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离开武汉，70年前的艰难抉择！这杆“猎枪”瞄向了谁？

1

英雄营长

70年前的初夏时节，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半岛局势波诡云谲。

中国中部的大城市武汉还是一派祥和，人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规划着自己的美好生活。

27岁的武汉监狱狱长曹玉海正沉浸在热恋中，深爱着他的美丽女护士已提出结婚的愿望，这位伤痕累累的战斗英雄，安享着出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和平时光。

但是，随即爆发的朝鲜战争，让曹玉海做了一个抉择。他听说自己的老部队三十八军途经武汉往北开拔，就找到部队，想方设法重新归队，再次成为一名营长，离开了火热的武汉和心爱的恋人，随三十八军踏上了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过五次战役，曹玉海参加了前四次，浴血奋战，战功显赫。

在第四次战役中，三十八军负责西线作战，曹玉海率一营在汉江南岸阻敌，主阵地是三五○点三高地，需要死死咬住敌人主力，阻止其向东线靠拢，为兄弟部队在东线围歼敌人创造条件。

一营的对手是美军精锐骑一师，飞机坦克大炮齐上，曹玉海带领战士苦战七天七夜，守住了阵地。

1951年2月12日，朝鲜冰天雪地，在又一次的反击中，曹玉海被数颗子弹击中，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是：“注意监视敌人！”

图为曹玉海。

他的遗物中，有临别时恋人送给他的一对枕头套，上面绣着五个鲜红的字：“永不变的心”——曹玉海回部队前，告诉恋人说自己在战场上随时可能牺牲，不要等他，姑娘就送了这对枕头套……

曹玉海的故事，在时任三十八军副军长江拥辉的回忆录《三十八军在朝鲜》一书中有详细记载。

借由这本书，我们得以了解一位志愿军下级军官英雄事迹背后的丰富情感。

1923年，曹玉海出生在山东莒县一个种菜的贫苦家庭，身世凄惨：

6岁时父亲因天灾交不起地租，被地主毒打致死；

9岁那年，他被迫给地主放牛，受尽欺凌；

抗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入山东，曹玉海的祖父被下乡扫荡的日军用刺刀挑死；

不久，他的祖母和母亲都在贫病交加中相继死去……

1943年，曹玉海参加八路军，作战格外英勇。

在抗日战争中，他被评为战斗模范；

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当选为战斗英雄，曾荣立3次大功，获勇敢奖章5枚。

荣誉的背后，是一次次的受伤，在部队南下宜昌渡江战斗中，曹玉海又一次受伤，被送到武汉养伤，部队决定让他转业到地方工作。

他就是在养伤时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安详美好的生活已在眼前铺陈开来，他也不需要新的战功来证明自己了。

图为一名医护人员在炮火中救护伤员。

但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就在几个月前，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还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国不干涉台湾。

美军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叫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国朝鲜两国截然划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台湾，本已山穷水尽的蒋介石开始幻想反攻大陆；

在内地，残余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就连在沈阳改造的日本战俘都扬言等待美军解救，甚至，一些部队附近都出现了反动标语……

曹玉海有一百个理由不用再踏上残酷的战场，但他偏偏放下已经拥有的一切，重新穿上军装奔赴战场。

刚刚通过流血牺牲走出屈辱历史、获得尊严的中国人，在又一次面临威胁时，深知如何去捍卫自己的尊严：“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曹玉海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在跟恋人分别时的一番话，说得非常精辟：“我不是不需要幸福，我不是天生愿打仗，可是为了和平，为了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我就要去打仗了。”

《三十八军在朝鲜》一书中，江拥辉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

曹玉海给副营长姚玉荣看恋人的照片，白衣、黑裙、短发、漂亮的脸庞。

姚玉荣羡慕地说：“真漂亮，你小子真有福啊！”

但是，曹玉海突然拧紧眉头，神情十分痛苦。

姚玉荣跟曹玉海是老战友，从未见过他有这种神情，即使在打仗最凶险或者负伤的时候，都未见过他愁眉苦脸。

姚玉荣不禁问：怎么了？曹玉海突然咬牙切齿，双眼怒瞪地咆哮起来：“八国联军真可恨！”

“八国联军”，这是曹玉海给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起的绰号。

一想到“联合国军”，曹玉海就想起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情景。

书中还写道，曹玉海让恋人不再等他，姚玉荣问：“你不爱她了？”曹玉海答道：“我死了也恋着她。”

但他害怕自己回不来，不想耽误姑娘的青春。

姚玉荣安慰他：日本鬼子、蒋介石的子弹都没打死你，你命大着呢。

这时曹玉海说：“但愿死神永远不要照顾我。”

这段70年前的对话，今天读起依旧令人痛心。

血洒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烈士们，不只是一个个数字、一个个名字，而是有血有肉的平凡英雄，他们有自己的爱、有自己的怕，但当豺狼来了，他们挺身而出。

2

悲惨逃亡

如果豺狼来了，自己手里却没有猎枪，那是何等悲惨！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著名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生活过六年，亲身经历过当亡国奴的屈辱。

1943年，她带着三个孩子潜出北平城，一路经历艰难险阻，才与在重庆的老舍会面。

她把北平见闻讲给老舍听，老舍因此创作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到了1986年，胡絜青把这段生活写成文章《沦陷之后》，其中写到她母亲之死，今日读来仍让人悲愤不已：

“（1937年）我母亲那年正是75岁高龄，她亲身经历了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苦难，亲眼目睹过八国联军惨绝人寰的烧杀掠夺。

在我儿时，母亲时常像说恐怖故事似的，把这些灾难讲给我听。

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分地段驻辖。

我家住在阜成门附近，属意大利洋人占领。

他们明火执仗地搜括抢夺，百姓连换洗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

青年妇女被他们污辱，溺井上吊的不计其数，被杀害的就更多。

母亲恰是庚子年初才娶过门的新媳妇，看洋人闯入门，急忙地藏入空屋墙角煤堆里，幸好没被刺刀扎着，躲过一关。

不久又从东邻闯进来一批洋人，母亲和左邻右舍年轻妇女挖通界墙，一齐钻过西邻几户的界墙大洞，才免遭受辱的灾难。”

“母亲饱尝了庚子年间当亡国奴的种种苦难，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不论是讲者，还是听者，都不寒而栗。

在她高龄时，日寇再次侵犯国土，古老的北平再次被攻陷，百姓要再次当亡国奴。

老母亲料到又要受到非人的折磨蹂躏，痛苦和焦虑使她急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不能言语。

家人请医生抢救，打针服药，但老人执拗拒绝，决心绝食，虽经晚辈跪求，仍执意将药碗摔在地上，不几天就与世长辞了……”

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是在屈辱中进入20世纪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清政府的首都北京，在紫禁城阅兵，以此羞辱中国；

短短37年后，古城北平又被攻陷，旋即，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上演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自从有国家以来，人类文明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一个国家不能保护自己的国民。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一书写道：

日军侵占北平后，残酷统治，监狱林立，宪兵、特务草菅人命，经济上疯狂掠夺，文化上推行奴化教育，当时北平人一度只能靠难以下咽的“混合面”度日，但“混合面”有时也难买到，怎么办？

“日军的军马都用粮食喂养，那些军马吃豆类消化不完，拉出的马粪中有许多豆粒，附近有的居民就到马厩中偷拾马粪，回家用水淘洗后充饥。”

沦为亡国奴，命若草芥，谈何尊严？

胡絜青写了这么一个细节：逃难的火车顶上都挤满了人，夜间过潼关城门洞，洞矮，“只听得哗啦啦地往下掉人，许多人坠车丧生，腥臭味冲鼻，惨不忍睹……”

日军打进山东时，12岁的兰陵少年王鼎钧随家人卷入了逃难大军。兰陵王家，本是耕读传家的名门望族，但敌寇的铁蹄踏上这片土地后，家族的命运已无法自主掌控。

许多年后，王鼎钧已成为著名作家，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他在晚年写就了“回忆录四部典”，第一部《昨天的云》详写了12岁时逃难的经历。

他写道，一家人茫然失措，在巨大的恐惧中随着人流逃难，哪里有枪声，就往相反方向跑，“枪声好像向我们屁股上踢了一脚。转个弯，踉跄西行，一口气走到太阳偏西。

这时又出现了大队人流，我们跟着大伙儿，人多了胆子壮，叫‘群胆’。没人说话，个个低着头。”

“母亲是缠过小脚的人。她拄着一截竹竿，上身前倾，划船似地奔波，走得慢，但是不休息，常常在我们停下的时候越过我们……”

他感慨道：“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3

退让换不来和平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其实，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是严格保密的，但有一支部队开拔时，走漏了风声。

驻地的群众从十里八村赶到火车站欢送，战士们婉拒了他们的馈赠，但火车开动后，老乡们纷纷把鸡蛋、苹果、橘子塞进车厢。

目睹了这一幕的江拥辉感慨万千，写了一段文字：

“指战员感动得落泪了，他们清楚地看到了祖国亲人的心，战火一旦燃过鸭绿江，那不仅是千万人头落地，而且是家破人亡，田园荒芜，城市将要变成废墟，刚刚苏醒的东北大地，又要焚为一片焦土啊！

14年亡国奴的日子，乃是人间地狱，人们再也不需要那喝不尽的苦水，和淌不尽泪水的亡国奴的岁月了！”

图为志愿军某部渡过汉江后围歼残敌。

近年来，随着档案解密，公众愈发理解了70年前中国的艰难抉择。

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亟待转入经济建设，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更何况，对手是美国，二战后的世界第一强国，拥有最现代化武器的劲旅，派出的最高司令是在二战中声名显赫的麦克阿瑟。

当时中国有句歇后语，“穿蓑衣救火——引火烧身”，就反映了这种担心救不了朝鲜还把战火引到国内的复杂心态。

美国断定中国不敢出兵，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一向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哪敢与“世界第一强国”硬扛？

当时的美国，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开国领袖群体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还有他们对近代以来中国屈辱历史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独立自主”的执着追求。

彭德怀在尚未确定由他领兵出征前，就坚持出兵。

后来，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关键时刻自己的判断：“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毛泽东最终决定：出兵。用他的话来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以斗争求生存”。

和平，不是靠退让得到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种种退让，处处割地赔款。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丢了东三省，当时有些中国人还心存幻想：东北这么大，日本人至少消化五十年，应该可以保持一段时间和平了。

可是，结果呢？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幻想依靠大国来解决争端，结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马上宣称“热河为满洲国的一部分”，策划进攻热河，国内舆论大哗，要求坚决抵抗，就连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都从日内瓦来电称，如果中国不以自己的行动来捍卫领土，则国联就没有依据为中国说话。

在此情势下，国民政府决定抗战，1933年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

但是，内部掣肘、高层畏敌，即便局部战场的抵抗英勇，也挡不住12万军队一败涂地，抗战仅持续12天，热河就全线沦陷。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惦记着自己的财富，从北平、天津征集大批汽车，并扣留前方军用载重汽车240余辆，装载私产和鸦片等前往天津租界。

1933年3月4日清晨，还未见日军踪影，汤玉麟便放弃热河省省会承德，逃之夭夭，128个日军骑兵兵不血刃占领承德！

热河抗战之后是长城抗战。

在局部战场上，中国军队仍然英勇抵抗，浴血杀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家喻户晓。

结果，国民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

从此华北门户洞开，为4年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埋下隐患。

最屈辱的是，在日本的压力之下，中国军人英魂安放之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被迫改为“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打，还是和？

抵抗，还是放弃？

近代以来，面对外敌的一次次侵略，统治者总是犹豫不决，在现实与幻想之中挣扎。

即便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也一直未对日宣战，一边抵抗，一边秘密谈判，心存幻想。

直到“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国民政府才跟着对日宣战……

面对敌人的讹诈，单方面幻想委曲求全，等来的，是下一次讹诈。

就像豺狼来了，想抛出一只鸡让它吃了离开，这样只会养大它的胃口、助长它的贪婪。

王鼎钧在《昨天的云》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队日本兵进入村庄搜索，老百姓都逃走了，有个男人偏偏不逃，他用白纸和红纸剪贴了一面日本国旗，朝日本兵挥来挥去。

日本兵毫不客气，给了他一颗子弹，望着他倒下去。

下面一个动作就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了：那日本兵走到尸体旁边，从地上拾起那面简陋粗糙的太阳旗，恭恭敬敬地折叠起来。”

寥寥几句，冰寒彻骨。

但在1950年烽火遍地的朝鲜战场，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一个贫穷却铁骨铮铮的中国：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4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确定了自己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方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2月初，西柏坡，毛泽东与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数次长谈，他主要介绍了解放战争的情况以及新中国内政方针的设想，同时也向苏联客人谈了外交方针政策。

毛泽东的话很形象：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

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明显：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关系。

1950年1月6日，北京东交民巷，前美、英、法、荷、意等国“领事馆”的大门上，一一贴上了内容相同的布告：

一、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应收回。

二、此项地产上所建之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地产权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

三、目前此项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军事上之需要，先予征用。

四、此项征用，自布告之日起，七日后实施。

落款：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列强在北京的驻兵特权，源于1901年的《辛丑条约》，东交民巷成为“国中之国”，尤其是英国兵营北墙斜对面就是紫禁城，其界墙上的炮台和枪眼正对着天安门和太庙。

正是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这是极耻辱的记忆——战事不是在边境发生，而是在中国的腹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昂首通过东交民巷，洗刷了50年来中国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东交民巷的耻辱。接下来，列强的兵营，也要被收回了。

收回过程略有波折，美国颇不痛快，威胁要撤回所有官方人员，对此，新华社专门发表评论，给企图保持旧日特权的美国以有力驳斥。

在限定时间到期后第三天，美国腾空了兵营。

到这年的4月11日，英国兵营也腾空，交还给中国。

继北京之后，天津、上海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收回，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驻兵权”，被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

收回外国兵营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毛泽东年谱》记载，1950年1月13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

1月18日，又复电刘少奇，特地叮嘱：“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列强不愿意被扫地出门。

但新中国不再是孱弱的旧中国，中国人能够自己决定，以好酒款待朋友，以猎枪迎接豺狼。

5

永不忘怀

没有实力，奢谈和平。

这个实力，不仅仅是物质实力，更重要的是精神实力。

1842年6月1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吴淞口之战，清军占据地利，炮台极其坚固，双方装备差距，亦无后人想象之大，但是，英军一开炮，清军主帅、两江总督牛鉴吓破了胆，脱掉朝服，抱头鼠窜，守军跟着一哄而散。

时任江苏巡抚的梁章钜目睹了这一幕，后来他在《炮说》中感叹道：

英军“桅顶之飞炮”一响，“统军者惊奔，众无不溃矣……今日军中全中此病。”

此病，就是“恐洋症”。

抗美援朝，医治好了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恐洋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图为朝鲜人民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的热烈场面。

江拥辉回忆说，入朝之初，战士们对美军飞机又恨又怕，不知如何对付，后来忍无可忍，甚至用机枪向低空飞行的飞机射击，打下几架后，敌人也害怕了，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嚣张低飞，后来，志愿军自己也有空军了。

江拥辉感慨道：“对强大的敌人，只要敢于同他斗，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当下，再读抗美援朝史，怎能不为英雄的志愿军战士而自豪？

落后的武器装备、脆弱的后勤补给，却打出了一场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经典之战。

那个时代世界最强的陆军，非中国人民志愿军莫属！

这还是一支洋溢着新中国崭新气象的军队。

江拥辉写过一个细节：

志愿军让美国俘虏分批出洞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一个美军少校看到第一批出洞的有黑人士兵，立即向我方翻译提出抗议：“应该让白种人出来，这是通常规矩。”

翻译解释，对方不听，一直强调在美国白人优先。

翻译终于怒了：“这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管队，在我们这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1953年10月29日，新华社从平壤发出专电，向世界公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模范和特等功臣名单，特级英雄两位：黄继光、杨根思。曹玉海为一级英雄。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立三等功以上的官兵共有302724人。其中被授予荣誉称号（英雄、模范）和荣立特等功的共有513人。

这些名字，不应忘怀。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