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佥事兼科长，鲁迅的官有多大？他不离不弃14年!

来源 | 刘宜庆讲八卦

作者 | 刘宜庆

鲁迅在日本留学7年后，1909年，回到杭州任教时拍摄了这张照片。

1912年民国初肇，鲁迅进入教育部任职，堪称创建教育部的元老之一。鲁迅在教育部供职直到1926年辞职南下，到厦大担任教职，鲁迅做了十四年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鲁迅在教育部的官职，确切地说，是教育部佥事兼任社会教育司科长。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下设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九个部，蔡元培遂被任命为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开始为教育部延揽人才。因为蔡元培是浙江人，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开始，在教育部担任要职的浙江人很多，这成为民国初年教育部的一个特点。浙江籍，从日本留学归来学生，在民国初年的学术界、文化界占据要津，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

2月鲁迅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开始只是部员，无官职。这是鲁迅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公务员生涯的起点。

鲁迅能够顺利进入教育部，说起来是他的好友许寿裳的推荐之功。1909年，鲁迅留学日本归来，是好友许寿裳的推荐，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师，时许寿裳是该校的教务长。1912年2月，许寿裳推荐，鲁迅进入教育部，时许寿裳任教育部佥事。由此可见，同乡、同事兼好友，在鲁迅的职业生涯多么重要。

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鲁迅时，蔡元培是什么态度呢？根据许寿裳的回忆，蔡元培说：“我久慕其（鲁迅）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许寿裳），代函敦劝，早日来京。”蔡元培说久羡鲁迅名声，并非客套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给《河南》杂志写稿，与弟弟周作人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在日本留学生群体中声名鹊起。顺便说一句，蔡元培也是绍兴人。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理念，鲁迅喜欢美术，是其理念最有力的执行者。

鲁迅30而立留影。

1912年5月15日，到北京的教育部上班。他住在绍兴会馆（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教育部设在前清的学部衙门。单位距住址不远，步行上班，就当作散步了。

8月21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鲁迅为教育部佥事。这对鲁迅来说，吃了一粒定心丸。22日，鲁迅像往常一样上班，到了教育部，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任命名单之中，郑重地写进日记里。8月26日，他又被委任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

两个多月后，佥事的任命状发给鲁迅。11月2日，鲁迅日记写道：“上午得袁总统委任状。”不知鲁迅心情太激动，还是心花怒放没有仔细看“任命状”。他在日记中把“任命状”误写为“委任状”。行政官员分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等，前三者是大总统颁发的任命状，委任官则由各部主管长官直接任命。鲁迅被任命为佥事，是由各部、省主管长官呈请大总统任命的荐任官。

这份任命状珍藏在鲁迅博物馆，文件原文是：

任命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此状。

此外有文官推荐编号：第肆佰肆拾玖号。

鲁迅的任命状。

在这里很有必要介绍一下何为佥事。金代，按察司属官有佥事。元代，诸卫、诸亲军及肃政廉访司、宣抚司、安抚司等皆有佥事。明朝的按察使司设佥事，作为辅佐按察使、分领各项事务的官员，品级为正五品。清末改制，部分机关有设，地位高低不一。民国各部的高等文官中设有参事佥事主事。“佥事”并不是官名，而是一种官阶。

鲁迅任民国教育部佥事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这是多大的官呢？不妨看一下教育部的序列，总长-次长-司长-科长。教育部总长，北洋政府的内阁成员之一，显然是部级。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长，这是副部级。司长，司长自然是司局级（厅局级），社会教育司司长是夏曾佑，可以说是鲁迅的顶头上司，这位司长爱在家里办公，有时约下属来家里商讨公事，顺便喝个小酒。鲁迅就在夏曾佑家喝过几次酒，他不喜欢。司下面没有处，直接到了科长。鲁迅担任的科长，应该是现在的正处级。

但别忘了，鲁迅是大总统袁世凯任命的佥事。兼职是高一级兼低一级的官。佥事兼科长，这个佥事的官阶不小，应相当于现在的副司长。也就是说，鲁迅的官是副司级。

即使是教育部的科长，鲁迅的同事许寿裳（佥事）外放，担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杨莘耜（科长）外放，1917年9月担任吉林省教育厅厅长；1919年张宗祥经鲁迅推荐，在教育部任职，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1922年外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京官不小，教育部的科长到了地方，就是厅级官员。许寿裳、鲁迅、杨莘耜、张宗祥，都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

在清代，佥事是四品或从四品。鲁迅的爷爷周福清同治十年三十四岁中进士，任江西金溪知县，后被两江总督沈葆桢评核，这知县当的也不安稳。辗转到京，花了一大堆银子，弄了个内阁中书职，没有实权，抄抄写写，是从七品的小京官（朱正《一个人的呐喊》中说是正七品）。鲁迅当的也是京官，比他爷爷大多了。

鲁迅为《阿Q正传》俄译本所摄，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

在绍兴老家的人们看来，鲁迅的官当然不小。他的小说《故乡》中“豆腐西施”杨二嫂说：“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这应是故乡的人们对鲁迅当官的真实认知。

在鲁迅自己眼中，佥事也给他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在《记“发薪”》一文中，鲁迅这样写道：“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

鲁迅对自己的官职相当看重。在与陈西滢打笔仗时，对陈所说的“区区佥事”耿耿于怀，特意写上几笔，以正视听：“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补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

正因为看重，所以当章士钊当教育总长，因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开除鲁迅时，鲁迅奋起反击，状告教育部和章士钊。官司打赢了。文豪就是这样有底气，我辞职可以，但你不能违反程序开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