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读史杂记：法国革命与梅森

老何读史杂记：

共济会：法国史著中的记录

何新按：法兰西共济会和秘密组织光明会是启蒙运动、1789年大革命与后来的拿破仑帝国的幕后力量。这一史事，在一些西方史学名著中有所记述，但过去未被中国人所注意。不了解梅森，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世界历史。（2011-06-19）

法国大革命时期印刷的人权宣言。注意图案上方的金字塔三角形和独眼。

（1）法国共济会进行了大革命的准备

《世界文明史:拿破仑时代》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The Age of Napoleon

美国威尔·杜兰特著

《世界文明史·拿破仑时代》摘录：

（大革命前）中上阶层掌握并支配正在增大并扩张中的势力：可流动货币与其他资本的力量，与静态的地产或衰微的宗教信条展开积极的竞争。

依照内克（Jacgues Necker）的估计，中上阶层已经控制了欧洲一半的货币。他们以贷款来资助法国政府，如果贷款与费用不能偿付，则以推翻政府作为威胁之手段。

在《什么是第三阶级》（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789年1月）中，作者西哀士（abběEmmanuel-Joseph Sieyéx）提出并解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第三阶级——最主要者。它是什么情形——无足轻重。最主要者包括：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及它的10万户家庭与它的许多阶层——银行家、代理商、企业家、商人、经理、医生、科学家、教师、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新闻界（第四“阶级”，或力量）和小民（有时称“人民”）——包括城镇的贫民与商人，在陆上或海上的运输工人和农人。罗兰夫人（Maron Roland）——高尚而有教养但属于中产阶级——应邀造访一位有爵位的夫人，却被要求在那里与仆人共餐而不得与贵族宾客同座时，她发出抗议的呼喊，得到中产阶级发自内心的共鸣。当他们结合“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箴言时，愤慨与热望已经固植于他们的思想中了。于是，（富裕的）中产阶级成为支持大革命最主要的力量。

他们（中产阶级）塞满戏院，为博马舍（Beaumarchais）讽刺贵族社会而喝彩。他们加入共济会（Freemason）分会，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而工作，他们阅读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作品，并且领略到他的腐蚀性才智。他们赞同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关于“所有宗教对于哲学家同样虚假”，而对于政府为同样有用的看法。

他们秘密地崇拜霍尔巴赫（d’Holbach）与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法国哲学家，1715—1771）的唯物主义，认为它可能不完全是生活与思想中的指导原则，但要对抗控制大多数人心与一半法国财富的教会，它的确是个便于使用的武器。他们同意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关于现存政体的所有一切几乎都是荒谬的看法。

大革命的雅各宾派（Jacobins）接受《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的主张：人类是天生善良的，但受腐败制度与不公平法律之支配而变坏了；人类是天生自由的，却变成了人为的文明之奴隶。

在法国，1741年至1789年间，物价上升了65%，而工资仅上升了22%。在里昂有3万人于1787年接受救济，在巴黎有10万户家庭于1791年被列为贫穷户。劳工联盟支持的经济行为受到禁止，罢工虽被禁止，但仍不断发生。当大革命快到来时，劳动者处在不断递增的沮丧与反叛的情况中。只要给他们枪支与一位领袖，他们就会攻下巴士底狱（Bastille），侵入土伊勒里宫（Tuileries Ralace），并且废除国王。

在那些狂热的日子中，有更多演讲充斥于杂志，小册子，以及共济会的俱乐部之中，更多从事政治运动的人超过了巴黎小旅馆（Des Menus，指共济会分会）的容纳能力。一些来自布列塔尼（Brittany）的代表组成布列塔尼俱乐部（Club Breton），不久布列塔尼俱乐部开放会中资格给其他代表，以及口才好、有文笔的那些人。

西哀士、罗伯斯比尔与米拉波使俱乐部成为他们理想与计划的探测板与试验田。此处是那强有力组织（按：指共济会）的第一种形态，其后被称为雅各宾派。

也许就是在（共济会）布列塔尼俱乐部里，西哀士与其他人士制定了一项策略——使贵族与教士参与第三阶级的联合行动。西哀士提醒民众，他们拥有法国2500万人口中的2400万人，为何必须长久地迟疑才为法国说话？

6月16日他建议在欢乐菜单公馆的代表应该真诚地邀请其他阶级参加，如果他们拒绝，第三阶级的代表应宣布自己为法国的代表，并且着手制定法律。米拉波反对三级会议受国王召唤，反对三级会议在法律上受制于国王乃至被他随意而合法地解散。第一次他被大声喝倒彩。经过一晚的辩论与争斗，这论题被提出表决：“会议将宣布自己为国民会议吗？”结果是490票赞民，90票反对。代表们自己宣誓完成立宪政体。

政治上，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6月17日。

（2）拿破仑帝国多数官员都是共济会员

《拿破仑时代》

作者:乔治·勒费弗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拿破仑时代》摘录：

大革命发生后，贵族与神甫流亡到日内瓦。光明会与共济会宣扬的自由派思想风靡革命中的法国。而流亡在这里的巴吕厄尔方丈（神甫）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济会的攻击。

在1798年他（反驳共济会的进步理论）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按：即马尔萨斯主义）。

在参政院会上，波拿巴批判了从法国革命中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他把这个社会描述为“一盘散沙”，并且强调了必须在“法国的土地上投上一些大块花岗石”，以便“给法国人民指明方向。”明白地说，波拿巴想要用利禄与荣誉组成一些依附于这个政权的利益集团，并期望这些集团对工资劳动者施加影响，以便赢得平民各阶级的忠顺。这就等于是复活旧制度下官民之间的中间组织或行业集团，但必须警惕，不能使这些组织再能够对抗国家或蜕变为寡头统治。波拿巴机敏地指出，资产阶级将从中得到好处。

社会的阶梯等级制度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是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别的局面。

皇帝（指拿破仑）也插手到共济会。这是在督政府时期，尤其是执政府时期就已恢复的组织。1805年他派（兄长）约瑟夫为共济会总会的会长。

而当已于1804年成立的苏格兰典仪派完全退出之后，克勒曼和康巴塞雷斯便掌握了领导权。皇帝的保护有助于共济会的统一和等级制度的发展，并促进了共济会支会的增加；共济会总会在罗蒂埃·德·蒙塔劳的效率卓著的管理下，1804年支配、管理着三百个分会，1814年发展到一千个。

共济会会员在高级文武官员中为数众多，而且这个团体对帝国是十分忠诚的。但是它仍然忠实于十八世纪的思想，以致某些郡守最后认为共济会的一些支会影响不好。在勒芒郡，卡佩尔写道，“总是平等，总是‘博爱’，总是哲学，总是些共和思想”。拿破仑却从来不曾为此而生气。

（3）茨威格名著《富歇传》关于共济会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约瑟夫?富歇传》

作者：（奥）斯蒂芬·茨威格

【何新按】

约瑟夫·富歇Fouché,Joseph(1759—1820)。拿破仑时代法国政治家，1809年受封为奥特朗特公爵，法兰西第一帝国警务大臣(1804--1810,1815)。法国警察组织的建立者。共济会员。

奥地利著名作家、犹太人斯·茨威格的名著《富歇传》中，讲述了大革命前法国共济会的活动：

“在1778年，法国已经开始卷起了那阵社会风暴。这阵风暴甚至袭处修道院的院墙之内。在奥拉托利会神父的斗室里和共济会的俱乐部里，都在讨论人权。一种新型的好奇心驱使年轻的神父去接近市民，好奇心也驱使教物理和数学的教师去接触当时令人惊异的发明，世界上最早的飞艇，蒙哥菲耶兄弟的气球，以及电气学、医学方面的伟大发明。宗教界人士试图和知识界有所联系。阿拉斯城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交团体提供了这种联系的机会。这个团体名叫“洛撒蒂”（按：一个共济会的分会），也是一种“施拉拉菲亚”（光明会）团体。

城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聚集一堂，谈笑风生。会上的一切毫不刺眼，一些没有名望的小市民朗诵一些诗歌，或者发表一些文学讲演。军人和平民混在一起，神学院教师约瑟夫·富歇也是备受欢迎的座上客，因为他讲起物理学的新成就来滔滔不绝。他常常在那里坐在朋友之中，聆听工程兵团的上尉拉扎尔·卡诺吟诵自己写的讽刺诗，或者谛听脸色苍白、嘴唇极薄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他当时还很看重他的贵族出身）发表一篇辞藻华丽的即席演说，以颂扬“洛撒蒂”。

外省地方还欣赏玄想空谈的十八世纪的最后的气息。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没有撰写血淋淋的死刑判决书，而是写作小巧玲珑的诗歌。瑞士医生马拉还没有写出恶狠狠的共产主义宣言，而是写出了一部感伤缠绵的长篇小说。小小的波拿巴中尉还在外省什么地方孜孜创作一篇模仿维特的中篇小说。暴风雨还远在天边，隐而不见。

[附注：约瑟夫·米歇米·蒙哥菲耶（1740—1810）及其弟弟雅克·艾蒂安·蒙哥菲耶（1745—1799）于1783年制成第一个热气球，是世上最早的飞艇。]

（4）启蒙运动与共济会

《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BY Reill，P.and Wilson，E.）

作者：彼得-赖尔和艾伦-威尔逊

刘北成、王皖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

下文摘自该书之中译本第16—18页：

【共济会与启蒙运动】

共济会(Freemasons)是一个源于17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组织。18世纪，共济会组织遍及整个欧洲，十分活跃、极具影响。

共济会的渊源始终被一团迷雾所笼罩。其分会的活动和记录也带有神秘气氛。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些石匠行会由行业组织转变为思辨的哲学社团，由此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分会。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这种思辨性共济会的最早记录可以上溯至1641年。在英格兰，这个组织最早的资料见于一本1646年10月的日记，这本日记属于牛津大学的教授伊莱亚斯·阿什摩尔。

这个组织与启蒙运动相关的历史始于1717年。当时伦敦的4个共济会分会联合起来创立了伦敦总会。伦敦总会的早期领导人多为哲学家和牧师，他们致力于传播牛顿、机械论哲学以及自然神论的观点。伦敦总会迅速确立了对英格兰各地分会的权威，尽管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分会拒绝承认其领导权。

伦敦总会最早的大师傅〔最高领袖MASTER］之一是德萨居利那，他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也是伦敦皇家学会的管理人员和演示人员。德萨居利耶和安德森一起起草了第一部共济会章程，并于1723年出版，名为《共济会章程以及古老的非常虔敬的兄弟会章程(包括历史、案例、管理等，供各分会使用)。

《共济会章程》介绍了这个组织神化的历史，它向前追溯到第一个人类（始祖）亚当，以及古代的埃及人和希腊人，这种“历史”表明了共济会与自然神沦的密切关系，把上帝看作宇宙的设计师的观点尤其体现出共济会与自然神论两者的关系。

共济会一直寻求某些普世的宗教信仰，这些信仰应该植根于最早的原始人类的自然感觉和思想。共济会希望这种自然宗教能够替代基督教的各种教条的形式。这套自然、普遍的信仰体系将使男人（最初不包括妇女)从相互冲突的宗教与社会经济的状态进人兄弟情谊的状态。英格兰共济会组织的训诫初步表达了启蒙运动的理想:宗教宽容、人类普适的兄弟情谊、理性、进步、完美以及人道主义价值观。为了争取实现这些理想，这个组织还设计了各种仪式。

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发展迅速，但是英格兰分会明显区别于苏格兰分会，两者不单持有不同的哲学观点，政治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苏格兰分会是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人的组织基础。这些人支持斯图亚特王朝获取18世纪英国王权的要求。从流亡法国之日起，詹姆斯二世党人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企图者詹姆斯二世就得到了苏格兰共济会的鼎力支持。1700-1720年间，他们还在法国建立起第一批共济会分会，通过这个秘密组织宣传他们的政洽要求。

同时，在英格兰，忠于伦敦总会(称为蓝会)的共济会分会已经与汉诺威王朝和辉格党的政治原则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它们抛弃了I7世纪英吉利共和国的激进共和主义，转而支持一种受宪法严格限制的王权。它们还致力于慈善事业。

英格兰共济会的成员有一些地位较高的贵族、辉格党人及其同情者、自然神论者以及伦敦皇家学会的成员。其中有德萨居利耶、泰勒、托兰德、罗伯特·沃波尔等。

共济会在整个欧洲和北美传播：只要有英国人居住的地方，只要是英国启蒙思想受到赞赏的地方，就有共济会的组织。根特(1722)、巴黎(1726)、美洲殖民地和俄国(1731)、佛罗伦萨(1733)、海牙（1734)、波兰和里斯本(1735)、汉堡、曼海姆、日内瓦和瑞典(1737)以及哥本哈根(1743)等地，先后建立了共济会分会。共济会扩展到这些地方，标志着共济会成为一个联系松散的国际网络。

共济会发展之时，独特的礼仪〔仪式和教义)随之变得复杂。这种现象表明了开明共济会的庞杂。它还有助于解释欧洲各地对这一组织的五花八门的反应。

在德语国家中，某些共济会分会吸纳了玫瑰十字会的教义，然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共济会分会与巴伐利亚光照派结合在一起。结果。既有保守的玫瑰十字会派的共济会，又有进步的积极主张革命的光照派的共济会。

同样，在法国，进步的自然神论者的分会“‘九女神分会”与主张神秘仪式的分会共存。这些仪式包括圣日耳曼、圣马丹以及斯韦登堡等人所倡导的仪式，如苏格兰仪式、〔法国)神选祭司仪式、神圣共济会仪式、〔法国)爱真理会仪式、(英格兰)光照通神者仪式等。

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进步的共济会会员有许多影响重大的人物，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索南费尔兹、莫扎特、海顿、莱辛、玛丽亚·特利莎女大公的丈夫，哈布斯堡皇帝洛林的弗朗西斯一世等。也许还要加上格拉尔德·范·施维膝。

在巴黎，共济会与法国启蒙运动紧密相关，许多著名的启蒙哲学家都是会员。如孟德斯鸠、尚福、枯尔内、乌东、伏尔泰、拉朗德、孔多塞、布里索、丹东、西哀士以及美国的富兰克林等人。最有影响的开明分会就是著名的“九女神分会”。

在美洲殖民地，共济会也在迅猛发展。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美国革命的领导人都是会员。富兰克林与欧洲共济会分会的关系对欧洲支持美国的独立事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共济会分会的活动并不局限于会员。它们还成立了各类社团，致力于人道主义目的和教育目的，例如。“九女神分会”，扶持“黑人之友社”（致力于废除奴隶制)。许多共济会分会举办公开的科学或哲学讲演会，任何人不分男女，只要对这一主题有兴趣，都可以参加。一些分会还赞助读书俱乐部。因此，通过教育活动和改革行动，共济会组织在传播启蒙运动思想的过程中起了自觉的决定性作用。

在整个18世纪.共济会承受着来自政治、宗教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对手的攻击。他们被指责在一起搞同性恋、鼓励酗酒、保护无神论以及从事政治颠覆活动。19世纪时，一个敌视法国革命的历史学派认为正是共济会策划了法国革命。

如今，人们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法国革命有其复杂的原因和社会根源，阴谋论的说法荒谬不经。不过，作为支持自由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机构，共济会的作用不能抹杀。

结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共济会员在整个18世纪一直受到迫害。1730—1738年间，法国政府企图限制其活动，但是没有成功。1785年，哈布斯堡帝国宣布光照派的共济会非法。然而，支持启蒙思想的潮流远远超出了这个秘密组织的范围。

在18世纪启蒙时代上演的人类伟大戏剧中，共济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以上并参见该书“启蒙运动的社会机构”）

（20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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