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来信：贫困地区的“光棍汉”问题严重，出路究竟在哪里？

作者 | 陶清德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教授、博士

来源 | 思想潮

1、 贫困户的私人问题

2018年1月4日，笔者在“人民时评”公众平台上发表一篇文章，名为《2017帮扶有感：说说精准扶贫中的“不精准”问题》。

文章是根据2017年9月下旬到当年12月第一阶段的“入户”调查写就的。其中特别提及帮扶责任人将“帮光棍汉找老婆”列入“帮扶计划”，或确定为“脱贫目标”的“吊人胃口”的“神表格”问题，认为：“说媒”这样的事，不具有政策执行、落实上的可操作性和严肃性，“帮扶计划”或“脱贫目标”如此设想，是“帮扶思路‘不精准’”的形式主义——帮扶责任人个人主观主义。

诚如此，帮扶责任人将“说媒”确定为“帮扶责任”，也有其道理。

当帮扶责任人初次深入贫困村时，被那里的“光棍汉”现象震撼到了：帮扶村中适婚男子普遍存在“讨老婆”危机，那里的青壮年男子“打光棍”几乎是铁定的“现在进行时”或“将来进行时”，而且这种趋势正在由贫困村向经济落后的整个农村地区蔓延，成为严重的乡村社会问题。

作为经济市场化和居民生活城镇化的副产品，已然不为整饬“天价彩礼”的政策、法律所能及。

婚姻毕竟是“很个人”的私事，当事方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局外人”，“不随人愿”和凭添风险是此类“帮扶”发展的常态，更多地会变成给被帮扶人和政策执行“添乱”，甚至构成“非法干预”。

2、“另类”解决之道

就“帮光棍汉找老婆”本身而言，不在也不能在“扶贫”范围内，当然也不在帮扶责任人应掌握的“一户一策”信息范围之内。

然而，它是“后精准扶贫时代”不能漠视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大民生问题。

在此次“收官”阶段的“入户”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三年来身边不乏出于个中“忧虑”而将此作为“帮扶责任”并孜孜不倦的帮扶责任人。

而脱贫村中的“光棍汉”问题，随着脱贫攻坚深入业已悄然发生变化，正在以各种令人担忧的“另类”方式在“解决”着：距离脱贫村不远的商贸较为发达、人口集中的小集镇、小城镇，成为单户“光棍汉”们时常光顾的地方，也有以方便生活或打工为名在那里租房的，在那里一些不见阳光的“交易”在暗地里每日发生着……

更常见的情形是，村中某“光棍汉”忽一日携一来历不明的中年妇女归村同居，说是讨到“老婆”了，这类“婚姻”的女主一方，总是找各种托词拖办或拒办结婚证，且常外带一“上高中或大学的子女”，需要男主“资助”，长期不定时暴走于“丈夫”和“子女”之间，连接和维系“婚姻”关系的润滑剂，是“精准扶贫”政策扶持下刚刚脱贫的男主的钱袋子……

也有“光棍汉”家庭忽一日多出一个女人来，没上户，跟男主未领结婚证，但与男主以“夫妻”名义同居，出入多受限制，行动不自由……

当然，“光棍汉”中也有无奈的“洁身自好”者，特别是上有赡养老人的，上面那些“做法”就不见得行得通。

他们长期居家而没有“婚姻”奖励或激励，养成了诸多惰性，而各种懒惰习气又在所谓的“尽孝道”的美约光环下，与日滋长，三、四十岁正当壮年时便“不远游”，围着几亩承包地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没有任何盼头的、行尸走肉的日子，熬到六十岁，混个“五保”，拉倒！

以上诸种情形，除最后一种外，“婚姻”关系存续的非法性和不道德性是显而易见的，又往往与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或拐卖妇女罪有直接或间接的牵连。

但“婚姻”是实实在在的私事，非“精准扶贫”政策所能为，既不（能）在驻村第一书记职责范围，又不（能）在帮扶责任人责任范围，也非村委会“权限”可干预事务。

另加“精准扶贫”政策“罩着”，相关部门在牵涉贫困村的事务上都“忍让三分”、“退避三舍”，因而贫困村的这类“婚姻”关系和地下性交易近年来几乎在“三不管”状态下自然滋长！

令人担忧的是，在脱贫攻坚阶段，“光棍汉”及其家庭受政策的重点照顾和庇佑而脱贫，但收入来源多为农业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脱贫基础脆弱，有道是“嫖空赌十”，此方面的“交易”价格一般都不菲，一旦有疾病等不确定因素加入，很快就耗光他们的“钱袋子”，使他们生活陷入困顿。

目前，“光棍汉”家庭是贫困村脱贫户中“收入脱贫”（人均收入和总收入已达脱贫标准，但实际生活状态入不敷出的一种假脱贫）的高发群体。

若今后仍放任其“生长”，那些摇摆于贫困线上下的脱贫户，可能会陷入“收入脱贫”的假脱贫怪圈，脱贫而不脱困，就会成为“后精准扶贫”时代脱贫村人们的一种生存常态。

更要命的是，它会成为脱贫村和脱贫家庭性病、传染病传播的隐源；而一些在逃刑事犯也会钻政策空子，隐姓埋名避隐其中，构成脱贫村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

3、根源和根本出途

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是乡村特别是贫困村“光棍汉”多的表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才是导致乡村“光棍汉”多的深层原因。

在社会实行市场化转向以后，随着市场对资源配置地位和作用的增强，社会生产总过程的重心向交换围移，中国进入消费主导经济增长型社会；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应暴增的服务消费需求，在城镇迅速集聚、增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就业的主要产业部门，引导各种社会优质资源向城镇集中。

这种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的空间位移，不仅导致经济上农业附从第二、三产业和乡村从属城镇，而且带动优质人口向城镇聚集；年轻女性、新生代的受教育者随追求高质量生活和接受更优质教育而动，涌向城镇，成为中国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剩男”多、城镇“剩女”多的人口性别比例空间失衡格局，和人口流向上的男性从属女性、成人跟从子女的局面。

年轻女性在城镇就业、成家，受过城镇文化熏陶的孩子长大后不愿返乡，年轻一代的优质人口资源和女性人口“自觉”接受市场“调节”在城镇内循环，使乡村人口老龄化、家庭“空巢”化问题更加突出，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成年人口性别失衡。

可见，贫困地区乡村的“光棍汉”现象，表面上是区域内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结果，实质上它和城镇的“剩女”现象一样，是性别人口的“相对剩余”，而非绝对剩余。

从根源上来看，是贫困村的经济落后造成的，是昨日之“贫”导致的今日之“困”。

很显然，任何试图让城镇“剩女”回乡解决乡村“剩男”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也是违背人性的“开历史倒车”，能即时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且只有一条：让“光棍汉”走出乡村，向城镇进军！

贫困村的“光棍汉”们留在乡村，决没有脱“困”之望；只有走出去，才有“脱单”的可能。

4、解决后顾之忧

事实证明，没有治百病的良方，也没有千般是的政策。“精准扶贫”政策在增收脱贫上收效显著，但并非一把可一劳永逸解决乡村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在一些极具私人性的乡村社会问题上，显然行力不足，效果不佳。

退一步讲，贫是贫，困是困，脱贫者并不一定脱困，脱贫之策也并不一定对解困有效，脱贫更多只是解困的起点。

在脱贫攻坚结束以后，贫困户实现了一体脱贫，乡村基本摆脱贫局，中国式扶贫进入“后精准扶贫”时期，“精准扶贫”政策以各种惠农政策形式延续，但诸多乡村困局仍待解决。

“光棍汉”走出乡村，也有种种担忧：他们或上有赡养的年迈父母，需要安顿；他们本身可能年事已高，丧失了外出打拼的机会和能力；他们很可能是未来的“空巢老人”，老来身寄何处……政策必须首先得解决他们的这些“后顾之忧”。

在“收官”阶段的入户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贫困村在乡镇统一领导下，从乡村实际情况出发，抓住脱贫攻坚期间政策支持的契机，统筹利用危房改造款，发展聚落式或庄园式“老人之家”（Old People’s House）。

这蕴涵了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初步构型：一块平地上起一大院落；四周盖30-50平方米的套进平房，环形摆建，带简易卫生间、太阳能淋浴。

村里六十岁以上“空巢老人”移居于此，一家人单户独套居住，平素生活中彼此照应，像一个大家庭；食堂、浴室、活动室、阅览室等公共设施建于院落居中位置，做饭、理发、洗衣服等老人不能料理事务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解决。

四十五岁以下未婚成年男子全部外出务工，以工资收入养活自己，依惠农政策应得的转移性收入，只能用于专项支出或积存起来用于解决不时之需或养老，限制用于日常生活消费，避免养成好逸恶劳、懒散怠惰的不良生活习性；外出打工人员离乡不离政策，仍享受应享受、能享受的各项惠农政策，保留宅基地，自行决定承包地流转，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时仍为单身的，可返乡住进“老人之家”……

通过内施压力、外给动力，鼓励“光棍汉”们无“后顾之忧”地走出乡村，走向城镇，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