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一生都在等待枪决

1937年，列宁格勒的一处公寓楼里，一位30岁出头戴着眼镜的男子，腿边靠着一个行李箱，总是在深夜的电梯门前等待着。他觉得，与其穿着睡衣从公寓里被拽出来，他宁愿收拾妥当，一夜又一夜的守在电梯门前，等着被捕。

这个人就是《第二圆舞曲》的作者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20世纪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等待被枪决的人。

肖斯塔科维奇是个绝对的天才。

在母亲的影响下，他9岁开始学习钢琴，接受音乐教育，11岁就创作了《自由颂》和《纪念革命烈士的葬礼进行曲》。童年时期的这些作品，已经显露出他一生创作的趋向：力求通过音乐反映现实生活，并满怀激情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态度。

1919年，肖斯塔科维奇考入彼得格勒音乐学院，经过6年学习，先后取得钢琴和作曲专业的学位，他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巨大成功。那时，他才19岁。由于才华出众，他理所当然的被学校选去参加比赛，在正式开赛之前，所有人必须要通过一个有关政治的考试，而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竟哈哈大笑。

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政治不是闹着玩的。

1936年初，肖斯塔科维奇未满30岁，此时的他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是苏联最闪耀的新星。这一年，他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莫斯科首演，斯大林在观看这部剧时，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

几天后，一篇题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对这部歌剧及其作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紧接着，各大报纸纷纷对这位年轻人口诛笔伐，甚至各省的工人与农民也聚集在广场上扬声抗议，转眼之间，肖斯塔科维奇从“人民的作曲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身边的朋友，昨天还是笑脸相迎，今天已是形同陌路，肖斯塔科维奇愤怒至极，但愤怒过后，恐惧慢慢袭来，因为这正是苏联“大清洗”时期。据后来统计，苏联在此期间有130万人被判刑，68.2万人遭枪杀，除了军界和政界，经济、科学和艺术界人士也同样遭到了清肃。

也就是在此期间，肖斯塔科维奇夜夜穿戴整齐来到电梯门前，等待被带走。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在这样的环境下，肖斯塔科维奇只能忐忑的活着，但他并没有停止对音符的抒写。

在希特勒的部队跨越苏联边境时，肖斯塔科维奇参了志愿军，为国家开沟挖渠。期间，他写下的《第七交响曲》把被围攻的局势和自己的焦虑全部倾泻在里面。这首曲子传到了战争的各个角落，在列宁格勒轰炸前线，它用大喇叭播放；1942年，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也听到了这首气势恢弘的音乐。

《时代》杂志更是将这位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音乐介入了战争，它对军民士气的提升不可估量，肖斯塔科维奇成了战争英雄。

战争结束后的40年代末期，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依然受到斯大林的干预，恐惧也依然存在，那些所谓的“形式主义危害”被禁止出现在曲调中。

这个音乐上聪明绝顶的天才，在政治上并不敏感，为此，中央特意为他请了家庭教师。老师进门后就开始批评他家里没有斯大林像，他像犯错误的学生一样做检讨，表示一定改正。

当他们谈论起斯大林安排自己去纽约的那个电话时，老师两眼发光说：“想想吧，你在和谁说话？半个世界的主人！虽然你也很有名，可和他比起来，你算什么？”

“虫子。”

“完全正确！虫子。”老师没有听懂肖斯塔克维奇鼻子里哼出的嘲讽。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

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后如是说。

友人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1975年，肖斯塔科维奇病逝于莫斯科。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他共创作了100多部作品，绝大多数至今被奉为经典。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蔑视强权的人，但他无心成为极权之下的殉道士，于是只有与当局保持表面的妥协与合作。在他去世后，苏联称他为共产主义者，西方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一些人在他的音乐里苦苦搜寻反斯大林的主题。但事实是，在特殊环境下，非黑即白的分类毫无意义。

正如他的音乐，“多是墓碑”，也是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