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看西汉皇帝分封列侯时的政治布局

西汉王朝是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的硝烟战火之后，在残垣断壁中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如何治理基层地方就成为了摆在新兴国家面前的当务之急。由于秦朝仅仅二世就短暂骤亡，加上看到周朝飨国八百年的国祚。所以，西汉时期既实行郡县制也实行分封制，在分封制中除了诸侯王国之外还有百余个列侯侯国。这些列侯可以享有侯国内部的食邑产出，晚年还可以回到封国养老。这是西汉皇帝对于元老重臣和国家栋梁最高等级的赏赐，在西汉是荣誉的象征。不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在确定列侯侯国的分布时，也在其中蕴含了深层的政治考量和政治布局。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从侯国分封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在诸侯王国之外将许多的县邑分封给了手下的军功贵族集团，一位列侯占据一县，称侯国。这在刘邦之前的历史上也是存在过的，比如秦昭襄王时期分封舅父魏冉于穰县称穰侯，后来分封继任的相国范睢于应县称应侯。刘邦在其执政前后，共封了一百四十三人位列侯。据《汉书》记载：

“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初以沛公总帅雄俊，三年然后西灭秦，立汉王之号，五年东克项羽，即皇帝位。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

这一百四十三人都是列侯，在列侯之下的级别是关内侯。关内侯没有专属于个人的封地，关内侯的全部经济来源都是来自于整个关中地区的产出，每年关内的收益结算后会拿出一部分支付给关内侯作为食邑。关内侯和列侯之间虽然只差一级，但也是咫尺天涯。列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享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治理百姓，设置官吏。所以皇帝在安排设置侯国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一番政治考量。

汉朝建立初年，百废待兴。所以刘邦一般都是把比较富庶的地区分封给最亲密的属下，以表达自己的恩德。比如萧何被封为酂侯，酂县位于荆州南阳郡，是物阜民丰之地。南阳郡中的许多县都被皇帝分封给了至亲和宠臣。像霍去病的冠军侯国，张骞的博望侯国还有王莽赐给自己母亲的蔡阳县都在南阳郡之中。汉高祖帐下的武将之首曹参被封为平阳侯，平阳位于地势险要的河东郡，是秦末时期西魏王魏豹的都城。河东郡是西汉的准京畿地区，与河南郡、河内郡并成为“三河”，战略位置和经济地位十分突出。这两位功臣的属地都显示了刘邦对于他们功劳的肯定，是对于他们工作的酬劳。从汉高祖到西汉末期，侯国的封地基本上都位于农业发展比较好的地带，没有设置在穷山恶水的边境地区的例子。

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侯国，皇帝很明显还有其他的政治考量。汉朝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在异姓王时期，刘邦以激烈的手段剪除了地方上的异姓王。到了同姓王时代，地方上的离心力量依旧很严重。中央要防止地方上吸收流民势力，违反中央法令。所以，吕后时期齐王刘肥不得已拿出了大片土地送给了自己的妹妹，也就是吕后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来缓和这种紧张的关系。

而列侯的侯国却能够成为监督诸侯王的一个堡垒，打入诸侯国内部的一根钉子。特别是分封在诸侯王国内部的列侯，直接就分走了一个县的土地。比如辟阳侯审食其是高祖的家臣，在高祖外出作战时负责照顾太公和吕后母子。在建国之后，审食其官拜诸卿之一的典客，封辟阳侯。辟阳侯国就在齐国的境内，很明显有监督齐王的意思存在。而且，列侯侯国的产出和人事权力完全在列侯手中，将他们设置在诸侯王国之中也是无形之间削夺了诸侯王的势力。这种现象在西汉早期一直存在，直到西汉文帝时期，为了恩宠自己的幼弟淮南王，汉文帝开始将侯国从王国之中迁出，后来逐渐形成了“王国之中无侯国”的情形。据《汉书》记载：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

由此可见，侯国的设立和迁移是皇帝手中的政治砝码和博弈棋子，随着皇帝的考量而不断发生变化。既可以是分化监视诸侯王的暗堡，也可以是施恩于诸侯的厚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列侯在西汉政坛中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角色，在整个西汉时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何侯国会成为皇帝的棋子？

首先，身份特殊。汉初所封的异姓诸侯王很多都是类似于刘邦合伙人的身份，缺乏君臣关系的基础。比如赵王张敖，他的父亲就是和刘邦一起接受项羽分封的常山王张耳，他们之间并无绝对的隶属关系。甚至韩信到了后期也不再与汉王同心同德，逼刘邦封自己为“假齐王”。而列侯之中都是刘邦鞍前马后，为刘邦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他们对于刘邦非常忠心，刘邦对于他们也非常信任。而且侯国的数量众多，呈点状分布，可以通过水银泻地的方式渗透入诸侯王的腹地。作为列侯来说，他们也成为了汉朝的一道防线，替中央分担诸侯王带来的压力。当然，如果列侯没有好好看住诸侯王，甚至同流合污的话，皇帝也会毫不留情的予以打击。在七国之乱中，位于山东的诸侯王起兵反叛者最多，也影响到了周围的侯国。比如上文提及的辟阳侯国，他的位置就很靠近淄川国，当时的辟阳侯审平投降，事后辟阳侯国也被废除。据《汉书》记载：

“辟阳侯食其免后三岁而为淮南王所杀，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阳近淄川，平降之，国除。”

如此看来，国家中央对于列侯的地位还是非常关注的,汉初的皇帝之所以重视他们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们的忠诚可靠，这份最初的君臣知遇之情是获得皇帝信任的关键。一旦失去了信任，他们的下场也会很悲惨。

其次，除了汉初刘邦分封诸侯之外，历代皇帝都在不断地分封新的列侯，列侯的流动性大，也就带来了可操作性。比如，汉武帝前期，很多匈奴贵族前来投靠，汉武帝就分封他们为列侯，享受国宾待遇。但同时也将他们的封地放到了距离草原非常遥远的江南地区，这就是为了避免他们反复无常再逃回草原。而且，列侯后来也成为了丞相的标配，是皇帝提高儒生地位的有效工具。汉代初期是以列侯出任丞相，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提拔儒生，汉武帝就封儒生公孙弘为列侯，同时拜为丞相。自此之后，如果丞相不是列侯，那么他在担任丞相时自动就会被封为列侯。这样就给皇帝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因为列侯的出现与否完全依靠皇帝的判断，是皇权的一种体现。所以，他们比一般的基层行政官员要更为可靠。

第三，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列侯侯国能够成为皇帝的政坛棋子，自然也是因为他们对于皇权的威胁性很小。列侯虽然在侯国中可以享有各种特权，但是却不具有军事上的强大力量。这是他们和诸侯王之间最大的不同，所以他们的威胁性也很小，可以随时成为弃子被丢掉。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的酎金失侯事件。汉武帝借口诸侯王和列侯上贡给中央的酎金成色不足，质量不够就大发雷霆。最后的处分结果是诸侯王失去数量不等的土地，列侯侯国则直接被废除。西汉时期，中央其实一直都想要废黜盘踞各地的诸侯王以加强中央的权威。但却很忌惮诸侯王的军力和地方影响力，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列侯显然就要容易处理很多，随便找一个借口就可以轻易废除。只要皇帝对于某些列侯不满，或者不再想要某一侯国无限承袭下去，就会找到这样的理由来借题发挥。酎金失侯一案实际上就是因为地方侯国不响应中央的政策号召而出现的。据《汉书》记载：

“齐相卜式上书，愿父子死南粤。天子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至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

由此可见，凡事都有两方面。既有皇帝重视、恩宠有加的殊荣。也有风云变色、骤然跌落谷底的危机。既要担得起棋子的重担，也要撑得住弃子的悲哀。而始终不变的就是高高在上的皇权，皇帝才是最后的赢家。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为了奖励有功之臣，特别是汉初的军功集团。中央实行了列侯封国的政策，每位列侯都能够享有一县之地作为侯国，享有经济和人事权。但是，在列侯的设置上皇帝也会根据实际需要来具体安排，灌注自己的政治盘算。有的侯国距离诸侯王很近，他们既是监视诸侯王的观察点，也是抵御诸侯王反叛的桥头堡，承担着皇帝特殊的政治布局和考量。当然，皇帝也通常会选择非常富庶的地区来分封列侯，边境州郡都是不设侯国的。就这样，皇帝将地方的力量成功分化，并且可以通过“酎金失侯”等一些列特殊手段来控制侯国的数量和存续。就这样，列侯成为了皇帝手中的一柄利剑，为维护皇权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