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名士为何热衷于归隐山林？现实冲击下的价值变更

魏晋南北朝前后长达3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动荡、分裂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既要适应战争带来的流离，也要适应朝廷带来的不安，特别是在玄学、佛学思潮的冲击下，汉代确立的“儒学一尊”的地位也受到撼动，面临着礼崩乐坏的社会制度，文人们不得不重新寻找治国的法则。随着晋代偏安时期的发展，清谈成为文人们的喜好，他们主张老庄的“清淡无为”，使得很多有名之士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在面临仕途无门、政治黑暗的环境下，许多名士选择归隐山林，逃避世事。因此，魏晋名士归隐山林，不愿入世的原因与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玄佛思潮的冲击密切相关。

社会动荡不安，改朝易代频繁，名士对当朝统治者不满

魏晋时期，经历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十六国混战、侯景之乱、北伐南攻等频繁发生。在魏晋这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安宁的时期，文人名士也不得不伴随着政权的纷争，适应朝代的更迭，有的名士在有生之年甚至经历了三个君王，而每个君王的统治不同，与名士内心向往的政权统治差距过大，导致名士遁入山林，饮酒作乐，躲避朝廷，不愿入世。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生于曹魏政权时期，热衷于建安时期胸怀天下、建功立业清朗的政治氛围，而到了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大量的文人因反对司马专权而被杀害，而阮籍怀有济世之志，因不满司马氏统治，故逃避世事、整日酣饮避世，如，他在《咏怀诗·其一》中写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在曹魏政权之后，一边不满司马氏统治，一边又躲避司马氏的迫害，害怕自己会像嵇康、何晏、夏侯玄一样被暗杀，于是在政治上不涉是非、明哲保身，这一时期的阮籍饮酒消愁、闭门读书、跋山涉水消遣生活，以《咏史诗》为代表的著作表达了自己在面临尖锐矛盾时，对人生的思考、政治的感慨。所以这首诗为《咏史诗》的开篇之作，以“夜里睡不着，谈琴赏月、孤号遍野、徘徊忧思”之状，情景交融的表达内心的苦闷孤独，被钟嵘评价为“颇多感慨之词”，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

处于动乱时期的文人，多遭受政治的变革，一旦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与名士不合，统治者为了维护君权天威，便会杀害异己，这就导致了那些经历朝代变革的名士面临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他们要么改变内心的理想与当朝统治者同心，要么受到政治的迫害达到以死明志的追求，所以名士们选择折中思想，遁入山林，不愿入世，既保全了自身的政治理想，也免除了杀身之祸。

政治黑暗、士族门下风盛，儒家思想遭破坏，隐居入世抒发苦闷之情

魏晋时期，曹氏父子开创了“建安风骨”，这一时期的政治也颇为清朗，曹操身为宦官后代，出身卑微，因为怀有一腔的政治抱负，自他掌权后，便开启一段淡薄门阀观念的士人选拔时期，而曹氏政权没落后，政坛上又掀起一股重门第、轻才能的宗法观念，一些凭借自身才能入仕，却茕茕孑立没有后台，不得不遭受政治的陷害。尤其是在司马氏掌权后，崇尚自然无为、反对名教思想，揭露礼教虚伪，看似是对政治重压的反抗，实际上是对仕途的鄙夷，所以名士们多向往“仙境”，继承了屈原“游仙”的浪漫主义风格，隐居入世表达对儒家重仕途的向往。如魏晋时期的郭璞“好经术、重儒家”，在西晋时期却与执政者思想不符，故隐居山林，咏史游仙，表达政治失意，如他在《游仙诗·其一》中写道：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在这首诗中，郭璞指责京城中奢华放浪的行为，道出自己隐居山林的清净，首句中“京华游侠窟”和“山林隐遁栖”前后对比，又在第二句“朱门何足荣”中否定京华中放浪的行为，肯定自己“托蓬莱”高尚，所以三四句均展现了自己隐居求仙的安逸生活，如在清净的水面上饮水、在高山上采灵芝、在山谷的灵溪中修炼、在仙中的仕途上腾飞无不流露着隐居山林的快乐，而最后三句中以“庄子做漆园吏”的典故来表达政治官场上的凶险，所以发出“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的感慨，说入仕的时候看着很风光，而一旦陷入困境，就会进退两难，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纵观整首诗，可以影射出魏晋名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政治困境，不得不隐居的现状，恰好也反映了魏晋政治黑暗、名士壮志难酬的苦闷之意。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面临着儒家地位下沉、豪门世族的压抑下，很多文人郁郁不得志，特别是一些怀有“济世之志”的名士，在面临这样的君权统治，无处施展抱负，再遭到朝中“清谈”之风的打压，更是无法找到一席之地，只能退隐山林，游仙咏物，抒发政治失意、表达苦闷情怀，保持品德完好和人身自由。

玄佛思想融合，名士无入世之心，却又隐居之乐

魏晋玄学打破了汉代繁琐的儒家经学，开始崇尚自然、宇宙、人生，转而对老庄思想有所推崇，这些名士向往真实，便充分挖掘自然之美，极力寻找“真实”之物，这也是老庄思想的反映，老庄将“真”视为道的精髓、人的本质、修身立人之本，而如何追求“真”呢？他们认为：

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也就是说，老庄认为有修养的人要想追求真实，就必须得从自然中获得，不能受礼教约束、不能被世俗的困扰，只有逃脱外物的樊笼，才能更加接近玄学的真实，所以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隐逸诗人开启了一代隐居之风。特别是在佛学经学译作流传魏晋之后，更是扩大了玄学的内容，导致玄释合流，名士无为官之意，却心怀隐居之心。如东晋名士王羲之，虽出身名门，却淡薄官宦，享受隐居之乐，他在诗赋《兰亭集序》写道：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王羲之作为东晋名士，好隐居，常与友人游山赏水、寄情自然，在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参加聚会时，写下《兰亭集序》，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了山川之美、吟诗之乐、友人之乐，发出“放浪形骸之外”的惬意，直白道出自己享受山水、不受外物约束的快乐生活，一时间忘记了衰老、忘记了生死，只顾着欣赏自然美景了。

而魏晋名士陶渊明在对政局失望后，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政局的世俗，只能辞官归隐，追求自然本性，安贫乐道的渡过余生，如他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中，陶渊明抒写了躬耕田园的生活体验，一个士大夫在田园种庄稼，并不懂农耕的技术，所以才会导致田园里杂草茂盛、豆苗稀少。不得已间，陶渊明只能早起打理庄稼、晚上伴着月亮、沾着露水、扛着锄头回来，写到最后，抒发感慨说“露水打湿了衣服并不可惜，只要当时的初心没有改变就好”！诗句之间，流露着隐居无悔、自然之乐的满足感。

魏晋时期的名士在玄释合流的风潮中、在政治官场的黑暗中，厌倦了官场的世俗，开始寻找一个精神的归宿，而隐居田园铸成了他们精神的堡垒，用以保护仕途的乐园，不受黑暗的玷污。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乱分裂并存，改朝易代频繁，执政者的思想并不能全然与名士谋和，高洁的名士不愿改变仕途理想，不愿阿谀奉承，只能不问世事，隐居田园以求保身；在儒家经学遭到破坏之际，文人名士一直在寻求合适的治国思想，一时间崇尚“清谈无为”的理政思想风云涌起，与那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名士之志相去甚远，较量之下，这些名士选择退隐田园，遁入山林以求仙人指导，抒发苦闷不得志的心绪；此外，在玄释合流的环境下，名士陶醉于山水之乐、追求自然之趣，于是便开始寻求一处宁静、和平、幸福的精神家园，而隐居山林不仅符合他们的人生追求，也应和了他们躲避黑暗官场、保全忠洁操守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