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看汉代的童谣传播与王朝政治

汉代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各种政治体制与社会思想都在积极快速的构建过程中。官方层面上是以儒家学说来取代原本的黄老无为思想和法家的严刑峻法思想，到了西汉中晚期，儒学思想在整个官方政治体系中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在民间依旧处于多种思想杂糅的状态之下，各种思潮都有自己的市场和追随者。就连汉武帝时期儒家的代表者董仲舒也是将阴阳五行思想和原本的儒家理论结合到了一起，才最终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而在当时，民间的童谣民谚往往也具有了社会政治的属性。童谣不再仅仅是儿童的歌谣，民谚也不再单纯是记载农时的俗语，它们成为了一种政治宣传和寄托百姓思维希冀的情感抒发，在王朝的特殊关键点上出现，并对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汉代童谣民谚与王朝政治

汉代的民间社会中思想极为复杂，还保留了很多早期社会的风俗痕迹。童谣原本应该是乡野小童在玩耍或者为了便于学习时而传唱的歌谣，其内容要么是欢快的童年乐趣，要么是浅白的文化知识。但是在汉代的特殊时期，童谣被一些有心人利用。他们将具有特定内涵和具体指向性的语句或者隐喻用歌谣的形式教给小童，让他们在不自觉的过程中将特殊的政治宣传口号传达了出去。西汉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叛乱被镇压，刘长本人死于流放的路中。民间于是就开始流传“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听到后十分感慨，据《汉书》记载：

“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如诸侯仪。十六年，上怜淮南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复王故城阳，而立厉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

这次的童谣很明显是讥讽汉文帝手足相残，有贪图淮南土地的嫌疑。汉文帝也顺从了民间的声音，厚赐了淮南王的几个儿子，算是一种变相的安慰。

此外，童谣还有一定的预言性质。比如元帝时童谣曰：“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后人对于这句话的解释是灶烟象征炎汉，也就是大汉江山将要倾覆。井水代表有人要取代汉朝皇帝，倒灌玉堂、淹没金门象征着这是由朝廷向皇宫发起的挑战，也就是朝廷中要出现奸臣篡位。巧合的是王莽正是出生于汉元帝时期，《汉书·五行志》记载“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为三公辅政，因以篡位。”这则童谣实际上可能就是根据西汉江山当时已经出现的问题而衍生出来的政治预言。正好和王莽的出现映衬在了一起，也就被记录入了史书之中。此后，成帝时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这说的就是汉成帝遇到赵飞燕的故事，汉成帝是在富平侯张家见到了赵飞燕，而赵飞燕姐妹进入汉朝宫闱后大肆残害汉成帝的子孙。这也符合了“燕飞来，啄皇孙”的隐喻，代表民间也对于赵氏姐妹的行为十分愤慨。

童谣到了东汉时期，其出现的频率要比西汉高很多。最为著名的就是两汉更迭时期，天下有“更始时，南阳有童谣曰：‘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其意为天下能否安稳和谐在于赤眉军，是否能够得到天下则在于河北之地的归属。刘秀也确实是在得到了河北之后获取了雄厚的资本，能够得以顺势称帝，建立东汉王朝。同时期的还有“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当时的四川是被公孙述政权盘踞的地方，而汉代的通行货币是五铢钱，这句童谣指的是四川即将回到汉朝的版图中，随后不久公孙述政权就宣告覆灭。

到了东汉后期，童谣主要集中于讽刺当权者和唾弃奸臣国贼方面。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当时的忠臣李固因为反对大将军梁冀专政而被构陷致死，死后不允许家属殓葬而被遗弃在了路边。其余的太尉胡广、司徒赵戒、司空袁汤等人都因为屈从梁氏而被封侯。这是当时人对于梁冀专政的不满和对于阿谀谄媚者的鄙夷。东汉灵帝末年，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这里指的是中常侍窃据侯位作乱，裹挟着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前往芒山，后来才有了董卓乱政的开始。而对于董卓在长安的暴行，长安百姓也是非常愤恨，当时的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当中的意思就是对于董卓的唾弃和怨恨，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这句童谣也成为东汉末年流传最广的一句政治隐喻，突显了当时的民怨。

为何童谣会演变成为政治工具

首先，这是汉代谶纬之学发展的结果。西汉中后期，国家内部就开始流行谶纬之学。“谶”指的是秦汉时期用于预示吉凶的图画，“纬”指的是以神学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籍汇总。这两者也被称为“图谶”，“纬书”，在两汉时期非常有市场，就连东汉光武帝刘秀和新莽皇帝王莽都是这一学说的追随者。刘秀能够脱颖而出也是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了谶纬之中，即“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很多人也是因为这句话而对于刘秀争相膜拜，甘愿效忠。东汉时期这门学问成为显学，也是得到了汉光武帝的大力支持。童谣实际上和谶纬有很相似的功能，都是在舆论宣传领域制造先决条件，为特定对象制造声量。

其次，童谣广泛进入到政治领域也是政治形势的改变导致的。西汉中期之后，国家的上下层沟通的管道逐渐狭窄，阶级固化情况严重。汉文帝时期的一则民谚可以直接改变汉文帝的初衷，对于政治生活形成根本性的影响。但是，西汉中期之后的童谣就再也没有类似的作用。所以，童谣才会不断成为有心人发泄政治不满的工具，渐渐地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宣传品。就连刘秀的登位诏书中都明言：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从中可见，童谣从根本上就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民间的人士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才有了东汉末期大量的童谣问世。

综上所述，因为汉代谶纬之学的发展，童谣也成为了民间人士讥讽上层决策者，宣泄心中不满，表达自身意愿的政治工具。从西汉中期一直到东汉末期都有充满了政治隐喻的童谣问世，对于民间舆论宣传起到了特殊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