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婚姻的认识，我们多以为古人年记轻轻就选择建立家庭，其实不然。宋代由于科举制度，使男女婚嫁年龄普遍晚于其他朝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宋人成婚年龄虽然偏大，但多数仍于适婚年龄范围内结婚，与现代人多已过适婚年龄的晚婚不太一样。
宋人究竟几岁成婚，要先从《周礼》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说起。由于《周礼．地官．媒氏》载：“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所载之结婚年龄显然不仅偏大，还不符合古代的实际状况。孔子对此的解释为：“夫礼言其极，亦不为过，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以往，则自昏矣”，认为《周礼》的男子30岁、女子要20岁才能嫁娶只是婚嫁年龄的上限，而非强制要求。孔子建议男子行过冠礼（成年）、女子只要满15岁，就是适合成婚的年纪。
孔子的这番解释，影响到后世。汉代普遍男女早婚，男性的初婚年龄在14至20岁，女性则是13岁至16岁。唐代则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且唐人对男女生理构造的理解为：“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因此男女皆早早成家，才利于繁衍后代。
不过这样的情形到宋代有了改变。北宋知名史家司马光（1019－1086年）在其著作《书仪．婚仪》，讨论男女的适婚年龄：
古礼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然则古人之娶，未必皆三十也。……今令文，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盖以世俗早婚之弊不可猝革，又或孤弱，无人可依，故顺人情立此制，使不丽于刑耳。若欲参古今之道，酌礼令之中，顺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则若此之说当矣。 —— 司马光，《书仪．婚仪》
司马光同意孔子对于《周礼》里男女婚嫁年龄的解释，但他认为宋代规定男15岁、女13岁即可结婚会产生问题，应参酌古今礼制，将婚龄下限提高。司马光对于婚嫁年龄的观点，为朱熹（1130－1200年）承袭，在《家礼》中，朱熹把男女的适婚年龄分别定为16到30岁与14岁至20岁之间。
知识份子带头提倡将初婚时间延后，有多大的效果呢？学者统计宋代墓志，发现宋代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8岁，比唐代女性多了3岁，且宋代还有25%的女性超过21岁才结婚。而宋代男性的平均婚龄为24岁，比唐代多了2岁，初婚年龄最大为36岁。
北宋社会延迟结婚的风气始于宋真宗朝（997－1022年），兴盛于宋徽宗在位期间（1100－1126年），到南宋时社会已普遍。为何宋人平均婚龄都那么大呢？这要从两个社会风气说起，一是当时道教与理学思想大兴，男女之防渐趋严格，民间不再像唐代时开放；第二个原因则是科举考试。
科举之风盛行，影响宋代妇女的择偶标准，她们格外看重拥有科举功名，有进士及第者为佳，如以太子少师致仕的冯京（1021－1094年），在及第后“张侍中（张尧佐，为宋仁宗温成皇后张氏之伯父）耆，依外戚，欲妻以女，使吏卒拥至其家，顷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奁且甚厚。冯固辞曰：‘老母已许王氏矣’ ”。连中三元登科的冯京，马上成为当红炸子鸡，人人都想收他做女婿。最后冯京以母亲早已帮他相中王氏为由，婉拒成为皇亲国戚的机会，最后冯京成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富弼（1004－1083年）的乘龙快婿。
人人都想当“官太太”，但能成功考上科举的男性实在非常稀少，于是宋代出现一种“榜下捉婿”的怪现象。在科举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便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称之为“捉婿”。记载北宋末年广州藩坊之事的《萍州可谈》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绑铜钱的绳子，为古代记量单位）”，不惜花大钱也要嫁个状元郎。
让女儿当上官夫人，还能增进家族利益与社会地位，因此宋人甘愿花上大笔钱财，只为求一个进士及第的女婿。但是这些想要考取进士的学子们，为专心念书，多有“不及第，不成家”的念头，导致宋代士人的初婚年龄都偏大。加上因社会商业繁荣、经济发达，而有“财婚”风俗。宋代男女婚嫁上多以聘财（如今之聘金、彩礼）、妆奁（嫁妆）之多寡作为择偶条件。宋代书法家蔡襄（1012－1067年）在担任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知州时，曾撰文批评当时结婚“唯财是取”的现象：“取妇如何？欲以传嗣，岂为财也？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赀财”，许多民众因为没钱下不起聘礼、准备不了嫁妆，而延后举行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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