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 从龙湖村到经济特区

1980年，春潮涌起。

这一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的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中国改革词典中，由此增添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新词——“经济特区”。

1980年，是中国经济特区的起步之年，也是汕头这座城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汕头，由此肩负起“试验田”的新使命。

从1.6平方公里的荒滩沙丘起步，汕头经济特区用40年的时间，历经几代特区人的不懈努力，崛起成为一座焕发着勃勃生机的现代化新城，奏响改革开放伟大征程中的汕头篇章。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如今，站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可以发现：1980年的这个重大决策，改变了汕头，让这座百载商埠、著名侨乡焕发新的强大生机，让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深入人心。这份宝贵的财富，始终伴随着汕头经济特区的成长和发展。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特区再出发的强劲原动力。

●南方日报见习记者 杨可

点燃希望

“汕头要迎来一次重生”

时针拨回1978年12月。彼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当时经济落后、生活艰难。就拿汕头来说,《中国经济特区发展（1978-2018）》（社科文献出版社“改革开放研究丛书”之一，陶一桃、鲁志国著——编者注）一书在介绍汕头时就提到，虽然当时的汕头是潮汕地区甚至是整个粤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国家对汕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供水、供电、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极少投资，一些骨干企业还被搬迁到内地，致使汕头在当时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此外，由于一批被举家迁移的居民和上山下乡的青年回城，一时间待业的人口猛增。当时许多人没事可干，生活无着落、居住无房屋，只好在街道两旁搭起简易竹棚作为临时栖所……

汕头亟须打破现状、寻觅新路！

根据南方日报报道，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这一重大决策，为汕头点燃了希望之光。潮汕文化历史研究丛书《艰辛的崛起——汕头特区创业十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以下简称《艰辛的崛起》——编者注）一书提到，1979年12月12日，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建议用“经济特区”的名称；1980年4月，国务院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命运改变，迎来重生。汕头，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此，《中国经济特区发展（1978-2018）》如此评价：“放眼整个汕头的发展史，决定汕头城市命运又一关键时刻到来了……跻身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汕头马上就要迎来一次重生。”

三探选址

龙湖村西北侧成特区发祥地

特区建在哪里？

《艰辛的崛起》一书讲到了这一段历史：中央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后，汕头市城市建设局提出意见，可在市南郊广澳或者市东郊珠池两地选择特区区址。

为落实选址和规划工作，当年1月22日，汕头市委、汕头市革委会从城建局、建工局、郊区抽调6名工程技术业务干部，组成“汕头经济特区筹备工作组”，着手进行特区选址、规划工作。这批同志，就是筹建特区的最早“开荒牛”。

“当时，他们顶着严寒酷暑，踏遍达濠半岛和珠池肚沿海的沙丘荒原，对着两个片区的土地权属、地质、人口、经济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如三通一平——水通、电通、路通和平整土地做出投资概算。”

已故汕头市城建局退休干部王瑞忠，正是当时这批“开荒牛”的其中之一。从1980年起直到退休，他亲历了汕头经济特区的选址、地质资料收集以及一砖一瓦的建设，这一干就是18年。期间，他用相机记录了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并编著成《鮀城旧影》一书，书中还收录了他曾发表于当地报刊的一些文章。

《汕头经济特区建设先行兵》一文，就写到了参加选址工作的感受：“当年参加特区筹备工作是辛苦的。汕头特区原先有关部门建议选址于东郊珠池塭地方，距市区六七公里，工作组同志每天骑单车到珠池各处进行人口、土地调查，紧接着又组织水文、地址勘探工作，为了尽快做出选址和规划方案上报，1980年春节我们没能休假，坚持与钻探队工人一起战斗在珠池田头，并昼夜加班绘图和编写资料，确保了春节后及时把方案报送省审核。”

一篇报道王瑞忠“忆当年”的文章《荒滩创业历尽艰辛》还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大年初一，地质钻探工人还坚持一线施工。正月初一一早，筹备组组长交代王瑞忠到珠池肚施工现场慰问工人，王瑞忠骑着旧单车，沿着崎岖不平的海堤到现场后，看到工人们忙于施工，主动帮助他们做饭，在工地就餐……”

经过调查、勘察，筹备组提出把特区区址改在市东郊龙湖村西北侧的一个沙丘地带。根据《艰辛的崛起》一书描述，这里地势较高，平均达珠江标高3米，地质也好，地面以下6米深都是沙层土。所在区域的西南面有一条宽约20米的大水沟，东面有一条国防公路可为界线，与汕头市区、港口、机场距离不远，近期解决水、电供应比较容易，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可以依托汕头市老区，在这里建设特区可以达到投资省、上马快、收效快的目的。

这个意见提出后，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1980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来到汕头，同时任汕头地委、市委负责同志刘俊杰、程春耕、林衡等一起研究汕头经济特区选址问题，决定在汕头市区东郊龙湖村西北侧设置汕头经济特区，面积1.6平方公里。

彼时，龙湖村正式建村已70年，离汕头市区虽仅有3公里，但仍是荒沙一片，无水、无电、无路，村民吃红薯、住草寮、艰难度日。但当汕头经济特区将在龙湖村建区的消息传来，“龙湖村民说不上是喜是忧，更多的是忐忑不安。”

《艰辛的崛起》讲到了一个故事：当时，汕头经济特区管委会第一任主任刘峰对龙湖村民说：“你们把土地让给国家，今后建了特区，开工厂、办公司，你们会发财的。”龙湖村的干部和村民听后却哈哈大笑：“刘主任，你在讲笑话吧！哪有此事？”

尽管如此，建立特区初期的征地工作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这是由于龙湖村的沙土壤土质极差，不能种粮又缺水，稻谷收成不好；虽说面对大海可以捕捞，但村民很穷，没有什么渔业工具，全靠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收成也有限。“建特区，雇用农民挑土平地，有工可做，每天挣个5元、7元，大家已很满意。再说征购土地每亩解决2个劳力，可以安排到集体工厂做工，当时算是一项美差。”

破土建设

荒滩上崛起一座新城

不只是龙湖村民，一大批最初的特区建设者，出现在了特区第一期进行开发的0.2平方公里土地上。1981年冬天，“三通一平”工程在这里启动。一曲锄头、扁担的交响曲，也在这里奏响。

“四个一片”分期开发，正是当时汕头特区的建设模式。《汕头经济特区十年（1981-199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一书介绍，汕头特区一起步建设，就碰到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紧缺且筹措有困难等问题。客观条件制约决定了汕头特区的基本建设不能铺摊子和争速度，而必须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建设模式，量力而行地执行“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投产一片、获益一片”的方针，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分期分片开发建设。

“一大群人赤着脚，淌过那条水深没膝、20米宽的龙湖沟，爬上这一片荒芜的沙丘。举目四顾，西北风卷起阵阵细沙扑面而来，没有人家，不见房舍，更谈不上水源和照明，一株株仙人掌伴着野草随风摇曳。第一代特区人就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向大自然开战。”《艰辛的崛起》这样写道。

刘峰所著一书《回顾与反思》（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第2版），则是这样描述：没有推土机的震耳轰鸣声，也没有来回穿梭的自卸车，甚至连手推车也很少见到，有的是手拿锄头、肩挑畚箕的人，完完全全是“土法上马”。当这样画面的照片在香港的多家报纸刊登后，有的人看了大跌眼镜：“特区建设就这样干？”为此，刘峰回应：“我们当时的汕头市有的是大批失业的劳动大军，由他们来干，不是很快地就把荒沙丘铲平了吗？”

刘峰回忆，从特区0.2平方公里土地工程动工之日起，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尽量节约开支、减少支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平整土地时，大家就想出一个妙法，用一块块一尺见方的石板，在荒沙埔上铺出一条便道，专门给运输车和搬沙运土的民工行走，这片土地平整完或某一工程竣工以后，又将这些石板搬到另一片待开发的沙地上，反复使用，以节省资金。当时就有人感叹：特区人“在石板上也要榨出油来”！

刘峰还写道：“工地一动工，同志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机关作息时间表宣告失效，但谁都没有斤斤计较，更谈不上有什么加班费之类，连止渴、提神的茶叶，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从没有向财务部门报销。”

一篇报道王瑞忠“忆当年”的文章《荒滩创业历尽艰辛》也提到，1982年7月（特区管委会）搬到原郊区农科所（现金谷园）办公后，在门口搭了一个大竹棚，既当食堂，又作会场，中午无法回家休息，三十几号人，就每人领一张席子，有的搬了个折叠铁床，权当休息室。

就这样，在艰苦卓绝的环境和条件下，汕头经济特区的“开荒牛”们肩挑背扛，愣是把特区第一期计划开发的0.2平方公里土地和第二期的0.24平方公里土地“啃”了下来，完成了通水、通电、通路、通信、通燃气和平整土地“五通一平”的任务。

而从那时开始，先行先试、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特区精神，就已深深根植在这片热土，生根发芽。

凝心聚力

华侨及港澳同胞深情支持

其实，在汕头经济特区建立前后，还有一股力量深情支持着特区的创办。这就是来自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力量。

根据《艰辛的崛起》一书分析，兴办特区，意味着要与外部世界大交通。这种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的沟通、合作、接轨，从而繁荣家乡、强盛中国的做法，也是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一向所期望的。因此，试办出口加工区（即经济特区前身——编者注）的构想稍一披露，立即得到了他们的由衷的拥护和热忱的支持。

其中，爱国侨领庄世平先生和新加坡实业家罗新权先生，对此倾注了一腔热血。书中写道，凡试办特区有关问题，一经请教，庄世平先生无不尽其所知循循善诱，或帮助联系，寻找资料，并以年迈孱弱之躯，不辞辛苦往来奔波。他与罗先生所提供的有关世界经济动向和经济特区的资料，难以计数。“与此同时，庄先生还于1980年与香港汤秉达、翁锦通、许耀兴等先生筹集巨资，在港筹建汕华有限公司，为汕头特区的筹备和建设而尽力。”

特区创办酝酿时期，地点初定在汕头，就请罗新权先生搞成片开发。1979年，他到汕头考察，花了很多精力勘察地形，研究制订出汕头市投资开发的计划。“后来虽然由于多种原因，他的宏大计划未能实施，但对汕头兴办特区却大有启发。”《艰辛的崛起》这样写道，“没有海外潮籍华人的关注、帮助和支持，汕头特区的起步建设是难以顺利开展的。”正因如此，侨乡优势也成了汕头创办特区的优势条件，弥补了地理不足、基础落后的短板。

事实上，从特区建立至今的40年间，汕头经济特区的发展始终得到无数海外潮籍华人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正如南方日报报道《潮涌汕头：从龙湖荒地到华侨试验区》所说：他们的赤子心，是汕头特区建设温暖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