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圣教序》碑刻为啥都跟《兰亭序》有关

“《圣教序》与王羲之的《兰亭序》，它们在国学层面上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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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和《圣教序》从书法学上来说，都是王羲之的书法体系，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兰亭序》是一个摹本墨迹，《圣教序》是一个王羲之集字刻本。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书法学习上的承传差别，实际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但是从文本的角度来看，他们两个的价值是没有办法来比的，《兰亭序》的内容，是记叙东晋时期一些贵族族在一个“修禊事”的节日聚会赋诗的诗集序言，顶多就是王羲之写了一篇美文。《圣教序》的内容是皇帝对中国佛学历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嘉褒。

• 褚遂良永徵四年（654）完成的《雁塔圣教序》碑刻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两个事件的重大性意义差别是很大的。《兰亭序》是一种文化上的一个小小的传统的节日聚会，而《圣教序》是中国佛教一个鼎盛时期的开端的弘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价值。

《圣教序》与《兰亭序》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是书法界的领袖书圣王羲之，一个是佛教界的领袖玄奘。而这两个人物又都是唐太宗推崇备至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

其中玄奘经历20多年的留学生涯，于贞观19年回到中国，唐太宗热情欢迎他的归来并亲自召见了他，并且把他母亲的故宅慈恩寺改名弘福寺赐给玄奘，让他专心致志的翻译佛教经典。贞观二十二（648）年，玄奘翻译的第一部佛经《瑜伽师地论》100卷完成，唐太宗第一个读到了这部经书他非常兴奋，为玄奘写了781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在这一段时间里，唐太宗与玄奘的关系是非常亲密友好的。

贞观二十三年，就在唐太宗去世的前三天，玄奘完成了《心经》的翻译工作，第一个读者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再加上玄奘在佛教界崇高的领袖地位，唐代的佛教有了非常大的发展。玄奘苦心经营，经过20年的翻译，终于完成了1300多部多部佛教巨著的翻译工作，这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国的佛学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玄奘也在中国的佛教史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宗教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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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圣教序》的全名是《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不但是唐太宗赐给玄奘的佛教工作的奖赏，也是对唐代佛教发展的鼓励。

事实上，唐朝建立以后，对各项文化都是平衡发展的，一直主张儒、释、道三家融合。尤其是对佛教还是比较保护和偏重的。比如说，隋炀帝的私人朋友高僧智顗大师，他在唐朝仍然是佛教界的一位领袖，弟子众多。

我们从《兰亭序》和《圣教序》发生的重视程度来讲，《兰亭序》没有皇帝参加，也不是皇帝，也不是国家的一件重要的事件，而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传统节日的自觉的集会，是文人的自发组织。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兰亭序》也是唐玄唐太宗第一个发现的，而且也是得到他推崇的一个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而《圣教序》是一次由国家主出面，由皇帝亲自过问参加，并且积极支持和主持的一次盛典。

这次活动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位皇帝先后亲自过问，并且分别写下的序言和记，都是对唐代佛教的盛行和推广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

• 怀仁和尚历时20余年集字而成的行书《圣教序》

中国的佛教在唐代是一次高潮，由于佛教受到皇帝的重视，对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学、艺术等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武后时期，佛教达到了历史的顶点，石窟的开凿规模，远远超过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石窟的建造。

《圣教序》受到国家重视的程度之高，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就产生了两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第一个碑产生于唐高宗永徵四年（654）唐高宗亲自主持，书法家褚遂良书写。据说褚遂良书写的这个《雁塔圣教序》碑，经历了不平常的书写过程。

• 赵孟頫临摹的《兰亭序》

唐太宗的圣教序是贞观二十年（646）八月三日写的。然后命褚遂良书写碑文。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碑文可能写好了，但是一直到唐太宗去世也没有书丹勒石。

唐太宗去世以后，褚遂良是唐太宗的顾命大臣之一，但是唐高宗和褚遂良之间有一定的矛盾，永徵元年（651）唐高宗李治把褚遂良贬职到同州做刺史。但是三年之后，永徵四年（654）恰恰是一个癸丑年，唐高宗觉得，永和九年（354）是一个癸丑年，王羲之写下了著名的《兰亭序》，现在马上又逢一个300一遇的癸丑年了，觉得把这个碑立起来比较有纪念意义，于是在永徵三年（653）又把褚遂良召回京城，命他重新书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于永徵四年（654）年勒石立碑，正式完成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个文化工程。这就是第一个《圣教序》的楷书碑刻。

可是据日本学者荒金大琳与荒金治父子多年的考察研究，褚遂良写的这个《雁塔圣教序》碑刻，全文800多字，其中就有500多字有修改的痕迹非常明显，只有200多字没有修改。所有修改的这些字，都是把原来有行书成分的笔画，修改的有楷书的味道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 日本学者荒金大琳的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研究

通过大量的研究，日本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褚遂良在唐高宗被召回京城重新写《圣教序》的时候，他的心情不是太好，因为他被唐高宗李治贬官以后，他写不出唐太宗时期写的那个感觉，所以只能按照原稿上的字上石摹勒，但是碑刻完成以后，可能皇帝不是很满意，于是又对碑刻上的字重新做了很大的调整。被修改的400多个字都是把原来具有行书味道的字变成了具有楷书味道的字了。

但是无论怎么说，褚遂良写的《圣教序》不但代表了褚遂良的书法最高成就，而且他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例如，武后时代的书法家薛稷、唐玄宗时代书法家颜真卿，都受到褚遂良书法风格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在唐代的后期，影响唐代书坛的书法家就是褚遂良。

可是就在褚遂良完成了《圣教序》的书法工作三年之后，他就被武后迫害致死了。

• 赵孟頫临摹的《圣教序》

但是用书法来表现《圣教序》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怀仁和尚就是弘福寺中和玄奘一起在做翻译工作的僧徒之一。想必唐太宗给玄奘和尚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件事一定震撼了怀仁和尚，于是，非常热爱书法的怀仁他可能有一个奇妙而大胆的想法：就是怎样用王羲之的书法把这个《大唐三藏圣教序》刻成一个碑，以弘扬佛教也弘扬王羲之的书法，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吗？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怀仁和尚虽然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他要真正实现这个梦想，困难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因为在唐代，王羲之的书法已经不多见了，怎样才能找到王羲之的书法，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他经历了20多年的苦熬，最终才成功将集王羲之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刻成了这个行书的《圣教序》碑刻，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立于弘福寺中。

我认为用王羲之的行书集字而成的《圣教序》，应该说是意义更多一些，他一个方面是纪念了唐太宗唐高宗，对佛教事业的重视，同时也纪念了玄奘对佛教事业的发展和贡献，而且又追逐了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欣赏，所以这个书法作品是在褚遂良之后，又一次对王羲之书法更重要的文化传播事件。因此，这个集字《圣教序》碑刻，其实佛教的色彩已经在逐渐的减少，而书法文化的成份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书法上的成绩非常突出，所以怀仁和尚集字《圣教序》是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碑帖。它可以说堪称“帖学”的鼻祖。

• 赵孟頫临摹的《兰亭序》

关于《圣教序》的文化我们从一个佛教的世界又归到了书法。这是跟原来的意愿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

事实上，后来我们来看《圣教序》的最大的影响，其实还是在书法方面，一个方面最早的《圣教序》是褚遂良的写的，这个书法作品是对唐代的书法影响巨大，而怀仁和尚集字的《圣教序》对书法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

这个集字的《圣教序》与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在怀仁集字《圣教序》中，有很多字就直接来自于《兰亭序》，这又不能不说《圣教序》和《兰亭序》真的是一对亲姐妹了。

如集字《圣教序》中的“知”字、“趣”字、“或”字、“群”字、“然”字、“林”字、“怀”字、“将”字、“风”字、“朗”字、“是”字、“崇”字、“幽”字、“托”字、“为”字、“揽”字、“时”字、“集”字等字都出自《兰亭序》之中，这说明在唐太宗到唐高宗之期间《兰亭序》的真迹还存在于世上。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见证，对文化的见证。

所以我觉得《圣教序》和《兰亭序》虽然我们从现实上来看，两个的重要意义还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兰亭序》是个人私人臣民的聚会，而《圣教序》是有国家权威的一次国家工程，所以在现实上来说，《圣教序》的意义比《兰亭序》的意义要隆重得多，盛大得多，重要得多影响深远得多。

• 赵孟頫临摹的《圣教序》

但是从书法的意义上来说，它们又合二为一，它们同样有唐太宗推同样有唐太宗推篮主播的功绩，它们的影响是同样深远和重要的。

我们经常讲，现代书法就是在唐代形成的，而唐代形成的现代书法体系，主要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三位一体的书法体系，这个体系里边，《兰亭序》也好《圣教序》也好，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书法艺术主导地位的角色。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兰亭序》的文化影响要更大一些，因为《兰亭序》是选入了《古文观止》一篇著名散文，同时，又是唐太宗推崇备至的一个书法作品，在书法史上是“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序》本身还有文字发展史意义，考古学意义，书法史意义，文学意义等多重价值和意义并重。它穿越了现实和历史，以书法和文学的双峰成就，在中国书法史和文学史上影响深远，这是《圣教序》根本没有办法来比的。

而且集字《圣教序》从书法的意义上来讲，毕竟它不是一个真迹，有很多字还是从《兰亭序》里复制而来的，这是巧妙的假借了王羲之之手，给唐代抄写了两篇历史文章。（384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