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源流史》基督教之七十六：世界近代后期的东正教2

基督教之七十六：世界近代后期的东正教2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东正教会依附于沙皇政权，成为世俗政权的附庸。
从彼得大帝起，教会就一直受沙皇任命的总检察长为首的东正教最高主教公会的领导。虽然形式上会议的一切问题都由多数人同意决定，但是总检察长总有最后的发言权。在特别重要的事情上，总检察长直接向主教公会传达沙皇的旨意，不经任何讨论便作为最后的决议。
19世纪以来，每任沙皇仍把东正教作为国家机器的精神支柱，对东正教采取扶植、保护、发展和利用的政策，使其为统治服务。沙皇作为教会的首脑在法律作了明确的规定。30年代，《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一卷出版，其中写道：皇帝就是基督教的君主，是宗教教义的最高捍卫者和保护人，也是笃信东正教，遵守一切教规的教徒的监护人。沙皇不仅是东正教的首脑，而且是东正教信仰方面的最高权威。俄国人民不仅是沙皇的世俗臣民，而且也是其精神上的附属。

按照法律，沙皇必须是东正教教徒，在举行加冕典礼时，必须当众宣读东正教《信经》的全文，以此证明他对东正教的绝对忠诚。同时，法律还规定，全体俄罗斯人都应当信奉东正教，对背叛东正教信仰的教徒要给惩罚。相反信奉东正教可以得到许多特权。不仅脱离东正教要受到严惩，而且引诱他人改信天主教或新教的人相当于刑事犯罪，要受到严惩。通过法律，确立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绝对统治的地位。
沙皇专制政权向东正教教会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赋予教会广泛的权力，以维持东正教会对世俗群众的影响。教会利用沙皇赋予的权力，竭力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扩大影响。它们将神学课程列为学校的必修课，还建立了大批教区小学和女子学校。它们向军队派出大批教士，对军官和士兵进行宗教宣传。它们控制了出版权，一方面出版大量的神学著作和宗教宣传小册子；另一方面，阻止对教会不利的书籍、出版物的出版。

在沙皇政权的支持下，东正教会积极开展活动，吸收更多的人加入东正教会。对伊斯兰教徒、佛教徒、萨满教徒以及犹太教徒，甚至包括基督教内部的非东正教教徒，它们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在有些地区，为了吸收教徒，还采取了收买的手段。20年代，为了让一些高加索山民接受东正教洗礼，教会允诺凡是接受洗礼的人可以获得十尺粗布作为回报。因此，一些高加索山民为了得到上述财物，在一生中多次接受洗礼。
东正教在宗教教义上具有保守的倾向，在政治问题上也极其保守。农奴制是俄国19世纪斗争最激烈的领域，东正教则是坚持这一落后制度的重要思想堡垒。东正教会竭力宣传要农奴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义务，农奴对自己的主人要绝对服从等等，保护农奴制的社会基础。为了反对取消农奴制，东正教会抬出了圣徒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宣称拉多涅日斯基认为农奴制的存在是必要的，是上帝的安排，是圣徒的遗嘱。在农奴制改革开始后，东正教会坚持如果非给农奴人身自由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要把土地留在地主手中。主教菲拉列特恫吓坚持改革的人，不征得地主的同意，就把他们的土地划归国有，触犯了地主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的权力，必然会引起地主的反对。

当农奴制改革不可避免的时候，东正教会一方面竭力削弱改革的影响，另一方面给废除农奴制披上神圣的外衣，为巩固沙皇和东正教会的统治服务。菲拉列特否定了其他激烈的改革方案，在他重新起草的法案中只对农奴制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使农奴名义上获得解放，实际上横遭掠夺和欺压。这种措施是在仁慈的宗教外衣下进行的，涂上了一层宗教的神圣灵光。这一法令由宗教界的代表宣布，在宣读法令时，还进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和布道讲演，题目有" 解放农奴的伟大的基督教意义" ，" 同意给农奴自由的地主的慈善和友爱" ，" 无限崇高和无限虔诚的沙皇陛下所表现出的仁慈和英明" 等等。这样，对农奴的剥夺和欺压更具有欺骗性。
在东正教会将农奴制视为神圣不可改变的时期，许多进步的宗教人士宣传与东正教会不同的观点，他们反对农奴制，反对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宣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农奴制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向教徒们许诺要建立某种乌托邦社会，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中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是一个幸福安宁的社会。这个乌托邦世界不是建立在来世，而是建立在现实世界，可以摆脱在现存制度下遭受的一切苦难。

反对农奴制的宗教人士组织了一些新的独立的教派组织，其中有耶和华- 伊林派、耶诺霍夫派、彩绘派、约翰派、持戒派、戒酒派、托尔斯泰派等。
几乎所有的教派都发生了分裂，分化出一些不同的宗教派别。这些新成立的宗教团体，给保守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带来了一丝活力，激发出一些新的宗教和社会的热情。
保守与变革，传统与进步，统一与分裂是东正教在1815-1871 年间的双重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