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劫数”，两次鼠疫大爆发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其影响波及全世界。世界大部分国家协同抗疫的同时，疫情也不可避免地对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虽然我们暂时看不到此次疫情影响的全部结果。但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许我们从世界史上几次鼠疫大爆发中，可以窥见一斑。

一、查士丁尼瘟疫

公元541年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鼠疫，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先说伤害，仅从死亡率来说，在公元542年春，瘟疫全面爆发后，病死人数就逐日暴增，且很快就发展到每天有5000人毙命，最高的时候，甚至会达到单日10000人的情况。他们在城市周边挖出许多大坑，用来填埋无处安放的尸体，直到连挖坑的人都死光了，放眼望去尸横遍野，令人惊悚。此时的人类仿佛一个刚刚出生，不知如何面对危险的孩子，任由鼠疫摆弄。

正处于查士丁尼领导下的中兴盛世的拜占庭帝国，损失了20%-25%的人口，同时，经济和文化遭到重创，繁荣的商品贸易受到极大冲击，军队战力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第一次疫情之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瘟疫又有六次左右的复发，拜占庭帝国共计死亡至少40％的人口，实力迅速下降。公元559年，保加利亚人势如破竹，直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帝国失去了进攻的力量，不得不停止扩张战略。

另一方面，基督教在此时乘风而起，巩固了自己在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根据宗教学的观点，宗教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问题要解释，却无法解释——突然爆发的鼠疫就符合了这一心理需求。基督教信徒们给出了“上帝的惩罚”这一解释，于是，对鼠疫的惶恐，对死亡的恐惧，统统转化为对上帝的敬畏。偏偏这个时候，作为帝国皇帝的查士丁尼一世身染鼠疫。依照“上帝的惩罚”的说法，查士丁尼一世此前对于教会的控制，变成了皇帝对上帝的侵犯，他也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鼠疫成为了皇权教权的转折点，此后，教权渐渐高于皇权，教皇权力逐步建立。在中世纪的欧洲，甚至会有“卡诺莎之辱”一类皇帝向教皇下跪认错的事件发生。

二、中世纪“黑死病”

“黑死病”爆发于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世界上最著名，影响最大的瘟疫，因为患病者死后身体呈紫黑色而得名。在死亡人数上，仅仅在爆发后的五年间，就导致了欧洲至少2500万人死亡，已经占到了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影响范围上，因为十字军东征等对外的冲突和交流，疫情快速传播，波及了其他地区。

有趣的是，黑死病带来的影响，与查士丁尼瘟疫有些相反。如果说上一次鼠疫发生时，人类还是个不经事的孩子，那么这一次，人类已经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对于灾难的态度已有不同。

首先，更大规模的灾难，教会的无能为力使鼓吹上帝的言论再无立足之地，这一次，神职人员也未能躲过疫病，更引起了人们对宗教的怀疑，这动摇了教会的根基，削弱了宗教统治的威力。此时的人们面对生命无常，摒弃了教会所鼓吹的“救赎”观念，开始向往及时行乐的人生。商品经济更加繁荣，手工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兴生产方式，也逐渐流行，随着旧势力因疫病削弱，越来越多的新贵族产生，颇有灾后新生之意。主流观点将“文艺复兴”与“黑死病”爆发联系在一起，不是没有原因的。

另外，此时还有另一个时代词条，就是“殖民扩张”，人口的急剧减少，市场需求的逐渐增加，刺激了欧洲人民对外扩张的野心。而“黑死病”也因此被带到其他国家，为各地带去了灾难，这更方便了欧洲的殖民扩张。欧洲人给亚非拉国家带去了深重灾难，也带去了近代化的隆隆炮声。可以说，“黑死病”充当了世界近代史的扉页，见证了人类在灾难下的成长。

同样面对灾难，一千五百年前的人，选择逃避，承受的是伤害。一千年前的人，选择应对，迎接的是蜕变，但有人转嫁危机，也导致他人受害。同样面对灾难，当下的世界各国如何选择和应对，世界格局将有何种程度的改变，我们正在见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