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力挟风雨 故园入画来——访苗族知名作家韦晓明

韦晓明，苗族，广西融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及文学评论200余万字。代表作有散文《云中故乡来》《父亲的项目》，中篇小说《三江红》《空谷之上》《春雷》，报告文学《红土地上变奏曲》《百年奔流》等。出版有散文集《云中故乡来》、小说集《空谷》、非虚构文集《百年奔流》，其中散文集《云中故乡来》获第五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的人生经历，苗族作家韦晓明选择的是“复杂而漫长”。

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留着八字胡，这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民国时期的老派作家。但读他的作品却不感觉老派，倒是觉得生动而壮阔。观其文字，既有小人物的众生相，又有大苗山的世俗生活史，令人回味无穷。

近日，某杂志刊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赵镒生一篇关于韦晓明文学创作探析的论文，深度评析了韦晓明笔下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柳州日报》记者韦斯敏以此为题，走近这位深藏不露的苗族作家，探究其横跨教育、新闻、文学三界的传奇经历。

苗族作家韦晓明近照

记者：您跨越教育、新闻、文学三界，这种复杂的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

韦晓明：我觉得“跨界”这个说法不好，我挺多只能说是经历过这三个职场，并且还都干得不是很令人满意，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常常感到自己很卑微。

其实在离开讲台之后，当上记者之前，我还有一段在企业里从事政治宣传的经历，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很难说我最终会离得开学校。在企业搞宣传，我结识了新闻界一些记者和编辑，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进入了报社，尽管后来有些波折，但总体上也还顺意。

1994年以前，我在融水多所中学任过教。教学相长，十年的语文教学岗位，对提升我的文学鉴赏力和写作水平，是很有帮助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给了我精神上的滋养，是他们时刻警醒我在文学书写上必须保持人的尊严，要有所担当。此外，三所乡镇中学所在地的生活，也让我对融水各地少数民族风光、风情、风物，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因为我的老家，是一个壮族聚居的地方，而我苗族祖母的故乡又太遥远了，我从来就没有到过那地方。

新闻工作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社会这个万花筒，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正义的力量。四年多的记者生涯，我采访过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更多的则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作为文学艺术的原型，有的已经进入了我的小说作品中，有的则有可能会出现在我未来的小说创作里边。

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积累越丰富，创作的生命力就越旺盛。我要感谢生活，感谢我曾经拥有的这段复杂而漫长的经历。

记者：您在《我为什么写小说》一文中说：“我从散文、诗歌、评论写起，计划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一路走来。这一走，就走了三十年。”您文学创作三十年，是什么契机让您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韦晓明：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为什么写小说》是我小说集《空谷》的后记，也可以看作是我的文学宣言，这篇文章的压缩版在一些报纸刊登过。

都说搞文学是有天赋的。在我看来，爱上文学是命中注定。我们这代人，童年时代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小学、初中都没有接受过正常的教育，学校搞斗、批、改，半工半读，其实“半读”也读不到多少好书。尽管如此，社会文化的活力却也强盛。学校里上学不到好东西，我们就找社会上的杂书来读。《艳阳天》《创业史》《平原游击队》《满山红遍》《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渔岛怒潮》《迎春花》《志愿军一日》《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很多俄苏文学，如托尔斯泰的《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等，我都在小学和初中读过了。狂热的文学阅读，使我的语文和作文一直都好，几乎每篇都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念，或抄贴在教室里展示。我偏科很严重，理科学的一塌糊涂，我曾经下狠功夫恶补过一段数学，结果也仅是考试勉强及格而已。

苗族作家韦晓明在鲁迅文学院

我初中时写了个短篇小说《晨风阵阵》，投给《人民文学》，当然结果是退稿。上了高中，我更是忘情于写作之中，写诗歌，写散文，写杂感，投给县里办的文学刊物和县广播站，基本都被采用了。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是1983年登在《柳州日报》“都乐”副刊上的诗歌《水力发电站前》。

在中学教书，我得认真钻研教学业务，写作就被搁置起来了。但不管在哪所学校，我都认真指导学生创办校园文学刊物，指导学生修改、润色收上来的稿件，使之达到“发表”的水平。

1989年前后，我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丰产期，每年都有十来篇（首）散文、小说和诗歌见诸报端，其间还得过《广西日报》征文奖。1994年进入《流通报》后，尽管工作极其繁忙，也还挤时间练笔文学，写了一些纪实作品，以及散文、诗歌。1995年，除了通讯《看不见的抗洪战线》获广西好新闻二等奖外，我的纪实文学《奇人奇事奇石》、散文《秋雨润物亦无声》也分别拿下该年度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一、二等奖。

与文学创作暌违多年是1996年以后的事情，这年年底，我离了开柳州，先到《惠州晚报》，之后转到《南国早报》，在《早报》经济部从事采编。我的任务非常的繁重，除了工作，根本无力顾及其他。1998年我回归教育系统，负责柳州市教育局内部报纸《龙城教育》的工作。我到任后，立即将这张每月出一期四开四版的内部小报，扩展为每旬出一期，四开八版。不久又扩展为四开十六版，每周一期。《龙城教育》从创办时起到2005年，主管部门是没有一分钱投入的，坚持下来，全靠学校支持。在既做采编又想方设法搞创收办好报纸的情况下，哪里还有余力搞创作呢？

这一时期，我还受聘为《柳州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广西教育》《人民教育》杂志特约通讯员，为这些报刊提供柳州教育新闻稿件，我甚至还一度协助过《柳州日报教育版》的组稿工作。因上稿多，我连续多年被评为贵报优秀通讯员，所以尽管远离了文学，内心还是十分满足和淡定的。

我们这一代人，有着丰富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情怀，也有牺牲和奉献精神。我青少年时期读过的书，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悦耳的钟声》等等，就在我心田上种下了这样的精神种子。如果此时我以得过且过的应付状态对待本职工作，转而去搞什么文学创作，倒是不切合我的性情的。

我是融水人，又在融水工作了十个年头，但融水的20多个乡镇（当时的行政区划）我还只到过不多的三四个。在龙城教育工作，很幸运地参与了“两基”攻坚，这才把融水所有乡镇跑了个遍。一次，当我来到与贵州交界的一个山乡时，冥冥之中我好像听到了祖母一声呼唤，整个精神为之一振，我知道我得写点什么了。祖母是贵州苗人，1984年以83岁高龄辞世。20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写写她，此时在毗邻祖母故乡的地方，这种写的欲望愈加强烈了。那以后的几年里，我都在持续构思这个散文。这里有个插曲，2006年我写作反映柳州北部“两基”攻坚全程的长篇通讯《变化》，于每一章前段都用《苗族古歌》相应的歌词作引言，这对于写纪念祖母的散文《云中故乡来》，也是前序。2013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云中故乡来》开笔了，从晚上八点写到此日拂晓，15000字的初稿终于完成，几番修改润色后，稿子投给了《青年文学》，十多天后就接到杂志社电话，说文章已确定采用，将刊发在第七期《青年文学》上。

发表作品，对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信心和鼓舞，就像小时候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一样，心里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我也像一些作家所说那样，起初总是遭遇退稿，我恐怕是无法经受得起这种打击的，也许早就远离了文学。毕竟，该做的和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何况我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这就是我说的命中注定。

记者：您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情怀与担当是什么？

韦晓明：这个问题很大，这不是由我来回答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者，我认为我可以谈谈我的真实感受。

在我纯粹的文学阅读里面，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家们替民族着想，为国家兴旺而奋斗的一腔热血和满腔热忱。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所有中国人所熟知的名言。八十年代初，我读到了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和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等作品，我深深陶醉在这些杰出作品的主题思想之中，并从此立下了为本民族而歌，为本民族立传的志向。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写作者，他应该具有怎样的情怀和担当呢？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但没想过不等于没做过。因为至小受我苗族祖母的影响，也就从来认同我的苗族族属，很小的时候，我是会讲苗话的，现在也能听懂大部分，但对话却不行了。我所有的习作，都有苗族文化背景，尤其是小说，其中的方言土语，甚至情境表达，就直接使用了苗族口语。

苗族是个苦难的民族，在滔滔历史长河中，这个民族是很不幸的，史上的五次大迁徙，让这个民族失去了文化的灿烂和技术的辉煌。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比如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娱乐文化等等，都被相邻少数民族习得并发扬光大。

在写作长篇通讯《变化》时，我深入地研究了我的这个族属，从而理解了我们苗族特性中的禀赋与缺陷。对于这个民族的光荣和梦想、衰落与不甘，我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把握，所以我的散文和小说，都直面了讴歌和鞭笞。讴歌这个民族的勤劳聪慧和忍辱负重，鞭笞这个民族的慵懒不前和自负自足。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写作者的情怀与担当。

苗族作家韦晓明在桂北山乡采风

《民族文学》杂志社主编石一宁先生给我的小说集《空谷》作序，题目就是《小说担道义》。他说，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览读韦晓明的小说，一个深刻印象便是作者乃文以载道传统的奉信者、践行者，他遵循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以小说为民族代言，以小说担道义。集中的《三江红》，描写奇石市场之间的恩怨情仇，颇为错综复杂，我从小说中真切感受到了作者对奇石行业生活的深入了解与扎实体验。小说对权力腐败渗透到各个行业的社会阴暗面的深刻揭示，对正义最终必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较为具体的表现了作者文学创作的情怀和担当。

这个评价，给了我很强大的鼓励。

记者：少数民族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和魅力，您作为一位苗族作家，认为苗族的独特气质是什么？又是怎么在文学作品中挖掘它的？

韦晓明：苗族文化的体现多种多样，摇曳多姿，充满魅力。其中最著名的，当是芦笙演奏和跳踩堂舞。芦笙是苗族大迁徙中的“路引”，可以想见，浩浩荡荡的逃亡大军，跟着一支芦笙逶迤而行，那是怎样一个撼人心魄的场景。在漫长的反抗、奔突、逃亡中，苗族最终失却了自己的文字，也让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多姿多彩的文化，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光辉。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这个史上曾经无比辉煌灿烂的民族，人口只有900多万。而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一万多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苗族作家只有区区100来人。在广西，目前则只有我一人。

说到底，苗族是一个懂得隐忍同时又十分强悍的民族，只要不被逼上绝路，他们都恭俭卑微、退避三舍而不与争。但倘若退无可退，他们势必奋起抗争，绝地反击。

我的小说中，对苗族隐忍性格多有描写，《三江红》里的马长斌、《春雷》里的杨子林等等，就是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而在与命运作不懈的抗争方面，《空谷之上》里的董福光就是代表。

苗族作家韦晓明参加中国作协北戴河休假

散文是真实写人纪事的文体，小说则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要挖掘民族的独特气质特征，当然必须得通过文学的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是贴着人物的性格特征去描写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心理现象。我的散文《云中故乡来》《苗岭散记》，以及系列中篇小说，总体上都注重了这些方面，我倾注了情感，体会我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每每写到我族人的苦难时，我就会潸然泪下。今年三月，疫情袭来，居家安避，我创作了又一个中篇《当归》，里边的许多情节，我是含着眼泪敲击键盘的。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民族，我悲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和艰辛。当党中央、习总书记发出精准扶贫的冲锋令时，我由衷地感到了振奋，我回到融水采访、感悟，很快就写出了反映大苗山脱贫攻坚的小说《春雷》，而且《民族文学》也很快就在头条位置把小说刊发了出来。

我还是那句话，衷心希望我们的民族扬长避短，振奋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谢谢你！

苗族作家韦晓明与著名诗人、广西壮族文学创作促进会会长黄鹏先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