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自1981年8月21日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年仅48岁便成为了当时全国内地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他的教育观念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而且他并没有像其他学校的一些的校长一样刻意规避“钱学森之问”：“为何我国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他坚信只有不断进行教育的改革才能给中国的高校教育去带来福音！
同时，刘道玉他本人也是大学学分制和导师制的创始人之一，这足以说明他个人对教育发展的一种先见之明！武汉大学的知名校友屠呦呦、莫言与易中天等大师也完美解决了当时的“钱学森之问”，证明了我国是刻意培养出来杰出的人才的！
这位最年轻的校长在位8年期间，对武汉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在刘道玉所进行这些的改革之中，最大胆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取消了辅导员制度，同时开始试行了导师制，这在全国可是首例。
不仅仅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刘道玉还给武汉大学带来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校园风气和文化氛围。著名教授易中天谈到他学生时期在武汉大学上学的个人感受：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有跟评审委员不同的看法甚至可以当面顶撞他们；本科生开展的每次学术演讲，校领导都会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只要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想讲什么怎么讲，都不会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除此之外，刘道玉在生活中也十分检点，他很少坐自己的专车，多数情况下都是步行回家。他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在步行回家的路上，任何认识他的人都可以拦住他和他打招呼、聊天。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第九年这样一位多年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且奋斗在教育一线的人被免了职。他在当上了武汉大学校长后推出一系列的改革，不知道是否由于当时的改革太过超前而动了某些人的蛋糕，这才有了之后的事。
我们从现在看来，刘道玉他超前的改革思维确实无法在当时（上世纪80年代）被人们所接受，在跟人结下了不少的梁子之后反对他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最终，他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收到了一封“免职书”，1988年的伊始，仍在部署新一年的教育计划的刘道玉就突然收到了一份来自教委的“免职书”，信上写着：“免去他武汉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的职务。”他当时也觉得这件事来得很突然，但事实也许就是这样，做教育的人“成也超前，败也超前”。
免职之后的刘道玉不希望国家再给他安排工作了，他觉得干领导的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他现在已经腻厌了，太累了，需要休息，想尝试另一类的生活。于是他退居二线，后来成立了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担任会长。
对于免职这件事，不知道你是否会好奇刘道玉他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记者又问他：“你为什么要毅然辞去教育部的任职以及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的职位？要知道这是多少人削尖脑袋想爬上来的！”可刘道玉他却是引用了一句古语来回答：“文人不做官，做官非文人。不做官，不受官。”他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担任何种角色，只要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就一定问心无愧。
我们若能以发展的眼光再一次去看待刘道玉当时的改革，想必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决定，但这是后话了，我们已经无法改变刘道玉在当时被免职的事实。而当年刘道玉改革中的一些细节，或许可以为现在人们号召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提供了不少借鉴。
刘道玉是一个豁达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一个人只有懂得取舍之后才能明白得失。我想他的豁达也是现在我们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所值得学习的，你们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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