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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倡导以仁、礼为核心的个人道德和治国理政的观念。在孔子的后半生中，他与学生们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学说，却鲜有成效。到了秦朝时期又经历“焚书坑儒”，使儒家思想逐渐式微。然而，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却采用了当时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一跃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对于这天壤之别的差异，我们不禁感叹孔子学说与董仲舒学说到底存在哪些不同？
第一，董仲舒将“大一统”思想融入儒家思想
孔子之时也提倡“大一统”思想，只不过孔子一生以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为己任，所以他的大一统是想恢复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各诸侯国和谐相处的大一统。但在春秋时期，周王室早已形同虚设，而各诸侯国之间为了各自利益相互攻伐，谋求霸主地位，孔子所提倡的恢复周朝天下共主的大一统思想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格格不入，自然不会被各诸侯国国君所认同。
而董仲舒从《春秋》中找寻到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思想根源并与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春秋大一统”学说。当时汉朝虽然名义上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实际上存在巨大的分裂隐患，因此，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统”的建议对巩固中央集权、避免国家分裂提供了理论支撑，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的。
另外，除了政治上的大一统，董仲舒还提出要在思想上“大一统”，也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目的就是让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理政的正统思想，并对百姓施以教化，思想统一了，国家也就有了长治久安的基础。董仲舒汲取了秦朝“焚书坑儒”的教训，他建议汉武帝在选拔人才、教书育人、治国理政等国家的各个层面不采用除儒家思想外的任何一种思想，这自然就吸引了很多读书人学习儒学以进入仕途，而其他学说也顺其自然的迅速衰落了。另外，董仲舒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提出要“以德治国”，以此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他主张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第二，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与天人感应思想
其实君权神授思想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宣扬为上天所授。而董仲舒将君权神授的观念与自己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相融合，这样既承认了统治者的合法性，又可以对皇权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让统治者为所欲为，这在封建社会君主至上的状况下是有利于政治上的制约和平衡的。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杂糅诸家思想，吸纳阴阳五行学说并结合自然现象的比拟所形成，认为“天”是有意识的，宇宙中的万物都可以在人的身体上找到对应的位置，因此天与人之间是存在相互感应关系的。君主是“天之子”，在人世成为统治者是顺应天命，不过，如果君主不施仁政，上天就会先用一些天象作为警示，比如日食、月食等，如果君主不思悔改，上天就会以一些灾害作为警示，比如大旱、洪涝、地震等，如果还不加以改正，上天甚至会让他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封建社会中的一些帝王在发生一些灾祸时会降“罪己诏”，以示“改过自新”。
孔子相信有鬼神的存在，认为人应当对鬼神心存敬畏，不应妄加评判，认为君子当正道在心，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好人道中的事情。在《论语》述而篇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当中的“神”就指鬼神。所以，孔子更看重的是个人的德行修养以及为社会和国家所做的贡献，并未涉及“神”的层面。
综上来看，孔子受限于自身的保守观念，在旧有的分封制逐渐崩溃、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来临之时，依然怀揣着恢复周朝礼乐制度的思想，自然是很难被各诸侯国国君所采纳，再加之孔子的思想主要以道德修养为主，在当时的社会也缺乏对统治者的吸引力。而董仲舒身处在一个初步实现大一统但仍存在分裂危险的国家中，他提出的大一统思想自然是符合统治者的需求，并且有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和稳定，另外董仲舒吸纳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并融入儒家思想，创立的天人感应学说不仅以“神”的方式巩固了统治者的合法性，同时也对皇权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简而言之，孔子学说与董仲舒学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董仲舒吸纳了很多其他学派的思想并将儒家思想发展的更具有神学倾向，并且坚决地维护了统治者对于政治和思想的大一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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