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江南其体，湖南其用”？ | 回响电台No.14-下

回响电台No.14-湖南-下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不知你有没有湖南的朋友？在你眼里，他们是怎样的？上期节目，我们谈到近现代湖南人一些有趣的特点：他们既浪漫，又务实；既保守，又敢闯；虽然有地方情结，但又能立足地方，放眼天下。

我们的对谈人唐小兵也是一位湖南人，在上海生活多年，他总结道：盛世江南，乱世湖南。乱世中，湖南崛起，但革命的负面效应影响至今，在湖南文化里，是否有一些特质，需要我们再度反思？盛世下，外界对上海人的评价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上海和湖南，要怎样从对方的文化中反观自身，寻求突破，才能推动历史，为中国奠定更好的底色？我们来听这期节目。

对 谈 人

唐小兵

湖南衡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民国报刊史、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左翼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革命以及回忆录、口述史与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主要著作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与民国相遇》《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维舟

上海崇明岛人。作家，书评人。自 2004 年 7 月起撰写博客，涉猎驳杂，以文史为主，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长期为《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撰写书评。主要著作有《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无岸之岛》《一只脚踏进后现代》等。

唐小兵：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在岳麓书院有非常强烈的体现。书院里面的两副对联对我的影响很深，因为我在湖南大学上学，岳麓书院就是我们的后花园，经常逛书院，在里面看书。对联之一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很多人误解了，认为它说的是只有楚国有人才，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惟”是一个虚词，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其实它的意思是，楚地如果有人才的话，主要是在岳麓书院，岳麓书院聚集了湖南的地方人才。

岳麓书院一代一代地培养出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算借读生，住了一两个月，他的床还保留在那里，这些人都是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岳麓书院这样一种中国的儒家文化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影响了一代一代的湖南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无事的时候，在岳麓书院读圣贤书，天下有事时，就要出来做事。

岳麓书院

里面还有一副对联，口气有点狂妄的，说“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你们江南再美再好，文风鼎盛，无非是湘水余波而已。这当然很狂妄了。“吾道南来”——因为朱熹曾经去岳麓书院跟当时的山长张栻会讲，现在还保留了两张椅子，可能是后来仿造的。当时朱熹是理学大家了，跑到湖南岳麓书院，周围所有的读书人都跑过来了，外面两个池塘的水一下被马饮干了，有点夸张，但确实非常鼎盛。一个地方的文化精神和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空间再生产，通过文化的传承创造精神气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经常有人讲一句话：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半部湖南的历史。岳麓山就埋葬如黄兴、蔡锷等很多的革命者。陈天华也埋到岳麓山，遗骨埋回还举行了很盛大的仪式。湘军搞维新运动，陈宝箴在湖南搞时务学堂，也走在前面。 中国革命十大元帅里面好几个都是湖南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直到后来的胡耀邦，也是湖南浏阳人。

整个革命中国里，湖南人很多，这又跟另外一个学校有很大的关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然，这是个中等师范学校。所以整个近代中国是“小知识分子打败了大知识分子”，本土派打败了留学生。因为后来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中等师范毕业的，或者在外面晃了一圈没拿到学位的，所以你会看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包括当时的新民学会，是推动中国革命很重要的空间。

1919年新民学会在长沙合影

我们系的刘昶教授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的乡村教师》。你会看到，那些师范生毕业以后，到了乡村社会扎根，做小学教师、中学教师，这些人往往对社会有一种强烈的不满，又找不到出路。不像优等生胡适，美国回来之后在大学当个教授，一个月拿三四百银元，喝着西方的咖啡、吃洋面包，日子过得很舒坦，根本不会想到革命的问题。这些人就不一样。

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方面，革命代表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试图弯道超车的过程。刘擎老师讲过，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特别强烈的创伤记忆，是雪耻型的民族主义，有一种很强大的负能量，当然也是个精神动力。我觉得上次钱永祥老师的演讲中，有句话讲得特别好。他说，爱国主义可以为自由主义提供情感动力，而自由主义为爱国主义要提供一个伦理边界。爱国主义没有自由主义作为约束的话，最后会走向极端的暴力；而没有救亡图存的动力，你对自由民主也不会有很大的认同，因为要去寻找让国家富强的（思想）资源。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会看到湖南源源不断地在生产这些革命者。这些革命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当然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但同时给现在的中国也留下了一个负面遗产。我觉得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走出革命的延长线。

以前说要告别革命，我觉得今天（需要）重新回来梳理革命的遗产，要来理解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而且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发生？革命到了最后为什么这么极端？跟我们湖南人有关吗？湖南的文化里，那种极端主义和霸蛮文化是不是给革命文化带来极端的、不兼容的、不能妥协的东西，你看同样是湖南人，革命者毛跟刘少奇、彭德怀斗争得厉害，左翼文人周扬与丁玲也是冲突了一辈子。江南的文化里，大家可以坐下来谈，有个圆桌让彼此勾连的，而不是你死我活。作为一个湖南人，我觉得湖南人执拗的性格，容易冲破一些框架结构；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会带来一种灾难性、破坏性的结果，这个可能同样需要思考。

维舟：说到这一点，其实跟前面说的“以天下为己任”又是相关联的。因为如果说一个人以天下为己任，觉得我就代表天下，他当然会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的、审判者的资格。既然我是正当的，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非正当的——我自认最革命，谁反对我就是反革命。

岳麓书院那幅很有名的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如果仔细琢磨一下的话，也蛮有意思的。其实全国各地都有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近代四大书院都很有名，但为什么只有岳麓书院变成湖南人心目中的一个文化圣地，这种地位在其他的省份是没有的。比如说白鹿洞书院，它作为朱熹曾经讲学过的地方，在江西人当中并没有起到过岳麓书院在湖南人心目当中起到的那种作用：它不曾作为一处圣地、在近代还起到鼓荡人心的作用。

而且“惟楚有材”这句话本身出自《左传》：“惟楚有材，晋实用之”。说的是你楚国有“材”那又怎么样，这些“材”到最后都是为晋国所用，当时讲的是人才流失的问题，楚国不能用好自己的人才，跟现在的意思完全是相反的。经过近代好多人解读了以后，衍生出来的意思似乎变成了只有湖南才有人才，有那样一种自傲、自诩的感觉。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读？误读不一定不对，有的时候创造性误读能够带来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与其说是大家误读了，不如说是因为时代环境改变了，响应了心理需求的变化，它是跟湖南近代以来的文化自信有关的：如果要真正实现自我价值的话，不是（实现）个人的、小我的价值，而是要在天下或者说在中国实现终极的、大我的价值。

你可以说这种意识有一点保守倾向，另一方面又有蛮激进的一面。这一点刚好契合了近代以来的某些特色——就像许纪霖在《家国天下》里面讲到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宗族社会里面脱嵌出来以后，很多人比较迷茫：我想要干嘛？我冲决网罗、打碎了家族以后，现在我自己在天地之中，要往何处去？

家国天下 : 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许纪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7-2

当时有句著名的话说，娜拉出走以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时在中国，包括在日本更早的大正时期或者明治晚期，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个小说家、哲学家叫高山樗牛，他看到个人主义的趋势，但他觉得这些个人主义如果只是为了实现小我的利益的话，这种利益的正当性是得不到承认的，人的终极价值还是要在集体当中实现。（于是，）一方面你好像是很散漫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但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往大我的实现、国家主义那个方向去引导，再跟原来务实的传统结合到一起。我觉得，湖南的这种基底刚好match（契合）近代以来从个人主义脱嵌出来，往国家主义方向演进的思路。

从这一点来讲，湖南的地方主义不是文化的基底，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中国文化自我变革在地方上的一种活力的体现，这些东西刚好在湖南这个地方酝酿成熟了，跟整个时代的大趋势一拍即合。所以，湖南人就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湖南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适应了这样一个状况，以至于当转折出现的时候，湖南人就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早地做好了准备。再加上湖南人也非常团结。和江浙一带对比，它们已经有了比较商业化的社会，或者比较个人主义的传统，习惯各自打算。整个呈现出来的状况，就不会像曾国藩湘军那样，（具备）以湖湘子弟为核心的团结力量。

唐小兵：近代以后，湖南人到江南兜了一圈，然后湘军崛起，后来办学，包括魏源讲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比较早的要睁眼看世界，比较注意收集和阅读这方面的知识，慢慢就形成了比较敏锐的意识和思维。他不惧变，他求变，顺应变化，甚至试图引领变化。

前面主要在谈湖南，我们可以重点谈一下江南，其实今天更多的想有一个对照。我先谈谈我对上海的印象。讲一下我在上海这个城市的生活，对城市的感受和接纳的过程。

这个城市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什么呢？我2003年秋天离开湖南来到上海，当时有个很好的朋友，（以前）跟我一起在湖南大学办了校刊《湖大青年》，一个上海女孩子，当时还没有结婚，谈了个男朋友，她男朋友我也认识。她说，你来到上海了，我们得聚会欢迎你。就约到南京路的一家肯德基，来了一帮人，都是女生，她们都是高中同学，吃完了以后算钱，把我的一份也算在里面——为了欢迎我发起的聚会，（实行）AA制，（还告诉我）小兵你应该出多少钱。这是上海人民给我上的第一课：我们要欢迎你，其实只是因为我这个外省人的到来给她们的聚会创造了一个理由而已。

后来在这个城市里面待了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很有距离感。当然我不是那么喜欢热闹，有很多聚会我也不参加的，但是我很喜欢和特别谈得来的朋友坐在一起聊天。我在上海华师大留校任教10年了，极少有同事结婚会说，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我们大家一起热闹一下，当然同事婚后或生孩子后还是会在教师大会或委托办公室人员给我们发放喜糖、喜蛋等礼物。有时候我跟父母聊天，以前我在湖南的衡阳师范学院新闻系教书，同事结婚了，生孩子了，搬家了，老人过世了，都要你参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也很低，有时我不愿意参加，系里面领导说没关系，我可以帮你垫这个钱，等你以后有钱再说。（湖南人）一定要构造一个团结的、大家互相有人情来往的、温暖的、守望相助的（团体）。

后来我跟我们系一个从武汉大学过来的教授在教工餐厅闲聊，谈到上海城市的特点，就（觉得）上海这个城市，人和人之间非常有距离感。在这个城市里面，人的距离感开始当然会让我觉得很受伤害，一场为了欢迎我的聚会，AA制把我也A进去了……当时很受伤，让人感觉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好像我们以前所喜欢的那种滚烫的、彼此没有太多边界的生活完全被分割掉、被抹掉了，但另外一方面，它形成一个保护，因为人情最后会对你构成巨大的日常困扰。所以“群己权界”——严复讲的这个东西在上海是特别明显的。我后来慢慢的会觉得它是文明的标志。

另外，比如说，我的小孩09年4月份出生，到了秋天，我去（给孩子）上户口。我准备了一堆材料跑到派出所，派出所的两位中年女警官看了材料说：你没办法上户口，你小孩的妈妈在湖南，在上海有小孩随母亲的原则，不能上户口。但（我知道）其实改过政策，如果父母双方在不同的地方，都是集体户口的话，可以自由选择随父随母。我给她讲，她一脸傲慢，说肯定是谣言。那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唯一一次特别强烈地感受到所谓的排外，就是中年一代非常有优越感，好像觉得你们侵占了我们的资源，不能进入我们的领地（的感觉）。那是唯一的一次，（也是）在政府部门唯一的一次。

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女警官说，唐老师，你把材料给我，每个区都有指标的，但是小孩生下来上户口，这是基本权利，如果有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材料我再通知你。她讲了这样一句话，让当时惶惑而有点愤怒的我感到巨大的安慰。所以，上海本地也有代际的差异，到了年轻一代，她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沟通。

维舟：我觉得如果说比较两个地区的话，各有千秋，其实没有一定的优劣，只能说某些特性可能在某些场景下的表现是这个样子。

如果让我来概括，我个人感觉，湖南可以说是“封闭中的开放”：它在内陆有一点封闭，近代有一点排外和保守，但是其实心态上又是很开放的。但是反过来讲，上海人，我觉得倒是“开放中的封闭”：敢为天下先，敢闯，这种开放性、大胆的意识，在上海是比较少见的。上海看起来是中国的经济首都，自居为国际大都市，说海派文化是海纳百川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有封闭的一面，这种封闭性有的时候体现为优越感，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国际大都市，如果你低于一定level（层次），就不接受你进来。

虽然我们一直说，海派文化是很有包容性的，但事实上现在的土壤好像太干净了，没有草根、生猛的东西长出来。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些互联网企业，北京出了百度和头条，广东深圳那边有腾讯，结果长三角这一带，阿里是出在杭州，没有出在上海，这是为什么呢？理论上来讲，其实是不合情理的。媒体也是，之前广州那边出了《南方周末》，很敢讲。北方也出了《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但是上海没有，非常安静。你可以说它守规则，但需要闯的时候，它是有点退缩的（唐：它自我设定了一个边界。）

2010年《南方周末》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工作了很多年，到上海做记者。结果他做了半年多，就说，我非常惊讶，我本来以为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我说，你才知道啊，上海其实有一个隐蔽而高效率的现代政府，（唐：权力毛细血管化。）管理非常精细，人也都非常配合，你说这个算好还是坏？你可以说，它是非常理性的，非常有契约精神，大家都不做违法违规的事情。

我有朋友做业主维权运动，就发现北京的业主维权，动辄讲到国际（影响）这种非常大的词。上海这边体现为专业精神，一定要在法律框架之内跟你抠字眼，而且业主当中往往是有做法律的人站出来，但他绝对不做违法的事情。

另外可以补充一点，上海人的权利意识非常之强烈，而且他不嫌事小，没有面子上的顾虑。我有个朋友是北京人。他有一年从北京坐高铁来上海，结果离开北京没多久，他那节车厢的空调坏了。开始他们只是叫列车员来修，修了半天，到济南的时候，列车员过来说，对不起，空调我们修不好，没办法。一截车厢里面大概有一半是上海人，就开始用上海话讨论，后来就越讲越大声，就说你这个车票里面是包含空调费的，空调费要退给我们。（唐小兵：有道理啊。）当时车厢里面的北京人听了以后就嗤之以鼻，觉得这帮上海人小市民，怎么这点钱也要在那边抠，也差不了多少钱。结果上海人就自发的开始“闹”，“闹”了以后推举出一个代表，跟列车员交涉，开始列车员不同意，但他们反复交涉。最后列车员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同意在每张车票后面签字，大概每个人可以退到100块钱。等到上海人抗争成功了以后，北京人也开始“闹”了。

唐小兵：这个就有点像疫情期间，从日本一个机场回来，上海人听说有些人在咳嗽，他们就不愿意登机，强烈抗议，其实这样做是对的。

维舟：对，上海人好像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比如我要忍一忍，体谅一下列车员辛苦，是不可抗因素，或者说这是自我的小利，也没多少钱……他们好像没有这些包袱，权利意识非常突出。他也不多要，但这个是应该的，你就应该给我。他们能自发地形成一种舆论倾向，这可能跟上海的市民文化的确是有关系的。

唐小兵：在我的新书《书架上的近代中国: 一个人的阅读史》里面，我有好几篇文章谈到上海文化，我想为上海文化做一点辩护吧。我们讲上海文化，也要有一个时间的区分。像维舟兄所谈到的，今天的上海文化可能变成了一个文化的码头，民间性、草根性的文化没有了，基本是一个由权力宰制的、自上而下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化。上海变成了一个文化展示的空间。

书架上的近代中国 : 一个人的阅读史

唐小兵 / 东方出版社 / 2020-3

但是，在民国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讲北漂，而不是海漂。民国的时候是海漂，而不是北漂。左翼文化在上海的传播形成很大的影响。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有文学的、艺术的梦想，大部分是来上海，因为北平这方面机会很少。整个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还有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书局，大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福州路，那时候叫棋盘街，就集中了大量的书店、杂志、报社等等，可能每年出版物大概百分之六、七十都在上海。你在上海成名了，就在全国成名了。

你看最早中国人办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包括《现代》《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时务报》是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这些人在上海办的。战后最有影响力的杂志《观察》是储安平1946年办的，也在上海。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整个江南的文化汇聚到上海，因为很多人遭受太平天国之乱，到上海的租界来求生存。而且，作为最早的口岸城市，也有西方的文化。比如说，民国时，上海有很多日文、法文、英文、德文报纸，今天难以想象。像内山完造办的内山书店，很多书日本一出版，这边就有卖了，可能在日本都不能公开卖，在这边可以买到一些左翼的刊物、出版物。

上海这个城市不但有江南文化，也有西方文化、摩登文化，有里弄文化，当然还有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上海产生？大家可以想这个问题。按道理，这个城市是最早的口岸城市，通商口岸应该孕育了一批所谓资产阶级。按照哈贝马斯的讲法，应该孕育出体制内的渐进抗争文化，和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那种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文化，或者消费文化。但最后中共是在上海成立的。在商务印书馆里孕育了很多革命者，因为（引入了）新的思潮、新的观念。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按照先有经济基础，再上层建筑有改变的典型（路径来实现的），而是新思潮、新观念被带进来，要改造家庭和社会、改造国家乃至改造世界。这个城市使新思潮、新观念、新文化（能够）进入，而且能够生存。

民国时期上海报摊上的美国杂志

到了50年代以后，因为权力的介入，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知名出版社都搬到北京去，很多报馆也停办了，要烘托北京文化的繁荣，所以上海是被阉割了，被拦腰斩断了。最后，上海在民国时候的形象被定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乐园、冒险家的乐园，所以（政府）要把它转型成为一个生产型城市，而不是消费型城市。后来我们讲上海（生产）手表、自行车、轻棉纺织业等等，（只有）把它转型成这样一个城市，好像才能够从那种消费主义的、道德腐败的城市生活里面，拯救出干净的、纯粹的（心灵），像南京路上好八连就是典型的代表，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城市功能的置换。

但是，上海的文化在面对国家主义叙事的时候有一种自身的地方文化的韧性。比如说，五六十年代，好莱坞电影被禁止了，大家都排队看港片，这方面张济顺教授在《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有精彩的分析。刘擎老师也讲过，说他表姐看罗马尼亚的电影，就为了看织毛衣，大概一分钟的镜头，她来来回回看了几十遍，针法比较复杂。那种生活的美学，来自日常生活的东西，它是反专制主义、反一元化的，就像金宇澄的《繁花》，这个东西是我高度肯定的，这代表着这个城市内在的生命力。

维舟：近代的上海很不一样了，最明显的就是有三个市政府。公共租界有工部局，法租界也有一个，再加上本身就有一个市政府。三个市政府各管一套，其实很多时候就变成三不管。当然三不管的地方，活力肯定会比其他地方多一点。

我们怎么解读“海纳百川”这句话？现在说海纳百川，似乎是说，有一个中心，可以容纳所有人。但当时不是这样，当时说海纳百川，可能有三个海，各司一个池子，如果这个池子活得不好，你可以到另外一个池子，是这样一种状态。这种活力恰恰是因为你管不着，而不是说我管得好。英、法租界可能也谈不上容忍，只是拿你没办法。但是哪怕当时有不同的市政府，有一种市民文化是能够共同形成的，可能上海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就跟其他中国传统的城市不一样。

西方的汉学家有一种说法：中国无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城乡连续体，它没有一个城市是从乡村的连续体当中独立分化出来的。“市”实际上是在民国以后才出现，成为真正独立的行政单位。但是上海就非常特殊，一开始独立意识就特别强。这种分化意识最明显的，就体现在上海人觉得，除了上海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乡下”。

我本人其实就是“乡下人”。虽然崇明也算上海的一部分，但小时候我就是在乡下长大。我们在乡下，其实跟上海的亲戚很少来往，大家就觉得格格不入，亲戚之间也非常冷淡。我妈因为也是很早就到乡下。（那时）我才一岁，她抱着我，到上海的外公外婆家，邻居就问，你们家来了谁？我外公也很奇怪，他也不说来的是女儿女婿，他就说乡下亲戚。晚上小孩子总是要哭，我哭的时候，外婆又说了一句，小孩子这么吵，等长大一点再抱来好了。然后又跟我妈说，你生了一个男孩子已经够了，别傻乎乎的再生那么一堆，像乡下人似的。后来我妈就不想再回娘家了，这些东西很直白，好像也不是说没道理，但是给人感觉不亲近。

但另一方面来讲，我自己工作以后，慢慢感觉到上海人有好的地方，不太需要讲人际关系，相对来讲，（生活在）这个城市是靠本事的。

唐小兵：它尊重个体的奋斗和才能。所以维舟兄对于自己出生长大的这个城市，也是有个重新接纳的过程。

维舟：我觉得有一个慢慢（重新认识）的过程，习惯了以后，我觉得上海体现出来的某些城市精神是我能够认可的。前一阵我还给《东亚评论》写过一篇文章。讲到（对）鲁性（山东人的特质）和上海人（的看法）。90年代，全国各地都讨厌上海人，都在说上海不好。但从前些年开始，（很多人）突然之间开始批判鲁性了，鲁性就是官本位，女人不能上桌，诸如此类比较传统保守的东西。这两个现象，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但可能也表现出来中国社会某些结构性的变化。在90年代，谁都不觉得山东那样子是奇怪的，那时候大家不适应的是上海这样的异类，但是到现在，你发现评价开始翻转。大家都开始嘲笑鲁性，就说明中国社会本身在进入现代化了，反过来上海的一些特点倒是慢慢得到承认了。比如说，上海人的契约精神，甚至有人在网上讲：上海人的“冷漠”，我觉得蛮喜欢的——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上海，人与人之间不要过多的牵扯，要有边界，（唐：不要太过侵入对方的私人生活领域）。当一个社会慢慢现代化以后，这些东西可能就会得到不同的评价。

唐小兵：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个对未来中国的想象的话，我希望是“江南其体，湖南其用”，以江南所形成的文化，作为一个本体的、制度性的、日常的东西，但是又有一种湖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的、突破的精神。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一种搭配。如果是以湖南人做事的方式做一个底盘，作为“体”的话，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麻烦，不断折腾。盛世江南，乱世湖南，如果从“体”和“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样可能会为未来的中国奠定更好的底色。

维舟：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提法。

唐小兵：作为一个湖南人，我经常批评和反思湖南，我很多湖南朋友说，你怎么对家乡这么没有感情？正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我是批判性的忠诚。整个中国要往前发展，其实江浙沪代表一个方向，既不是北方，也不是湖南，而是江浙沪的政治文明、社会的秩序建构和社会上的相对多元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的底盘，再穿插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的、突破的精神，因为你没有创新突破，面对一些非常复杂、新的问题，往往会因为循规蹈矩没办法解决，湖南人可能比较适合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尤其今天这样一个所谓“脱钩”和逆全球化的时代，会有很多的困难、挑战，就需要一种应对的能力，光是江南不行，光是湖南也不行。

维舟：我蛮同意的。中国本身非常复杂，套用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某某作为方法”，也可以说“湖南作为方法”。所谓作为方法，是说把它作为反思或者变革的思想资源。

唐小兵：江南和湖南应该互为他者，来自我更新。无论是湖南、江南都（需要）有内部的突破和提升，我们不应该生活在鄙视链（之中）。

维舟：我很同意唐老师刚才说的“江南其体，湖南其用”，如果大家互相配合，我觉得中国能够……

唐小兵：也许能够走出唐德刚所讲的历史的三峡。

维舟：希望是这样。

由唐小兵、维舟推荐

丁玲传

李向东 / 王增如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015-5

本书以详实的资料记述了丁玲从出生到病逝的传奇人生。书中引用了大量书信、文件、讲话等第一手资料，生动记述了丁玲以“飞蛾扑火”般的执著追求理想，虽历尽坎坷大起大落，但矢志不移。本书披露了很多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深入探索了丁玲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丁玲的总结性著作，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最新成果。

红色起源 :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1903-1921

[美] 刘力妍 / 王毅 / 河南大学出版社 / 2019-2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处于在危机与革新的十字路口。一些致力于现代化的促进者们，创建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想要培养拥有为国服务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学生。这样一所貌似普通的师范学校，何以能培育出如此之多的激进知识分子？什么特殊因素在起作用？那些新精英的教员们对自己学生的精神智力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成长原因是什么？新式学堂和教育革新如何与激进主义的兴起相交织？总之，这所尚不为人们清晰认知的学校，何以能够对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奠基人物以及此后中国领导者的年轻人的事业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本书主要展示现代学校怎样参与了新观念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传播，这促进了激进主义的兴起，为精英人士中新的政治运动提供了背景和动力。在中国的现代学校中，传统观念与新输入的思想相碰撞相融合，塑造着一代新学生。

霓虹灯外 :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美]卢汉超 / 段炼、吴敏、 子羽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2018-9

《霓虹灯外》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上海市井生活的著作，在城市史、上海史、社会生活史等领域有着无法回避的地位。第一部 “寻求都市梦”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转变的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上海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层次，并以人力车夫为例，描摹了移民群体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在第二、三部 “立锥之地”和“上海屋檐下”，卢汉超以细致的笔触再现了上海棚户区及石库门里弄的生活场景，对上海中下阶层市民的居住空间和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叙述和细致的描摹，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近代上海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全方位体现了传统力量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非凡韧性。

远去的都市 : 1950年代的上海

张济顺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5-4

“都市远去，摩登犹在”——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无踪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本书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作一次重访，以期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本书特点表现在作者不是宏观叙事，而是从里弄、影院、报业、大学等社会文化微观层面探讨解放初期上海历史的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的上海，在经历天翻地覆大转折的时候，其文化、观念、习俗也延续着某些惯性的东西。由此也提示我们，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

湘军崛起 : 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

谭伯牛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2009

本书提出并解答了一些湘军史上绕不开的问题，譬如湘军转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什么风格上的差异；胡林翼、曾国藩的独特风格对湘军的影响又如何。同时，作者也在通过事实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澄清一些个人的逸事流言。还有一些重要事件，作者详细加以证明，将真相揭示出来。湘军在朝廷的奥援是什么情形，朝中有哪些高官亲贵明里暗里帮助他们；湘军统帅与权势集团——譬如“肃党”的关系，又是怎样。

城市季风（修订本） : 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杨东平 / 新星出版社 / 2006-1

1994年初版的《城市季风》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对城市的认知，它突破了“国家”的笼统观念，开启了地域文化和城际文化个性及特质比较的话语空间。在初版《城市季风》的结尾，作者曾写道：在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中，京派和海派，依然是一个富有价值和魅力的文化主题吗？今天看来，这的确已成挽歌。上海不是那个上海，北京也不是那个北京。这同样不再重要。生活仍在沸腾，新的一代正在新的城市创造属于他们的文化。

山间庭院

江堤 / 湖南大学 / 2003-1

旧时候，儒、佛、道三教都在山中营造宫殿居舍，一些名山曾经是文化璀璨的神秘世界，有着最开放的文化视点，最浪漫的社会理想，最经典的个性生活。在这样的山中，岳麓书院被尊为“天下第一书院”、“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无以数计的文化人来到这座山间庭院，创造和传播文化，在如烟如梦的历史里安放自己的灵魂，千山万水，漫漫长途布满了文化的远景蜃楼。如今，千年已经过去，许多文化事物都已经消亡，而这座山间庭院仍以惯常的飘逸张开檐翼，轻拥开阔无际的未来。使每一个走近的人，有了文化的梦想，有了审视千年的想象力。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 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张灏 / 崔志海 / 葛夫平 / 三辉图书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6-8

谭嗣同是一位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思想家，他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光辉的事迹，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谭嗣同生活在19世纪最后四十年，恰逢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巨变。谭嗣同深切地感受着传统秩序瓦解、传统文化价值崩溃给中国人带来的震撼、混乱和空虚，而他本人无疑也加速了旧秩序的动摇和崩溃。本书回顾谭嗣同的经历和作品，勾画出其思想发展和心路历程，探讨作为知识分子的谭嗣同如何回应时代的刺激和生命的感受。其独特的精神以不同面貌在20世纪的一些重要思潮里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中产生回响。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 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杨念群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1-9

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