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崩溃论”都崩溃了？

全球产业链会发生怎样的重构？产业链会撤出中国吗？如何维护和确保中国产业链的完整通畅？

文/貌貌狼（微信公众号：财经郎眼daily）

7月23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6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升至第五位，占比为1.76%。环比5月，人民币支付金额总体增长了14.15％，同时，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总体增长了16.05％。同期，以欧元区以外的国际支付作为统计口径，人民币位列第八，占比1.14％。这样的数据也侧面证明了人民币依然坚挺。

国际炒家梦碎人民币

据彭博社报道，对冲基金公司Corriente Advisors的创始人马克·哈特花费了7年时间，投注2.4亿美元等待中国货币“崩盘”。此前他曾成功预测过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

国际外汇交易所遍布全球，所以外汇市场24小时开盘。这7年来，马克因为时差而放弃了整夜的睡眠，只为盯着人民币汇率市场的最新动态，并且持续押注人民币一定会崩盘。但如今，被他号称将会贬值50%以上的人民币不跌反涨。这让马克的计划彻底落空。

彭博社报道称，不管中国是否获得了其它G20成员国的帮助，中国政府确实是明显地成功稳定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在去年12月结束了3年来的下滑，今年以来上涨了约7个百分点，仅仅上周四一天就涨了0.5%。这是一年多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所持的最强劲水平。

据估算，马克·哈特今年的投资损失约在2.4亿至2.5亿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6.1亿元。他不仅消耗了自己的身体，还面临巨额亏损，真可谓是人财两空。这对久经沙场的马克而言是一次罕见的误判。马克本人称：“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笔有良好风险回报的交易，但我们错了，也太着急了。”他还在采访中感叹道：“现在，这世界已经变了。”

历史上的“崩溃论”

自从中国决定打开国门拥抱世界，这种看空做空中国经济的理论就从来没停止过。据专业人士整理，较早的“中国崩溃论”出现在1976年，那时候中国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解脱，一切百废待兴，当时有种论调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必定在5年内崩溃，从此以后每隔5年到10年，中国崩溃论就会出来冒个泡，简直成了几年一次的“例行发作”。

《福布斯》杂志网站曾发表过知名财经评论员埃蒙·芬格尔顿的专栏文章称，西方国家不断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却没有一次应验。其中有三次对于中国“崩溃”的预测比较出名：

第一次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面对当时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中央决定放开物价。随着价格闯关，1988-1989年两年全国各地通货膨胀率高达18%以上，同时伴随着严重的商品供应短缺和物价上涨。

据了解，当时农副产品放开价格，猪肉价格上涨了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31.7%。名贵烟酒例如茅台也从原本不到30块涨到了290元，一两块钱的中华烟涨到了12元。对物质的需求伴随着物价上涨的预期，促使全国各地居民开始成批抢购商品，从食盐到暖水瓶，从电风扇到电视机。银行也开始出现挤兑，仅1989年7、8、9三个月，银行存款就少增加了300亿元。在这种背景下，“崩溃论”开始被提起。

随后，中央出台了一些稳物价、保民生的措施，并解释北戴河会议决定的价格闯关有一个相对长的周期。这样的局面没有持续太久，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很多领域向民资开放，1992年以后，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物价逐步走向市场化道路，到20世纪末，中国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已经实现了市场配置，危机迎刃而解。

第二次出现在1998年。当时东南亚各国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屯资聚集东南亚，在“血洗”泰铢之后转战香港。当时香港刚刚回归，国家决定动用千亿外汇保卫香港资本市场，同做空资本展开拉锯战。时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面对巨大压力曾一度落泪，他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动用的储备不是我自己的钱，是香港老百姓汗水的结果，用得不对怎么办？”

经历了这场风波，泰国从十年发展黄金期走向停滞，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外资逃离、工厂倒闭、失业人数暴增，各国出口竞争压力都倒向中国。在国内，中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国民经济遭遇重创，“中国崩溃论”再度兴起。

在此危局下，中国政府力挽狂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是维护亚洲地区整体金融稳定的重要决定，同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推动房地产市场起步，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使中国逐步渡过这一危机。

第三次出现在2008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再度受到外部的强烈冲击，股市从最高的6124点滑落到1664点。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的言论又一次盛行开来。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2011年发表的著名“唱空中国”的文章——《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中，他认为，“在当前真的经不起任何危险点的世界经济中，中国正在作为一个危险热点出现。”

但同一时期瑞典经济学家亨里克·米特尔曼撰文，驳斥了“中国经济崩溃论”，他认为中国经济仍具备良好的发展条件和潜力，并且中国拥有庞大的金融和货币储备，劳动力市场竞争力仍将是中国的优势。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保民生的社会政策，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复苏作出重大的贡献。201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历经三十年飞速发展，中国在第二季度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波“中国经济崩溃论”不攻自破。

因此，有中国网友调侃道：“一直‘被崩溃’、从没被超越。”综合这些观点和提出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崩溃论”的侧重点经过了一个由政治崩溃向经济结构崩溃的演变。这些“崩溃论”的动机各不相同，其中利益勾连太多，有买空卖空连接着的巨大投机利益，当然也有以夸张噱头捞取政治和舆论资本的拙劣伎俩等等。

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

实际上在谈论“崩溃论”时，我们就发现它所包含的内容本来就很复杂，如果加上“中国”两个字，这个问题就更为复杂。克鲁格曼就认为中国成为经济学研究中一个如此重要的焦点，而又是一个有难度的研究领域，这让他感到有点儿“可恨”。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论称，如果考虑中国的挑战，那会多得足以让克鲁格曼“半夜睡不着觉”。

实际上股市暴跌、通货膨胀或者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都只是国家经济领域矛盾的表现，而不是问题本身，抛开政治舆论营销和资本投机活动不谈，单单从经济表象入手去分析，往往很难得出一个关于经济规律的系统的结论。此外，所谓“崩溃”可以做多种解释，如果人们认为爆发指数级通货膨胀、中央政府破产乃至国家政权被颠覆才叫做“崩溃”，这样的“崩溃”在现代社会很难出现，更多的问题则表现在经济活动中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比如八十年代末苏联出现的抢购潮，这也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努力想要避免的局面。

一切也正如马克·哈特所说：“世界已经变了。”而且非但世界在变，中国也在改变。有独立精神的经济学家中，大多数人都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洞察鞭辟入里，但他们忘了，中国正在改革，而且我们相信并且去证明，这些问题会在改革中迎刃而解。

不到四十年时间，中国经历了西方世界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但那些经验技术能不能用，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去摸索、试错。尽管如此，克鲁格曼仍然说：“中国让我感到恐惧，倒不是因为经济决策错了什么的，而是因为进行的调整可谓巨大。”但中国发展的事实让这位长期唱衰中国经济的老兄也不得不承认：“未来还是属于中国的。”即便是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挑战的当下，简单的“崩溃论”也日渐式微。

如今中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身正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挑战，这些问题都不能被简单忽视，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也还有许多不确定的问题等待回答：在经济平稳运行较长一段时间之后，金融杠杆率能否稳定，如何避免“明斯基时刻”的到来？房地产相关产业在经济中占比过多造成的风险能否有效化解？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国民收入能否从结构上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改革的路上一点一点做出解答，绝不会因为一个“崩溃论”就动摇。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些“崩溃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个参照，参照那些有营养的问题分析，遵循一些符合实际的建议，并且把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连同傲慢与偏见丢进垃圾箱里。

想想那些在人类历史上谱写奇迹的大国崛起之路，有哪个不曾饱受非议呢？当世之人的蹉跎与犹豫、苦难与挣扎、勇气与决心，在百年之后回首望去，虽然变成了谈笑故事，却依然让人心潮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