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不久便战事不断，唐朝贞观与明朝永乐年间为何还能形成盛世？

唐朝的贞观和明朝的永乐都是帝国的第二个时期，也都是经历过战乱后建立不久的帝国第二代，按理说都是刚从前朝战乱中脱离出来的时代，一般而已是很需要休养生息的，像汉朝开国之初的匈奴问题，也要经过四朝共六十年的无为而治，才能积累下丰厚的家底供汉武帝去败。

可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永乐帝朱棣的时代，对外战事接连不断，李世民打出了个天可汗，朱棣打下了个“万国来朝”，而更加奇迹的是，虽然战火连天，可唐朝和明朝并没有像秦、隋一样被战争拖垮，反而是顺顺利利地运作下去，还出现了被史学界争相歌颂的盛世。

《新唐书.太宗本纪》——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明史.成祖本纪》——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夷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

要了解为什么李世民和朱棣能创下如此成就，除了有前朝积蓄缘故之外，还需要从当时他俩所制定的各种制度来分析一下。个人总结起来就是两点：赋税和军制。

作为烧钱的两个朝代，李世民和朱棣都实行了合理的赋税制度，保障军费支出的同时也保护百姓

按照史书说法，唐朝贞观年间的户数不足三百万，米价也高，到仅仅三年后米价就降到了一斗三四钱，牛马遍地，百业俱兴，涌入的外国人口高达一百二十万，“号称太平”。之所以贞观时期的经济形势发展如此迅速，最主要还是因为李世民所实施的各项制度：

1.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穷苦的百姓要么上山为盗，要么成为流民到处流浪，要么揭竿起义，战死失踪者数不胜数，留下了很多土地没人耕作，为了尽快填补人口的空缺，李世民鼓励早婚早育，还把婚姻和户口的数量作为地方官考核的政绩；

2. 人口有了保障后，李世民继续沿用之前朝代的均田和租庸调赋税制度：规定全国人口都分与土地耕作（均田），每人每年交粟二石（租），其他特产随当地而定，交绫、绢、布、麻等（调），男性每年要服劳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的话则可以绢、布等来替代（庸），而如果政府额外加劳役的话，十五天以上就可以免调等等；

3. 这样的做法，既保证了国家税收，也保证了劳役，而且贞观朝是历史上少数没征商业税的时代，在重商思想的指导下，贞观时期的手工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和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加，除了汉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外，还开辟一条沟通南亚——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达也为国家聚集了大笔资金。

此外，李世民本人和隋文帝一样崇尚节俭，不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也禁止官员、功臣和宗室过度奢靡，严禁厚葬恶俗，整个政府基本就是处于有进无出的“貔貅”状态，为贞观朝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

而在国库充足、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李世民又开始了对外的战事，尤其是针对漠北地区的政权，如突厥、薛延陀等，但李世民不像隋炀帝那样大肆消耗国力，而是有选择、有深度的打，这一点后面再讲，现在先讲明朝永乐大帝朱棣的政策。

大明在朱元璋和朱棣时期赋税比较低，但收入多，除了国土疆域大，可种植面积多之外，还有商业进账

明朝在朱元璋的治理下，清丈土地，编辑户口，把因元末战乱而荒废的土地和逃离的人口都给清理了出来，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将逃难的百姓和豪门世族迁移到山东、山西等被战火摧残而人烟稀少的地方，还和前朝一样，给予他们土地耕种，并减免赋税等。据后世史学界计算，明朝洪武年间的田赋是历朝历代最轻的。

朱元璋自己也以身作则，轻徭薄赋、历行节俭，违者重罚（其二子秦王朱樉，就因为在陕西修建宫殿，被锦衣卫调查属实后，差点被朱元璋斩了），与民休息，除了北元等蒙古天敌之外，朱元璋对其他国家都没有采取过军事行动，甚至还列了不征之国名单，严禁子孙后代进行劳民伤财的讨伐。而对于工商业这块，朱元璋也捉得很严，规定“片板不得下海”，沿海地区设立市舶司征收关税，将商业私营变为国营。

此举和移民一样，虽然引起了百姓和商人的反对，但因为朝廷收的税比元朝已经要轻得多，所以抗税的、拒绝移民的有，但都不成气候，洪武之治在朱元璋执政二十六年后全面完成，据《明史.食货志》所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到朱棣执政时期，其盛世的由来虽说有一部分是吃了洪武朝的红利，可是朱棣好动不好静，在继位后不久就开始修建紫禁城、修永乐大典、下西洋、讨蒙古、征越南等大规模动作。

为了应付“大业”之后所可能带来各种负面影响，朱棣学习了其父朱元璋，从自身做起，在永乐四年就借口筹备郑和下西洋的经费，一口气裁减了两百多个臃肿机构，缩减皇室的用度，包括每年用来养活大明朱氏王爷们的赏赐，也缩减了将近三分之一，还有裁军，将军中将领拿来吃空饷或者拿钱干不了活的老弱病残士兵全数遣散，奖励让他们回家种田交税，著名的明朝三大营，就是在淘汰残兵之后建立起来的精锐部队。

也就是靠着一面紧抠皇室钱袋子，一面加强对商人的“剥削”（其实说剥削也不太准，因为永乐朝的商业税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可把控的程度的），并适当增加富户的赋税，鼓励平民百姓去九边等边塞之地开荒的手法，永乐朝愣是在没增加底层百姓赋税的情况下，完美地完成了各项“大业”：

永乐大典在永乐六年完成、五次征讨蒙古，使鞑靼、瓦剌相继臣服，下西洋开始了众国来明朝贡和贸易，通西域再开丝绸之路等等，文治武功俱有，成就了青史留名的永乐盛世。

赋税讲完了，再讲军队，贞观朝和永乐朝的军制，是保障了国家在不穷兵黩武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极高战斗力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历史上有钱的帝国可不少，可是汉朝在汉武帝时期死磕一个匈奴，结果把国库都打空了也没彻底拿下，反倒是国家前途已是岌岌可危了，要不是汉武帝晚年醒悟，下了《轮台罪己诏》，改变对外国策的话，恐怕西汉也活不过两百多年了，至于隋朝就更背了，隋炀帝把父亲留下来的偌大家底给打了个精光，隋朝二世而亡，杨广连命都丢了。

宋朝也是这样，虽说有钱，可军队的战斗力确实低，接连被外敌欺负，而要断定一个朝代是不是盛世，无非就是文治和武功，所以宋朝虽然富有，但基本没有什么盛世的说法存在，而唐朝和大明就不同了，不止有钱，还有军，李世民和朱棣时期的军队作战力可不是闹着玩的，接连把周围的势力都给打趴下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这两个时代的兵制因素。

唐朝所实行的是西魏就有的府兵制，但和宇文泰鲜卑人作战、汉人耕作不同，唐朝的府兵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这一点有点类似于曹魏时期的屯田制：

1. 当时国家的兵源主要来源于分配了土地的自耕农，李世民以三丁抽一的办法，在全国上下设立634个军府，称“折冲府”，士兵们闲时就耕作，战时就作战，既扩大了军队又让士兵们得到训练，还不耽误朝廷的税收；

2. 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府兵们每隔三年就要进行一次筛选，选强汰弱，而且采取秦朝的二十等军功爵位制，一个普通的农民在成为府兵后，只要作战勇猛有功，不但可以得到土地、赏赐，更厉害还能做官呢，还能给予全家免税的特权，如此则保证了军队的积极性；

3. 而且为了保护中央，控制地方，唐朝的府兵调动必须由皇帝亲自下敕书，交给兵部执行，遇到战事的话则由朝廷点将率领，完事后将归于朝、兵散于府，有效的防止了武将弄权、不服中央的危害，所以唐初的“府兵制”也被誉为是“兵制之善，莫出于此”。

为了应付大规模的马战，李世民史无前例地进行了马政制度，由太仆寺负责，管理全国战马的驯养，在西北、东北等地划分草场，由牧监管理，养育战马，专门用于对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战事，并允许百姓养马，还规定养育战马多的、好的家庭还能减免赋税，像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个爱马的人，著名的昭陵六骏就是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的“伙伴”。

当然李世民也规定了，只要国家一遇到战事，朝廷可以无条件征收全国战马，要是有在作战中折损的则可以得到适当补偿，马政使得唐朝开始将之前一直由东突厥把控的战马优势给夺了过来，后面唐朝灭东突厥、灭薛延陀、破吐谷浑、平高昌，成就李世民“天可汗”之名的，皆出于有强大的战马补给，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至于明朝，它的兵制和唐朝异曲同工，是朱元璋所设立的卫所制度，在全国设立军府，一郡设所，数郡设卫，称为“卫所制”，并且设立九边重镇，在当地进行军屯，每个军官有田五十亩，其余耕作用具都有朝廷提供，每三年交一次粮，每亩一斗，其余的充作军粮。朱元璋就曾经十分自豪地说过：“养兵百万，不花朝廷一分钱”。

而朱棣也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还提高了卫所军官的待遇，让他们可以多得到一些粮食，少交点给朝廷，还将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食盐和赋税、宝钞挂钩，规定商人们要向九边运粮来换取盐引，凭盐引再到朝廷领盐，百姓们则必须用宝钞交易，其余货币和物件都得用来交税，如此则保障了九边诸镇的粮草充足，使得即使在朝廷国库空虚的环境下，九边也可以应对蒙古和其他的突发情况。

可是永乐功业可以说是历代最花钱的了，像朱棣的文治武功，基本上每个朝代最多只能完成一两个，尤其是军事，虽然有赋税和军制的保障，可也难以应付朱棣连续五次的北伐和二十万大军南征，所以到了永乐末期，大明早已是外强中干了。《大明风华》里就有一段对这种情况的描写：在朱棣、朱高煦、朱高燧三人热火朝天讨论北伐的时候，身为监国太子的朱高炽就一个劲地说没钱，他是真不怕朱棣去户部查，因为在当时，大明是真的都没钱了。

结语

为什么唐贞观和明永乐两朝对外战事极多，却还能形成盛世，其原因就在于李世民和朱棣两人改进了赋税和军制制度，使得朝廷在有钱的情况下保持着军队强大的作战能力。

当然这些制度改革都是得罪人的，比如清丈土地，就会引起那些占有大量耕田的地主官员的反对，这些改革对于那些没有魄力的帝王来说，很容易就会在百官和豪强的对抗下选择妥协，像李世民之后的高宗李治、朱棣之后的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一样。

他们并不是不懂得改革，而是害怕改革之后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只能选择继续将错就错了，所以说唐朝贞观之治和明朝永乐盛世的成就，还是和李世民、朱棣这样有能力、有魄力、敢得罪人的雄主，是脱不开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