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太原陷落后，崇祯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主张南迁的大臣又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进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表明一旦发生不测，南方起码有一位合法而又无可争辩的嗣君，可借此以图将来。

皇帝当着群臣的面宣读这份奏折并询问群臣意见时，大臣们纷纷站出来表示赞同。大臣们对李邦华提议的支持，使崇祯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原本是有意南迁，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的。但现在让他与太子的职责颠倒，由自己作出牺牲，让太子南下效法当年南宋故事延续国祚，崇祯显然是不愿意的。别无他法之下，崇祯只得无奈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见此情形，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立即愤怒地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幕后指使者。在场的27位大臣中有19位随即表示放弃南迁主张，但这也不符合皇帝的心思，因为他本意是想由自己南下，因此崇祯只得一面斥责群臣，一面又冠冕堂皇地表示自己要与社稷共存亡：

“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

崇祯漫画形象-by狐周周

主张南迁的官员也并未完全放弃，此后他们又找到机会于殿前再次大胆提议由太子到南京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却再次遭到光时亨的质问：“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这等指控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的诛心之论，听得其他官员大惊失色，不敢再发一言。

崇祯拒绝让太子南下的决定对后来南明政权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直接导致派系倾轧，消弱了复明势力。

二、甲申之变

既然南迁已不可行，能做的也就只剩下设法保卫北京了。在明朝历史上敌军兵临京师城下虽然并非第一次，但此时的明帝国犹如将倾之大厦，虽然崇祯发布了圣旨：“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但此时情景已全非当年土木堡之役可比，纵使于少保在世也难挽败局。

4月22日，皇帝照例主持早朝，突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紧急密件。崇祯“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

4月23日李自成大军的前锋已经策马进入北京西郊，并开始攻打西直门。但李自成害怕承担弑君的罪名，所以并没有全力攻城。他派了一名投降的宦官入宫谈判。

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朝廷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义军，并愿为朝廷抗击满清。这些条件可以说非常具有诱惑力，除此之外崇祯帝身后也已无退路。但此时的崇祯却犹豫了起来，他担心的是自己将来正统史家眼中的形象，他希望能在大臣中找到为此让步的支持者，将来可以替他担责。正好首辅魏藻德在场，于是皇帝便转而征求意见：“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崇祯顿觉不快，再一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依然跟没听到一样，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崇祯气得直拍龙椅。

4月24日，李自成将营账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当夜幕降临时，闯王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南城。25日晨，崇祯发现竟无一人上朝，他还不忘将亡国的责任推给群臣：“诸臣误朕，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终他默默走向煤山，用腰带在一颗歪脖子树上自缢。

一些史料记载，崇祯在上吊前留下了一封遗书，其文曰：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貌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

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太监在煤山发现崇祯尸首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

而当李自成见到崇祯尸首时大为震动，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

计六奇后来在他的《明季南略》中写道他获知崇祯身死的情景：

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园，忽闻河间、大名、真定等处相继告陷，北都危急，犹未知陷也，舅氏乃罢宴。廿八日，予下乡，乡间乱信汹汹。廿九日下午，群徵叔云：“崇祯皇帝已缢死煤山矣。”予大惊异。

计六奇写下这段文字时已经过去二十余载了，但回忆往昔光景犹如眼前事。大时代的巨浪翻涌而来，个体的命运哪怕侥幸未被这巨浪淹没，也难逃被冲离原来的轨道。

大顺军刚入北京城时，城内的居民还颇为恐慌，他们担心会不会发生屠城惨剧，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会面临这样的危险时，民心便逐渐平静下来，因为李自成的密探们一直在散布消息说，城里的乞丐们每人都可以得到五两银子。于是京师的百姓们“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然而就此我们便可认定大顺军是仁义之师，对百姓秋毫无犯吗？从史料来看，大顺军屠城前后不下十几次。顾诚先生在其所著《南明史》中说大顺军是“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予以为言过其实了。李自成占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时，这些地区的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拥戴，一则也是因为明朝实在腐败透顶，民心尽失，而人们对新政权总还抱有一定期待；二来，老百姓除了拥戴还能如何呢？姜文在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一句台词，形容群众的心态：“谁赢他们帮谁。”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而言，这是成本最小的选择。

顾诚先生还举例说，清军入关，大顺军从北京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也主动随军西行，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但按我之愚见，这些人可能是因为更惧怕满人。顾诚先生是明史大家，《南明史》也是学界权威之作，但顾诚先生难免受制于他那个时代对“农民起义”认知的局限性，其实张献忠也好，李自成也罢，都是杀人如麻的主，千万不要被所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政治宣传所迷惑，他们对人民并不比他们反对的皇帝仁慈。比如《邓州志》就记载：

顺治二年春二月，李自成屠邓州。清兵入潼关，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烟。

真可谓惨不忍睹，每读史自此皆掩卷而叹。正如李洁非老师所言：“从造反者变成当权者，农民起义领袖就不可避免以当初的反抗对象为师，成为旧权力的抄袭者——这一规律，似乎从来没有例外。”

在北京的明朝官员们平日袖手谈心性的不少，但做到临事一死报君王的可谓凤毛麟角。难怪乎史可法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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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少詹事的项煜居然公开表示：“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企图用前人事例往自己脸上贴金。比他更不要脸的人也有的是，比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主动请求大顺政权录用自己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赶忙说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形象地诠释了什么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天。”

翰林院学士梁兆阳则十分肉麻地称赞李自成：“陛下救民于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

状元周钟更是上了一封劝进表，其中以“铁骨铮铮体”写道：

独夫受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

未完待续…

本文主要参考书籍：

顾诚：《南明史》 光明日报出版社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新星出版社

李洁非：《黑洞：弘光朝纪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秦晖：《鼎革之际：明清交替史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孔尚任：《桃花扇》 三秦出版社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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