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寒冬期，政治黑暗，战乱四起，儒家文化被严重边缘化，文人学士不受重视，中华文明礼仪遭到严重破坏。在这场文化浩劫中，一代大儒宋濂担负起了华夏文化传播者、振兴者的使命，为明朝初年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宋濂出身官宦家庭，父亲宋文昭在元朝至正年间官至礼部尚书。他的母亲怀胎7月就生下了他，致使他从小体弱多病，吹到风就会昏迷数日。但他脑子特别灵光，记忆力、理解力超群，又特别爱读书，所以年龄不大，已经满腹经文，被人誉为“神童”。他成年后跟着吴莱、柳贯、黄溍等文坛大家学习，才名远播。元廷曾邀请他为官，被他拒绝，隐居山林做了一名道士，潜心做学问，直到吴王朱元璋诚心相邀，他才出山一展抱负。
宋濂和刘基都是明初文臣的杰出代表，但两人的本事不一样，刘基是军师、参谋，为朱元璋谋划战斗事宜，很多时候用的是拿不上台面的“阴谋”；而宋濂的特长是教书育人，推行文治，谋划的都是治国兴教的“阳谋”。虽然宋濂的知名度没有刘基那么大，但他对明朝立国以后发展的贡献却比刘基要大得多，朱元璋将其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他与刘基、章溢、叶琛等3人并称“浙东四先生”，是朝廷中浙东派的代表人物。
宋濂初到朱元璋身边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教朱元璋的长子朱标读书，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368年明朝建国后，宋濂接受了一项重大而又急迫的任务——修撰《元史》。后世为前朝修史，这是惯例，没啥可说的。但朱元璋催得特别急，让宋濂等人用最快的时间完成。他大概是想用修元史这件事，向天下宣告元朝已经灭亡。
宋濂的史学功底比较扎实，他与王袆等人密切协作，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在1369年底将百万余字的《元史》初步修成。第二年，根据搜集到的有关元朝史料，宋濂等人又进行了续修，终于完成了《元史》的修撰工作。由于时间仓促，加上宋濂等人不懂蒙古文，单靠翻译无法辨别一些史料的真伪，所以《元史》中存有不少错漏之处。到了民国年间，柯劭忞又重新编纂了一部《新元史》。
作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除了修撰元史之外，最重要的任务是替朱元璋起草重要旨令、文告，制定国家有关典章制度。他起草了《大明日历》《皇明宝训》《大明律》《洪武圣政记》等明朝初年的重要文献，制定了国子监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规则，主持大本堂（皇家图书馆+皇子读书处），辅导太子和其他皇子读书。
这些事说起来没有多少趣味，但对文化传承作用巨大、影响深远。比如很多人诟病的明代科举，虽然内容形式上比较呆板教条，但却降低了科举门槛，给了草根阶层更多的读书入仕机会，儒家文化也得以发扬广大。宋濂作为明代科举考试规则的制定者，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忙于朝廷政务，宋濂也勤于诗文创作，尤其在散文创作方面造诣精深，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宋濂为人谦虚低调，谨慎检点，有汉朝宰相孔光“不言温树”的良好作风。他是朱元璋的首席秘书，两人经常有一些很私密的谈话，他守口如瓶，从不对任何人讲。他写奏章的底稿，用完就焚毁，从不留存。他也从不在朱元璋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朱元璋很欣赏他这种作风，当着很多大臣的面称赞说“宋濂在我跟前19年，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没有说过一个人的坏话，宠辱不惊，真称得上是个贤人。”
朱元璋对宋濂的这番评价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他曾经派锦衣卫潜入宋府侦查，并将情况画成图。有一天早朝后，朱元璋留下宋濂闲谈，装作不经意地问他昨晚干啥了。宋濂没有多想，如实回禀说“跟一些老朋友喝酒聊天”。朱元璋又问参加人员、吃的东西和座次情况，宋濂也都一一回答。朱元璋听完很满意，高兴地说：“你果然是个诚实君子，没有欺骗朕。”说完从袖口中拿出一张图，图上将宋濂昨晚在家中宴客的情况描绘得非常详细。
但就是朱元璋检验过的这个老实人，到最后仍旧没有摆脱被株连构陷的命运。宋濂68岁时退休回乡，他两耳不闻窗外事，谨言慎行，布衣粗食，过得犹如乡下老农一般。但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洪武十三年，宋濂的长孙宋慎被牵连到了胡惟庸案中，宋氏一家全部被捕入狱，而后宋慎被杀，宋濂也被定为死罪。多亏太子朱标和马皇后苦苦哀求，朱元璋才赦免其死罪，将他全家流放到茂州。流放途中，77岁的宋濂不堪其辱其累，在夔州凄惨离世。天下士人无不为之伤心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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