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普通人：《边城》是田园牧歌，《长河》是人间寥落

前言

沈从文热爱湘西，因为这里在全中国巨大的变革里面显得格外的安宁，人民生活的更加淳朴自在，和湘西以外世界的动荡战乱相比，更像一个世外桃源。同时，就如他在《湘行散记》里面提到虽怡然自乐，但却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人。国家动乱时，他从来不想做避秦隐居的遗民或者神仙，他在理智上清醒的看到了理想边城的脆弱，就像建立在沙砾上的城堡，本质是不堪一击的。

《长河》剥掉了《边城》牧歌式的外衣，赤裸裸揭露和解剖了湘西在战争中的变迁和农村社会正直人情的消亡。

“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

一、过去和当前的对照，新与旧的冲突

“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面，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这个故事照例是发生在沅水流域，是沈从文最熟悉的人和地方，也是他一辈子不曾离开过的地方，20岁以前他的人生活在这里，20岁以后他的心生活在这里，念念不忘。

在西方，沈从文被认为是排在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伟大作家之一，在饱受中国人的误解和批评时，沈从文在国外却得到了极大的推崇，甚至他第一部传记的作者都是美国人，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国人常盛赞凤凰为中国最美的小城了。

“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人事哀乐的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在沈从文的早期作品里面，反映了城市病态的人物映像，《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写香山的生日庆典，《棉鞋》中的“我”穿着一双破棉鞋，图书馆管事投来异样的眼神和人们的嘲笑挖苦的神情。

正直而热情的《边城》人民开始逐渐走出闭塞，和“都市文明”接轨。追逐先进的青年们忙着用自来水笔、白金水表、和墨镜等来装点自己，显示自己与落后的家乡、落伍的上一辈的差别。城市各阶层的人走进了淳朴的边城，《长河》正是糅杂了沈从文城市生活认知和故乡农民生活的故事，是过去的湘西和巨变中湘西的对照。

为了送孩子上学，做父亲的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受了新式教育的儿子眼睛好像都长到头顶上来了，看什么都不太顺眼，父母呢，自觉没有文化，在儿子面前，不免小心翼翼。

在感情上，儿子追求新式的爱情，喜欢剪了头发、“衣襟上插自来水笔”的女教员；在工作上，想要改造社会，回家来反而水土不服，“梦想的大时代”来了，又适应不了，只能逃到外省去，或者被军警和乡绅称为“反动分子”。夭夭的未婚夫就是个“读书人”，人开明了，连夭夭的面也不见了，暑假也不回来，这正是沈从文对夭夭悲剧命运的暗示。

女学生则剪了辫子，露了胳膊，不穿裤子，在婚姻上主张自由，或者是做一个“独身主义”者，一边和家里划清界限，一边照样用家里的，吃家里的。

城里实行新生活运动，譬如：走路靠左边，不许赤胳膊赤脚，诸如此类。

这是中国新与旧的冲突，也是中国多年来老与少的冲突。

沈从文和《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的作者金介甫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里面认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部落文化和苗族文化是“少年中国”的象征，是和逐渐没落的汉族文化的对立；既是过去的中国历史，也是沈从文构建的理想的中国世界。

事实上，沈从文从来没有割裂过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他抨击的是权利的压榨、城市人的伪善和矫揉做作，讴歌了湘西平常人的率性天真，所以他一辈子都在自称乡里人。

二、靠土地生根和把希望寄托在水面上的人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湘西人独特的生存方式。要么靠土地喂养，照料橘园和菜圃，求神拜佛祈望能风调雨顺；活不下去，或者吃了官司厌倦了地面上生活的人，就做了帆船，邀上帮手，顺流而下，吃鱼、吃虾、吃水上饭。

“人和树，都还依然寄生在沿河两岸土地上，靠土地喂养，在日光雨雪四季交替中，衰老的死去，复入于土，新生的长成，俨然自土中茁起。”

靠水发了迹的，再回到土地上来落脚，捐笔钱修个祠堂，建座大房子，再买上一片土地，做个小乡绅。发展顺当的，做个财主员外；不顺当的，遇到祸事，又回到水上去。

“人在地面上生根的，将肉体生命寄托在田园生产上，精神寄托在各式各样神明禁忌上，幻想寄托在水面上，任劳耐苦把日子过下去。”

萝卜溪腾家大橘子园滕长顺和《边城》里面的船总顺顺就是这样发家的。而摆摊子守坳的老水手则是另一种人生了，家人都得病死了，船也翻了，一连经过两次打击，就像其他失意人一样外出漂泊，直到十五年后才回到吕家坪来。乡下人总把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幸归结于气运，但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忍耐力，给人留着些许希望，这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处世哲学，有悲剧事件但没有悲剧心理。

“在外漂泊运气终是不济事，穷病不能支持时，就躺到一只破旧的空船中去喘气，身边虽一无所有，家乡橘子树林却明明爽爽留在记忆里，绿叶丹实，烂漫照眼。于是用手舀一口长流水咽下，润润干枯的喉咙。水既由家乡流来，虽相处八百一千里路，必俨然还可以听到它在河岸边激动水车的呜咽声，于是叹一口气死了，完了，从此以后这个人便与热闹苦难世界离开，消灭了。”

无论是靠水吃饭还是靠天吃饭的农民，生活虽难，但都有着中国人压不弯的脊梁，总是努力又充满希望的活着。

三、来自地方特权者的压榨和剥削

“地方既有财有货，间或就又驻扎有一百八十名杂牌队伍，或保安团队，名为保护治安，事实上却多近于在此寄食。”

祠堂前老枫树下，作者借几个人的闲话讲出两个故事来，引出了老水手对“新生活”的忧虑。

有人种出了32斤的萝卜，去县里报功请赏，等了一个月，金子牌没得到，自己反而倒贴了四块钱。

太平溪王四癞子是个财主，动乱时一家人躲到山上去，还是被抓到捐了两万块钱，保出来以后又被捐了两万，油坊毁了，家里的积蓄也空了，财主一气之下就死了。因为族中子弟争财产在灵堂前面闹出了人命。县知事来主持公道，吃干净了村里的母鸡走了，党部委员下乡来调查，将油坊田地都充了公。三年了还没结案，王四癞子的棺木还没入土。

“地面上确有些人成天或用手，或用脑，各在职分上劳累，与自然协力同功，增加地面粮食的生产，财富的储蓄，可是同时就还有一批人，为了历史习惯的特权，在生活上毫不费力，在名分上却极重要，来用种种方法，种种理由，将那些手足贴地的人一点收入挤去。”

生活在沅水流域的每个人有着自己生存的方式，譬如辰河里的掌舵人，三十七年经验，每天作八分钱出卖；譬如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这条河里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

“一年收入用之于“神”的若需一元，用之于“人”的至少得有二十元。”

辰州盛产橘子，橘子太多也不值钱，过路人嘴馋尽管摘来吃，只许吃不肯卖，外乡人理解不了这种好意。“货到地头死”，丰收的年份反而卖不掉，装船去外地要经过无数伸手要钱的稽查，还不如烂在地里，这正是农民的悲哀。

保安队长借口要买一船橘子去送礼，实则是空手套白狼拿别人的东西去挣钱。橘园的主人长顺答应送他几担去吃，队长恼羞成怒以为算盘被人看清，便威胁要砍了橘子树。

“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农民的根就是土地，哪怕是再多人来盘剥，一遍又一遍，也只得认了，最后还是商会会长中间调停，又送了十担橘子才了事。

“你知道，成天有上百两只脚的大耗子翻过这个山坳，大方肯把他们吃，什么不吃个精光，生毛的除了蓑衣，有脚的除了板凳，他们都想吃！都能吃！”

橘子的事虽然了结了，保安队长却看上了夭夭，《长河》的故事也因为涉及国内时政不得不结束。

这是军阀割据时代的写照，同沈从文年少从军的经历分不开，他亲眼看到社会底层人们的悲惨生活，看到了无数无辜人毫无缘由的被砍头，看到了他人对军队的厌恶。

“从此一来就成天捉人，把人从各处捉来时，认罪时便写上了甘结，承认缴纳清乡子弹若干排，或某种大枪一支，再行取保释放。无力缴纳捐款，或仇家乡绅方面业已花了些钱运动必需杀头的，就随随便便列上一款罪案，一到相当时日，牵出市外砍掉。”

这就是《长河》没有写完的故事，其实都已经在《从文自传》里面了。

沈从文虽然是在照常写过去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不仅仅止步于怀旧，他忠实的记录了动荡社会中，普通人苦难的命运和痛苦的挣扎，以及人性的扭曲。

后记

“十六年来竹林里的鸟雀，那份从容处，犹如往日一个样子。水面划船人愚蠢朴质勇敢耐劳处，也还想去不远。但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

沈从文笔下的人物虽然也有无知，同样也因为这些无知产生了很多的痛苦和生死，但与鲁迅和萧红笔下农民的愚昧不一样，大多带着自然生养的灵气，充满了熟人世界的温情。

沈从文对城乡世界做了一个真实而详细的诠释，他让世界看到了固有认知以外的湘西，这是他作品的社会广度。“中国下层人物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单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存在。”

《长河》1938年11月在香港报纸上连载，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被大量删改，沈从文甚至没有写出剩下的部分。1948年以后才得以出版。

真的是“半部红楼留给她人去写了”，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沈从文先生当时的心情是否和萧红一样充满不甘，可知的是一个宏大的世界因此戛然而止。

“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