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立：诚明之道（一）

◎孔德立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第二十章“哀公问政”是《中庸》全篇的转折点。二十章之前有诸多引文，二十章之后，是子思集中论诚与圣人之道的内容。今天讲的第二十一至二十六章是集中论“诚”的内容。

“诚”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概念。在中国哲学思想语境中，“诚”是最具中国特有文化内涵的标识之一。前不久，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教授，也是我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讲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潮》的老师。张老师在给2018届南大毕业生的寄语中说：

真诚，奠基着你们为人、为学；平实，建构着你们的处世、做事；儒雅，塑形着你们的生活呈现的样态；担当，支撑着你们勇猛的不屈存在。这种我诚故我在的南大精神，将伴随你们一生的努力、曲折和成功。

张老师把南大精神表述为“我诚故我在”，并以真诚、平实为基础，阐发了儒雅与担当的精神，深情地说：“南大学子生命中最重要的坚守，是穿透低俗物欲，自明和从容地走自己独特的生活道路。”“自明”与“从容”恰是“诚”地表现形式。在开讲之前，我推荐给各位朋友南京大学的2018届毕业寄语。这篇寄予诚的精神，本身就具有思想的穿透力。穿透时代，余音绕梁，指引未来。

思想何以具有穿透力？是因为思想对于我们的生活具有精神的指引作用。哪种思想具有这种指引作用？符合人性、洽与天道的思想，才深得吾心，才具有这种指引作用与穿透力！中国人的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知书达礼的教养，知行合一的为人处事之道，无不贯穿着一个“诚”字。可以说，“不诚无物”。

我们首先看第二十章论“诚”的内容，共六句话。

原文：

（1）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2）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3）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4）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5）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6）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这段话的上一句是“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再往上推，明善是为了诚身，诚身是为了顺亲，顺亲是为了信朋友，信朋友是为了居于下位的人获上，获上是为了治民。很明显，这段内容论述了从“明善”到具备“治民”资格的过程，也就是如何达到“修己”，从而具备“安人”修为的过程。明善即修己，治民即安民。那么，问题的起点在哪里？在于明善。如何“明善”？从下文来看，明善就是“诚之”的过程，由“诚之”而“明善”正是一个人完成修身的过程，即“诚明之道”。

《大学》的八条目中，第三个条目是“诚意”，“诚意”之前是“格物”、“致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没有格物、致知的工夫，“意”不会自然而“诚”。“格物”是“致知”的前提，“致知”是“诚意”的基础。《大学》与《中庸》此“诚”的方式是相同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大学》侧重于从实践讲，《中庸》更强调理论阐释。但是，两者承认要有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

什么是诚？诚就是“实”，诚就是不虚，不假，不妄。“诚”就是事物的本来状态，真实状态。诚是没有经过粉饰，没有虚的成分，不夸大的内容，是真实本来的样子。孔子讲的“不伐善”，就是不夸大功劳。不夸大，不说大话就是“诚”的表现。这听起来有点像老子讲的自然之道。实际上，儒家讲的“诚”确如道家讲的“道”的意味。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朱熹注解说：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

“诚”与“诚之”分别寄予了“天道”与“人道”的特征。“诚”与天道、天理相合，是纯粹的、完美的、真实的事物本然状态。圣人合于天道，故圣人做事从容不迫，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圣人寄予了“诚”的特征。

圣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圣人聪明睿智，为普通人所不能及，《中庸》第31章论述了圣人之道，我们这里不展开。我赞同《孟子》书中的讲法，圣人也是人，只是“人”中的出类拔萃者，圣人也需要经过修身的过程，才可以达到圣人之境。不过，由于圣人先天具有的聪明睿智、坚韧毅力，使得常人所无法企及。也就是说，圣人的先天潜质比常人好，又比常人好学、有毅力，所以圣人才可以达到至圣至诚的境界。一旦达到，圣人就可以游刃有余，无需用力，无需勤于思考，就可以悟得天理。

这里，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议，圣人不就是天才吗？为了教化的需要，儒家需要塑造圣人作为先觉先知，作为万民的表率。但是，也请各位注意，孔子不承认自己是圣人，好像真正的儒家从来不说自己是圣人。儒家一般会往前追溯一个榜样或典范，指示当下与未来。这种做法也是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教化思想与宗教所具有的共同的特征。我个人认为，儒家更高明。儒家塑造一个圣人出来，又不说自己是圣人，与众人一起修身，一起努力，共同走诚明之道。所以，儒家文献，包括《中庸》在内，其着力点都在于使常人如何接近“圣”，成为“圣人”。

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常人，就会有人欲之私；有人欲之私，就与天理指示的道路发生偏差，做事就会“不实”，“不诚”。我们常说，“不实诚”，“不实在”。为什么会不实诚？不正是因为有一己之私吗？

一己之私的表现是什么？贪欲。正常的人欲，饮食、男女、饱暖的需要，都是天理，不是人欲，超过正常的范围才是人欲。有的人贪欲钱财，有的人贪欲权力，有的人贪欲功名，有的人贪欲美色。只要有贪欲之私，就违反了天理之公，背离了天道之诚。因此，要回归到人的本性，回归天道指示的诚明，就要克服人欲，接近天理。人欲退一步，天理进一步。

《孟子》七篇中对于这部分内容的有不少论述。比如，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而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感叹说，鸡与狗丢了，知道去找回来，仁义丢了，却不知道去找回来！（《孟子·告子上》）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中庸》20章的“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与《孟子》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其意一也。“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倒过来就是“反身而诚，顺乎亲”，孟子说君子“三乐”，其中“一乐”是“父母俱在，兄弟无故”。“父母俱在”君子才可以“顺乎亲”。《中庸》与《孟子》此处都是以“孝”讲“诚”。因为孝是最真实的情感，是最诚挚的情感，所以，“诚”是“孝”的基础。

从“不诚”到“诚”，是“择善而固执之”的过程。择善，需要基本的价值判断，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孟子把这种价值判断与选择称为“是非之心”生发出来的“智”。选择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内化为心中的自觉，并能坚守。这个过程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过程。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分为两个阶段，其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属于“择善”阶段，“笃行”是“固执”的过程。我们经常说，“学问”与“思辨”这两个词，读了《中庸》，我们才知道，《中庸》告诉我们，学问、思辨不是两个词，而是四个，每个字都是一个修身的阶段，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博学，广博的涉猎，知识面要打开，眼界要打开，心胸要打开，不能带有固有的成见去学，要兼容并包。就此而言，儒学从先秦时期就是开放的知识体系。审问，就是不盲从，要考究清楚，要有质疑的精神；慎思，是讲所学的知识慎重的思考，沉静下来思考，往深处思考，如此才可以把外在的“知”开始转化为内在的“识”。明辨，是要清楚的进行归纳，定位，从而运用到行动上。

博学，是主体接触客观知识，审问与慎思是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明辨是主体认识客体的结果。至此，修身初具成效。但是，人欲之私面临的诱惑太大，通往成功的修身之路上，有不断反复的过程。所以，有了一点成绩之后，要转化为行动，而去要一直坚守下去，笃行的过程就是坚守、固守的过程，就是“固执之”。如此，才可以明得诚者之道，才可以达到从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得境界。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学术界把钱穆、陈垣、陈寅恪与思勉先生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思勉先生，字诚之。他的名与字即源自于《中庸》的第20章。

这个学、问、思、辨、行的过程是从孔子到子思一以贯之的修身理论。孔子当年面临的贵族礼仪秩序的崩坏正是由于贵族不学礼，不守礼，不敬礼，不能笃行所造成的。因此，重建礼仪之道的起点是学，然后是理解礼的内涵，遵守礼的规矩，坚守礼的精神。从《论语》来看，这种以“学”为起点，以“笃行”为坚守的儒家修身之路已经开启了，只是限于《论语》文本的表述，显得这个理论不系统。我们今天从《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论述，可以清晰的看出来，到了子思的时代，这种理论的建构已经完成。正是由于这种理论建构的完成，我们再读《孟子》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孟子不必用太多的篇幅去论证如何为善的过程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由于人们的修身道路上会有各种困难。困难既来自于外在的，又来自于内在的自我。特别是来自于内在自我的抵触，是最难战胜的。因为这种困难的特征是释放内心的欲望，凸显自我，获得满足与利益。这种欲望与修“诚”的道路是背道而驰。“反身而诚”的最大障碍来自于自我内心的私欲。无论是学，问，思、辨，还是行，各阶段都存在这种困难。因此，接下来，继续要对这个过程进行反复强调。

《中庸》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此处的“弗”字是“不”的同源字。意思是说，不学则已，学就要学成，不能不安放好。以此类推，不问则已，问就要问明白。不思则已，思就要思周详。不辨则已，辨就要辨明晰，理清楚。不行则已，行就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不能中途而废。

在修身的道路上，人的才智不同，禀赋不同，性格不同，必然悟道所付出的努力不同。聪明的人，或者条件资源好的人轻松可以实现目标，愚钝的人可能要付出比数倍数十倍，数百倍的努力。此之所谓“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别人付出一分努力，你自己要付出百分，别人付出十分，你就要付出千分。“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即使愚钝的人也会明白，即使柔弱的人也会刚强。

吕祖谦曰：“君子之为学，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不能胜之，则虽有志于学，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君子为学，是为了改变气质。吕祖谦讲的特别有道理。我们一般认为，为学是为了学知识，知识能改变命运，影响了很多人。但是，任何事情过头了就出问题，唯知识论大盛，就会变的大家单纯追求知识。所谓的成绩好，学习好，都是指的知识积累的多。但是，知识掌握多的人也未必是君子。《光明日报》曾发表过我的一篇文章，是讲青年学生读书的问题。文中谈到，有的人书读了不少，但未必称不上读书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读书人，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知书达礼的君子。但是，如果把知识与行为割裂开，把知行割裂开，把物欲与精神割裂开，人就不是诚的，社会就不是善的。特别是不诚的人具有一定的位置，就会做出不善的事。因为，衡量他们成功的标志，选拔的标准不是符合天道、天理的诚，而是与“诚”背道而驰的虚与假。他们的学只是改念了知识积累的规模，比如，词汇量增多，计算能力增强等等。这些这些都不是能改变的气质的手段。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单纯知识的积累，没有改表气质，愚还是愚，不明还是不明。

人们认可的符合天理的标准，是无恶之善；人性的差异是昏明强弱的性格与气质。吕氏曰：“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气质也。夫以不美之质，求变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 诚之的过程就是把不美的气质变为相同的美的气质。这个过程是艰辛的，所以付出百倍的努力才可以实现。

我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说，我们今天面临的修身的困境比古代人大的多。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传统社会中的人们面对的诱惑比今天的少，我们今天想要改变气质的因素与古人相比，更加困难。古代人们没有这么强大的物欲冲击，尚且需要“反身而诚”，付出百倍的努力，才可以修身，何况今日呢？当潜在人们心底的欲望在资本力量诱惑下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沉潜的修身就变的日益困难。西方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是激发人兴奋的酒神文化，以释放与激情为特色。在资本主义兴起后，特别是进入现代化以来，西方也面临德性伦理的危机问题。美国学者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的书中揭示了这个问题。但是，学者是学者，思想家是思想家，社会还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潮流往前走。比如，这段时间，俄罗斯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国球迷调侃说，除了中国球队没有去俄国，其他都去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球队进不去世界杯？为什么世界杯会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为什么影响全世界的大型体育比赛，商业论坛，学术大会都是西方国家发起与主导的，标准与平台都是西方搭建起来的。甚至是家谱——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的优势好像也面临挑战，世界上的家谱大会是在美国的盐湖城召开。

我的思考是，资本主义的运营方式是不断激发人的欲望，不断制作规则出来，容纳更多的人进来，然后，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获得利益，释放自己的不同气质。这种文化追求的不是温文尔雅，不是内敛，而是激情四射与张扬。所以，就此而言，在当前中西文化交融互鉴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与思想，特别是让年轻人学习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甚至是气质相反的思想与文化，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传统文本中抽出可以支撑我们精神与生活的思想内容。让年轻人感受到传统的价值、《中庸》的思想魅力在今天还在，并且要讲出来这种思想魅力在哪里。

以上我们讲的《中庸》第20章论“诚”的部分，在视为道德的涵养、知识的积累的同时，还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不是社会，社会是大多数人的社会。既然社会不是一人的社会，人要懂得这个道理，要学习这种规则并尊重这种规则，不同的人遵守相同的运行法则，就是“诚”之道。人们也只有遵守共同法则的时候，才可以保证每个人独特的气质，指引每个人的生活。

◎本文原载于《中庸解读》（诚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