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克生：《大明集礼》的初修与刊布

《大明集礼》又称《明集礼》，为明朝第一部礼制全书，也是今天研究明代礼制史的重要文献。此书修成于洪武三年（1370）九月，此后密藏内府一百六十年。嘉靖初，对己经残缺的《大明集礼》“以次诠补，因为传注，以成全书”，正式刊布中外。我们现在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明集礼》就是嘉靖时刊本。《大明集礼》在洪武朝为何修而不刊？嘉靖初为何要刊布尘封己久的《大明集礼》？本文将以这二个相关联的问题为中心，探究《大明集礼》由“隐”到“显”的历史轨迹。

一

明朝开国之际需要祭祀天地宗社，册封功臣后妃，规定仪仗朝仪等，因而明初议礼早在朱元璋称帝的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就开始了。所定诸仪多由学士陶安裁决，大祀礼专用陶安之议，其余参汇詹同、朱升、崔亮、刘基、魏观、陶凯诸说，从其所长。此后儒士续至，洪武二年八月至洪武三年九月第一部礼书修成，钦名《大明集礼》。《大明集礼》由徐一夔、梁寅等奉敕撰修，其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等为纲，全书初为五十卷。

《大明集礼》是明初三年多时间内所议之礼的一个总结，这些礼制被称为洪武“初制”。但明太祖朱元璋对“初制”不满，明儒丘濬曾说:“臣窃闻开国之初，太祖皇帝不遑他务，首以礼乐为急，开礼乐二局，征天下耆儒宿学，分局以讲究礼典乐律，将以成一代之制。然当草创之初、废学之后，稽古礼文之事，诸儒容或有未足以当上意者。当时虽辑成《大明集礼》一书，然亦无所折衷，乐则未见有全书焉。”太祖的不满不仅由于《乐书》未备，还因为礼制本身的因循守旧、繁文缛节等不足。随后对“初制”进行不断变革、完善。

如明初继承元制，以“三皇”为医流专门之祖，援孔庙例，以十大名医从祀，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到洪武四年三月，明太祖说：“三皇继天立极，开万世教化之原，汨于药师可乎?”命天下郡县毋得亵祀。明太祖改革三皇祭礼，使三圣人的身份象征发生变化，即三皇非为医流之祖而是中国帝王正统之始，其后的历代帝王庙之建实际发端于此。

《大明集礼》中的丧礼，也为洪武七年十一月成书的《孝慈录》所取代。洪武八年至洪武十一年（1375—1388）太祖对礼制中最重要的郊、庙等祭礼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洪武改制又称为“定制”，二者迥然不同。在洪武朝不断的礼制改革中，陆续修订的礼书有《孝慈录》、《洪武礼制》、《乡饮酒礼图式》、《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等，这些礼制可以归于“洪武定制”。

由以上可以看出，洪武三年九月成书的《明集礼》作为明朝的一代之制，存在两大问题：（一）三年九月以后所议之礼没有收入，如洪武三年十月制定的品官坟制，五年三月制定的官民相见礼，五年四月制定的乡饮酒礼和命妇冠服之制等，加之有礼无乐，表明《大明集礼》是一部残缺不全的礼书；（二）诸如郊、庙祭礼等主要的典礼，明朝自洪武朝开始遵用的就是“定制”，而非《大明集礼》所代表的洪武初制，这也说明它是一部过时了的报废礼书。故而，《大明集礼》非但洪武朝不曾刊布中外，洪武至嘉靖各朝都不曾刊布，只有秘藏不传。嘉靖时任职南京太常寺的钟芳曾说：“《大明集礼》一书乃我太祖高皇帝诏集群臣，博采前代之制，参酌时宜，会萃成编，以垂训万世者也。（然）藏之中秘，见之者鲜”。

二

嘉靖八年（1529），礼部尚书李时请刊《大明集礼》，九年六月梓成。书成之时，世宗亲为序：昨岁礼部请刊布中外，俾人有所知见，乃命内阁发秘藏，令其刊布。兹以讫工，遂使广行宣传，以彰我皇祖一代之制”。明世宗把尘封己久的《大明集礼》刊刻宣传，主要是为其将要进行的祭礼改革做理论准备。

正德十六年（523）三月明武宗病逝。武宗既无皇子又无同父兄弟，皇位继承者只有从皇族旁支中选择。内阁首辅杨廷和提出以《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依据，以武宗“遗诏”和慈寿皇太后“懿旨”诏告天下，迎立兴献王（武宗叔）之子朱厚熜入继帝位，即为明世宗嘉靖皇帝。

明世宗嘉靖皇帝由藩王继承大统，为了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天然合法性，即符合“兄终弟及”的嫡传原则，通过“大礼议”追尊其父兴献王为皇考兴献帝，以企使兴献帝在礼仪上变成真皇帝，能担当传承帝位的中介（孝宗一兴献一世宗）当时议礼新贵张璁在《大礼或问》中说：“兄终弟及之文，何也？孝宗兄也，兴献王弟也。（兴）献王在则献王天子宾，有献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谓‘伦序当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不过，对兴献帝帝系正统的塑造不是一蹴而就，一个真正的皇帝生为帝统、死为庙统，皇帝只有称宗入庙，才算圆满。世宗虽然通过嘉靖初“大礼议”使兴献帝得以称皇、称帝，但没有“称宗入庙”。所以，世宗在“大礼议”后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改制，其目的就是要完成兴献帝“称宗入庙’的任务，最终完成兴献帝帝系正统的塑造。《明史》称：

帝自排廷议，定《大礼》，遂以制作礼乐自任……乃议皇后亲蚕，议勾龙、弃配社援，议分祭天地，议罢太宗配祀，议朝日、夕月别建东西二郊，议祀高襟，议文庙设主更从祀诸儒，议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议祈谷，议大禘，议帝社帝稷……

《明史》这段话，概括了嘉靖祭礼改制的内容，它们在“大礼议”之后（主要世宗嘉靖九年以后）次第展开。世宗的一系列礼制改革以复归古礼、追继太祖的形式出现，祭礼改制都是依据《周礼》和洪武“初制”。以《周礼》为蓝本是因为周礼全备，有助于实现兴献帝的“称宗入庙”。《周礼》中的很多礼制在明代不存，如明堂秋享，亲桑礼等。而这些礼制在嘉靖祭礼改制中起着穿针引线、起承转合的作用。试以明堂秋享、亲桑礼为例，说明祭礼之间的关系。明堂之制是以天地分祀为前提，天地南北分祀之下南郊祀天一岁四享祀，其秋享为明堂礼。周人以明堂祀天而以文王配享《孝经》由此而引出明堂“严父配天”之文。世宗欲尊崇其父兴献帝，故举明堂之礼以兴献帝配享。于是令严嵩等礼臣议兴献帝称宗而配天。既称宗当入太庙，厘定太庙之礼势在必行。天子耕于南郊，皇后蚕于北郊，故议皇后亲蚕与天地分祀相表里，后来成为重臣的夏言即以请复亲蚕礼而启动郊礼“天地分祀”之制。洪武“初制”以《大明集礼》、《存心录》为代表，反映了上追成周、式法先王的特征，故与《周礼》相通。如以“都宫之制”建太庙，“周制，天子七庙……此有天下之常礼”。明初遂仿周制作四亲庙于宫城东南，各为一庙。皇高祖居中，皇曾祖东第一，皇祖西第一，皇考东第二，皆南向。每庙中室奉神主。东西两夹室，旁两庑。三门，门设二十四戟。外为都宫。又如分祀天、地也，洪武元年（1368）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郊祀议》，引《周礼·大司乐》上奏:“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所以《大明集礼》卷一、卷二有“冬至祀昊天于圜丘”，卷三有“夏至日亲祀皇地祇于方丘”。

世宗以复太祖初制相标榜，意在减小因祭礼改制而触动历代遵用的定制时可能遇到的阻力，这是利用理论的力量来为自己辩护，以便将议礼进行到底。洪武祖制在明朝有神圣性，世宗说，“我祖宗良法善政，无可更者，惟守而行之可也”。张璁、桂萼等人都认为，“祖宗法不可变，只在修举废坠而己”。但嘉靖议礼又多有忤违祖制之处，如世宗对“天地合祀”极为不满：“或有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亦为夫妇同牢之义，此等议论亵慢神祗，渎事祭礼，无礼之甚。”殊不知太祖当年改分祀为合祀即有此言，“曩者建国之初，遵依古制，祀以南北之郊……九年以来，见古人之意，固诚于礼，未为然也。且人君者，父天母地，其仰瞻覆载，无不恩也。及其祀也，则其南北之坛，终不合祀，以人事度之，为子之道，致父母异处，安为孝乎……”。

祖制是一把双刃剑。臣僚以祖制来救济面对皇帝时的权限不足，使制度不至于陷入皇权与宦权、阁权的武断中，所谓以“祖制”救“时制”，臣下反对嘉靖新礼多援祖制；而皇帝也会以祖制行新制，借“祖制”来压制臣下的反对与不满。二者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对立中，所援“祖制”的内涵发生了歧异。嘉靖九年，世宗在夏言等人的支持下，改郊礼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大臣纷纷反对。夏言曾说：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可遵也。世宗在嘉靖九年十月十五日敕曰：今郊祀己遵复我皇祖之初制。”可知，世宗所谓的“祖制”指洪武初制，臣下所谓的“祖制”指洪武定制。

《大明集礼》反映的是洪武初制，自编撰成书，藏之内廷，一百六十年未及刊布。嘉靖八年因考论礼义所需，才订正刊布。《大明集礼》梓成时，世宗在序文中称之为“万世之法程，子孙之所世守。”嘉靖时刊刻《大明集礼》实际上是呼应当时议礼的现实需要，世宗以“初制”符合太祖之本意，反对“定制”，是以祖制行《周礼》、以祖制求革新的一种策略。

三

嘉靖九年刊布的《大明集礼》全书共五十三卷，比洪武初修时多出三卷，乃嘉靖时补纂。最明显的补纂莫过于“乡饮酒礼”（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明集礼》卷二十九）。我们知道，乡饮酒礼最初在洪武五年（1372）诏行天下。“上（朱元璋）以海内晏安，思化民俗以变于古，乃诏有司举行乡饮，于是礼部奏取《仪礼》及唐宋之制，又取《周官》属民读法之旨，参定其仪”此后，明太祖朱元璋一直究心于乡饮酒礼，不断充实、完善。洪武十六年（1383），颁行《乡饮图式》，对府县和里社乡饮时间、地点、经费来源、程序、读律仪注等作了统一规定。洪武十九年（1386），《大诰》规定乡饮坐席须分善恶、别贵贱。二十二年（1389），对《乡饮图式》再作补充，仪注依原颁定式，进一步强调了《大诰》区分良善过恶的内容，对主、宾、馔、介、司正等参礼者资格有明确规定。也就是说，乡饮酒礼是经过十几年不断完善才定型，不可能是洪武三年撰修的《大明集礼》所能包括。再如，收入《四库全书》的《明集礼》卷一“序”中，郊坛从祀的神位版有风伯、云师、雷师、雨师之神。但风云雷雨从祀在洪武三年十一月，是时《大明集礼》己成，只能是嘉靖时増入；又如，明初郊祀告诸神和祖庙，乃洪武四年之创制，而《明集礼》的郊祀仪注中己有了告诸神及祖庙文。

嘉靖朝把《大明集礼》刊布中外，并普赐近侍辅臣及两京各衙门。《大明集礼》由“藏之中秘，见之者鲜”变成朝野遵用的礼制全书，在嘉靖以后的明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一）对朝廷典礼的影响。《大明集礼》在嘉靖朝得以刊布的直接原因就是为当时祭礼改制作理论的准备，它对朝廷典礼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嘉靖朝。如嘉靖十一年三月，明世宗决定改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为“都宫之制”，他说：“朕尝稽，我圣祖开国之初己曾建立四亲庙，实有鉴于汉制之非，今具载《大明集礼》、《存心录》、《祭祀礼仪》。朕为子孙，所当遵行”。《大明集礼》成为嘉靖庙制改革的蓝本和合理性所在。世宗锐意改革而懒于躬行，每因小恙遣大臣代祀天地、宗庙。为给世宗的行为寻找依据，礼部尚书夏言引《大明集礼》而定“大臣遣代仪注”，“查得《大明集礼》内有‘遣官奏告圜丘方泽仪注’，其行礼之节甚为周悉。臣等窃惟礼以定上下、别嫌疑，而郊祀又礼之重且大者，其‘遣官行礼仪注’若不预为详定，未免涉于僭儗，非所以明等威、一观聪也。臣等谨将‘钦定仪注’及《大明集礼》逐一参详，撰为‘遣官行礼仪注’”。嘉靖以后各朝，凡皇子婚礼、冠礼、东宫出阁讲学等礼仪无不参考《大明集礼》。

（二）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由于《大明集礼》的刊布和广泛传播，也成为地方社会推行礼教之根据。莫如忠，嘉靖进士，任陕西提刑按察使时，推行乡约、保甲，强化礼义教化，他以《大明集礼》为蓝本定士庶冠礼、婚仪、丧仪和祠堂之制。王廷相，弘治十五年进士，曾为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王廷相《丧礼备纂》为乡人“久己崇用”，而其说一本《大明集礼》。"马理，三原人，正德甲戌进士。马理特好古仪礼，自习其节度，至冠、婚、丧、祭礼则取司马温公（《家仪》）、朱文公（《家礼》）与《大明集礼》折衷用之，关中传以为训。总之，《大明集礼》不再“藏在深宫人未识”，而是渗透到士庶的日常生活。

作者：赵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