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青年导演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一上映，便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激烈争论。这部电影在短短数日之内便票房收入超过亿元，围绕电影展开的各种讨论也充斥网络之上。一场关乎国家与民族、“人性”与“汉奸”的论战，使得这部电影备受关注。
历来表现抗日战争的电影，总会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2008年，以英国记者真实经历改编的《黄石的孩子》，首周票房就超千万；2009年上映的《拉贝日记》，也是赚足了观众的眼球。
《南京!南京!》的内容
《南京!南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从民族意识、国家政治与集体记忆等多层次搅动观众复杂的情绪，表现这场令整个民族无比悲痛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也表现了侵略者的心灵变异、精神创伤。有人认为影片通过共同的人性表达了中日民族共同的精神创伤与悲剧，但也有人站在民族立场痛斥这部电影为“汉奸”电影。
导演陆川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呈现南京这座城市曾遭受的苦难，而是要探寻“大屠杀背后的人类普适价值”。陆川希望借中国现代史上最惨痛的血腥记忆，来思考生与死的大命题。影片以一个沉默内省的侵华日本兵定位为主角，力图以新的眼光来发掘战争与人性的关系。
《南京!南京!》讲述的是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数十万军民遭到了残忍的屠杀，南京成为一座充满血腥的死城。此时的南京，唯一的“安全区”就是金陵女子学院，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女教师姜淑云等人在这里和日本人周旋，希望能救助到更多的难民。
但是日军早已盯上了藏在这里的中国妇女。舞女小江最终选择牺牲自己拯救更多的人；唐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而对日本士兵委曲求全，但是家人死去后，他选择让别人生存下去；日本士兵角川在不断的杀戮中变成了一个麻木的杀人机器，之后饱受良心和罪恶的惩罚，直到最后将枪口对准了自己。角川的自杀预示了日本注定在中国一无所获以及彻底的失败的结局，而活下来的小豆子则代表了南京以及整个中国的希望。
《南京!南京!》为什么会有争议
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中日两个民族间一次血淋淋的相遇，日本人对中国人肆无忌惮的屠杀，以及对妇女的暴行，无不让人心灵震颤，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铭记永生。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当事人大多已经作古，然而这份历史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而是铭刻在中国人灵魂深处，成为近代中国百年悲情的缩影。
《南京!南京!》的拍摄难度在于导演在表现南京大屠杀时需要拿捏好分量，处理好历史上中日双方的敌对情绪。电影从三条线索揭示南京大屠杀，包括抗敌入侵的巷战、安全区救助难民和日军屠杀行动。
《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最具争议的地方在于它以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叙述和呈现“南京大屠杀”，使得这位日本兵与传统电影中的“”的既定形象形成巨大反差。陆川本一再声称他选择角川视角只是一个“叙事策略”，是在寻求某种艺术突破。他说：“让日本人从人的角度观察南京大屠杀，观察他自己人性在大屠杀里的变化直到崩溃，这并不意味着我爱他们，而是一个叙事策略”。
日本鬼子
《南京!南京!》使用了"点"与"面"结合的叙事方式，既有小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命运浮沉，也有厚重的历史画面。这种叙事方式需要一个特定的"点"来讲述故事的发展，并且以这个"点"为出发点，去看待整个历史事件。
饱受争议的电影视角
这部影片特定的"点"就是日本兵角川的视角。但这个“点”也引起了观众的争议，认为这是替日本人反思。但是《南京!南京!》并不是简单地把角川看到的一切呈现给观众，因为角川看到的只是南京的冰山一角。
南京弃城而逃的官老爷、同日军巷战的国军、普通人的生活这些内容，角川是看不到的，也不可能看到。因此这部影片在使用个人限制性视角的同时，也使用了观众方向的全知视角。限制性视角与全知视角的交叉使用，是一种比较难以驾驭的复合型的故事叙述视角。它把多人的视角组合成网状，从而准确、全面地表现出南京大屠杀时各个层面人们的生活。
日本士兵角川作为主要叙事视角，是从来没有过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南京!南京!》在创作视角上是有所突破的，让人耳目一新。
角川是影片的第一视角，他也因此让人印象深刻。这是个充满了矛盾的日本军人，他的形象是根据多个日本兵的日记综合而成的。大多数日军士兵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心路历程，是从最初对杀戮的恐慌和畏惧，到逐渐卷入其中，慢慢适应鲜血的味道，以至于最终变得麻木、残忍。
影片以日本军官为主要视点，这就决定了观众只能跟随日本军人的视角观看“被屠杀者”在这场民族灾难中的无能无助。可以说，观众的民族意识与日军视点存在着紧张的冲突。叙事视角的变化也会引入对方的价值判断，所以这种视角严重刺伤了中国观众的民族情感。
在电影里，中国人被屠杀并没有唤起日本军人的人性苏醒，也未能造成绝大多数日本军人心理的震撼，只是唤醒了角川等极少数人的觉醒，如此重大的民族灾难，难道只是为了少数日本军人的觉醒？
“角川视角”是导演的创新，还是意淫？
陆川利用“角川视角”的动机，也许如他所说，是想将日本军人重新“人化”，在电影中实现“人性的复归”，力图超越一种简单的民族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话语结构，站在人性、战争对人性摧残的角度来对战争本身进行反思。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大胆创新”，使这部电影陷入了为侵略者脱罪的泥沼。
“角川视角”的背后，是陆川超越旧有模式，寻求创新的艺术探索，但显然观众并不满意《南京！南京！》的这种创新。因为导演所用的这种超越于革命民族主义立场的视角跟我们当下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的价值选择是有所冲突的。
“角川视角”的叙事，削减了这部电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力度。影片中的角川，有对日本军妓百合子的同情，有开枪捍卫姜淑云的人格尊严，有放走顺子与小豆子的人性。但显然，这样的日本兵在南京大屠杀中只极少的个例。电影重点表现了极个别日军的“差异性”，而忽略了整体日军的“普遍性”。角川一个人的人性，不足以改变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残暴，而且影片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等重大问题的审视也被扭曲了。
陆川并没意识到个体在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的单薄与脆弱，角川的自杀，并不能承担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因为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宣扬军国主义已衍化为日本全体国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人类社会已经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侵华日军中，也许会有几个对战争有所不满的军人，但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在血淋淋的大屠杀发生之时，并没有一位日本兵因为灵魂的强烈震撼而放弃生命，寻求救赎。《南京！南京！》没有重点表达这场大灾难，也没有从还原历史的角度严峻地批判、理性地反思日本军国主义与集体暴力，所以不被观众认可是在所难免的了。
历史题材电影也要尊重史实
陆川想在这部电影中站在人性的高度，重新看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这种姿态实际上潜藏的是一种超越民族的“普世主义”价值取向。陆川一再强调“用电影去教育日本的年轻一代，用电影去把一个历史事实传遍世界”。这种想法并没有错，只是他忽略了两个事实：大屠杀是存在的，是日本人干的；但到现在为止，日本人还没有向我们道过歉，甚至还有一些日本人否认这场大屠杀。
最为关键的是，《南京!南京!》是一部故事片，而不是纪实片。也就是说，角川这个人物是虚假的，不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以用一个虚假的人物的眼光审视真实的南京大屠杀，就显得很搞笑了。就连日本观众都质疑角川自杀的真实性，他们认为像角川这种性格懦弱的人，是没有勇气自杀的。
所以这部影片的最大漏洞，在于所虚拟的角川的视点是断裂的，所以他的反思，并不能替代日本军人的反思，所以陆川是在“意淫”。角川这个形象纯粹只是陆川一厢情愿地幻想出来的，所以很多人批评《南京！南京！》“是一部荒腔走板，离奇古怪的影片“。
陆川说过，他不喜欢以往战争电影中对日本军人的漫画化处理方式，希望通过《南京！南京》能让中国观众知道，”在 70 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但跳出脸谱化并不意味着可以跳出历史，对艺术的追求不能以背弃历史的真实为代价。
这部影片开始的时候，以陆剑雄为首的中国军民拼死抵抗日本士兵；但是随着日军攻陷南京，整部影片就只展现日本士兵屠杀中国军民的场面，而陆剑雄等人是死是活，影片也没有解释。也不知道陆川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完全放弃了以陆剑雄为首的中国军民的视角，使得这部电影的视角形成了断层。面对如“南京大屠杀”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导演只是“一叶障目”的借口，那么影片在历史观上的偏差，就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必然会遭受质疑。
艺术家有个性化创作的权利，但艺术创作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对史实的尊重，应当是历史题材艺术作品必须固守的底线，任何人都不能曲解历史、肢解历史。如果艺术创作必须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那么这种艺术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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