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白居易，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作为唐朝时期的大诗人，他的仕途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长期以来活跃在唐朝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之上，对于唐朝中后期所遇到的三种自然灾害——水灾、旱灾以及蝗灾，他自然有目共睹。然而，作为唐朝权力中心的政府官员，他非但不调集人力剿灭蝗灾，反而还对皇帝和官员们所进行的灭蝗行动长吁短叹，如白居易新乐府诗词《捕蝗·刺长吏也》：
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后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蝗虽死百蝗来，岂将人力定天灾。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白居易这种极度关心现实的诗人，对捕捉蝗虫一事不但提不起多大兴趣，反而唉声叹气，甚至大唱反调呢?要想了解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儒家最著名的“天人感应”理论说起了。
自儒家亚圣孟子以来，“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学说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用，这种思想主张“天道”与“人道”合二为一，而将该思想发扬光大的正是西汉学者董仲舒。在他的“天人感应”理论之中，儒家学说将天子的职责与天神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这种儒家的思想神化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百姓只能对其俯首称臣，没有反抗的权力;但另一方面来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天人感应”的理论从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君主的权力，使得封建皇帝不敢肆意妄为。
因此在这一著名学说的解释之下，所谓天灾的产生都是出自于天意，只有通过祭祀天神等方式才能够让一切恢复正常。对此，东汉唯物主义学者王充在《论衡》一书之中言辞激烈的反驳了“天人感应”学说的荒谬之处：“天地广大，些许物品祭祀天地，天地安能饱?”然而，王充的一家之言却未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上风，天人感应的学说在唐宋时代依旧蔚然成风，这就导致了统治者和官员们在碰到蝗虫这种自然灾害时处于一种异常窘迫的处境。
而白居易写《捕蝗·刺长吏也》一诗时，正好担任中书门下左拾遗的职位，该官职的主要作用是督导各级官员对蝗灾的治理工作，因此诗中除了当时人们对蝗灾了解的懵懂无知之外，还有着唐代政府鼓励捕捉蝗虫的措施记载。
在“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之下，白居易对蝗灾的问题表现出了手足无措的心态，并且还怀疑人力捕杀蝗虫的作用，认为只要“良吏有善政”，就能够“以政驱蝗蝗出境”，这种思想就如同唐太宗年间李世民当场“仰天吞蝗”，然后“是岁虽蝗不敢伤”一样，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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