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育子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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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逝去的100年以来，袁氏家族依旧一代又一代努力而精彩地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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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活严要求

爱之深，责之切，袁世凯对孩子们的疼爱常常表现在“严”字上，在家书中常常显示出对孩子的严格要求。袁世凯认为“当今外交需才，练习英、德文，诚属当务之急”，于是想聘请一个德国人教授袁克定英文、德文，但袁又担心袁克定将中文落下，就写信语重心长地教诲克定，必须多读多写，要努力成为一个“学贯中西，才通今古”之人。“若仅通西国语言文字，只能作洋行买办”，不足以被当世器重。待到袁克定与吴大澄之女吴本娴定亲，袁世凯急忙给于夫人写信：

尔须教训大儿，以后当格外勤习中西文字，并练习书法，盖乃岳系名翰林，所书篆隶当代推为第一。若小子胸无点墨，何颜作彼家之娇客？

“门当户对”从来都不是一个伪命题，即使是政坛枭雄的袁世凯也在江南望族、书香世家——吴家面前感到心虚。无怪乎，以武力晋升的袁世凯屡屡劝诫孩子致力“学问”，并不惜花费血本来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袁世凯隐居洹上村时，亲自为家塾拟定了《训家塾诸生条规》11条，比如他禁止孩子们看小说等文学作品，因为“其小说诸书，易乱心曲”；对于“嗜好之物，如烟酒等类，亦切忌入口，以重卫生”等，袁还制定了犯规罚戒简章。袁世凯为孩子设定的条规，就是我们现代“学生守则”的前身。与“学生守则”相比，对“学生”行为的规范，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学习，袁世凯对孩子的生活方面要求也特别严格，其对“少爷”作风十分反感，希望儿子不要沾染上恶习，曾对袁克文谆谆教诲：

所患者尔年少气盛，沾染华贵恶习太深，食必美味，出必乘轩，俨然显宦公子，以为非如是则有亵身分，大误大误。曾文正为中兴第一名臣，出将入相，功业高出我万倍，其教训子弟，谆谆以戒奢华，尚节俭为唯一要旨。原来骄奢淫逸为败家之根，温良恭俭为立身之本，只闻以骄傲惹人厌弃，未有以俭朴令人讥笑者也。凡为大臣之子弟，当以道德文章为人所器重，则良弓良治，克绍箕裘，自属意中事尔。

但袁世凯的“父严”没有带来孩子们的“子爱”，袁氏兄弟各个对父亲怕得要命。在袁克齐(袁世凯第七子)的回忆中，记载着父亲对他们教育的严格和兄弟们对父亲的畏惧：

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认真的，请了各科老师来教育我们。先请任课的老师吃饭，饭后交戒尺(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木板)一个，并说，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就用此尺打他们的手心，不要宽纵。我们怕老师，但更怕我父亲。因为父亲每月必看我们的考试卷，如果得了坏分数，他那种严肃的面孔，不留情的申诉，是谁也受不了的。

更糟糕、更可怕的是，当孩子们犯了错误，袁世凯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即使是已经结婚成家的儿子，也不能免。据袁静雪说，因为三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了，有时也要挨打。

相比之下，袁世凯对待女儿的教育却是另一番态度，据袁静雪叙述，袁世凯从来没有到专馆检查过她们的功课，也没有和女老师研究过教学问题。逢年过节，对于女老师的拜访，也总是“挡驾”不见。对于女儿的管教，一般都是由各自的妈妈负责，袁世凯是很少过问的。这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或许从他给于夫人的信中能找到些许的原因：

养儿不教父之过，养女不教母之惰......唯教女与教子，截然不同。教子重学问，教女重贤德，造就其成贤母良妻耳。读书不必求高深学问，只须聘普通女教习，课以《女孝经》《女四书》，并须兼课女红......女儿更宜教之以寡言笑，尚端庄，戒奢华，知节俭，勿效时下装束，勿染西洋习气，则将来何患不得佳婿？

由此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父母在儿女教育上存在着明显的“分工”。并且对于儿女教育的目的也不同，于儿子，须将其塑造成“男子汉”“大丈夫”与“正人君子”；与女儿，要将其培养成“贤母”“良妻”与“大家闺秀”。当然，袁世凯的教育有其他的局限，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求全责备，男女之别(在某种程度上是“重男轻女”)在当时社会仍很普遍。即使袁世凯，也算是个新派人物，但也没有挣脱历史传统的影响从而在历史惯性中“刹住”。与其说是袁世凯教育的局限，不如说 是时代的局限！

清末一位富有的茶叶商人的妻子

袁世凯的“育子经”，在今天看来，有优点也有不足，但其要点，尤其是严格要求、修身做人，最值得我们注意。无论袁世凯本人生前身后有过多少品行的非议与怀疑，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作为父亲有着最朴素与实在的希望，希望儿子人格高尚、严于律己，期盼他们能够做正人君子，能够跻身“士林”，有所作为；希望女儿端庄稳重，做贤妻良母。袁世凯曾在早年“示次儿书”中对袁克文嘱咐：

余不望子孙得高官厚禄，但愿能简朴持家，能得一秀才，诗礼家声历传不替，于愿足矣。尔当谨遵训言，芟除干禄之念，唯以改过迁善，戒奢除骄，入则笃行，为诸弟作则；出则由言得社会信用，便是袁氏佳子弟也。

袁世凯的葬礼

袁世凯逝去的100年以来，袁氏家族依旧一代又一代努力而精彩地延续着，袁家子孙倒真的再也没有出现特别显赫的“高官厚禄”，绝大多数成为教师、物理学家、实业家等知识分子，不仅“诗礼家声历传不替”，而且将“诗礼”传播给社会。

- 完 -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伍》

（东方出版社出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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