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科举考试中的四种奇葩作弊方式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登科后》

这是唐代诗人孟郊在贞元二年获得进士及第时所作的七言诗，表达了考取功名之后的极度欢快之情。

自从隋朝开设科举考试制度之后，科举名利效应逐渐显现，多少文人骚客终身皓首穷经，殚精竭虑，通过科举来实现自己走上人生巅峰的梦想。有人呕心沥血，也有人不惜一切代价作弊取巧。

虽然科举制度不断完善，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天衣无缝，历代统治者针对作弊也采取了残酷的惩治，但科举作弊的陋习并不能从根本上革除，因此，作弊之风伴随科举考试的始终。

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古代文人在科考的时候是如何作弊的？

这篇文章就和大家一起揭秘科举考试中的各种奇葩作弊方式。

科举考试当中，挟带是最常见的作弊方法。

挟带就是考生自己携带必要的书籍或文章，以便考试时查看。这种作弊方式私密性较强，几乎不用成本，所以被广泛使用。

唐代的考试(主要是省试)虽已有了入场时搜检衣服的管理方式，但还是准许带诗韵之类的工具书入场(到穆宗年间才不准带诗韵入场)。同时荐举制度还有一定程度的残留，很多考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寻求达官的赏识和帮助上，一旦找到了权势大的荐举者，即使手不把笔，照样可以高中。所以，唐代的挟带现象不太严重。

作弊挟带的衣服

到了明清，随着科举考试的逐步完善，寻求达官举荐的风气逐渐减弱，挟带现象越来越严重，这迫使检查越来越严格。

由于衣帽是最常用的挟带工具，因而规定考生衣物包括皮袄、毡毯等均不得用夹层，穿皮袄者必须去掉面子、穿呢衣服必须去掉里子。

乾隆九年(1744)的顺天乡试，乾隆皇帝决定进行突击搜查，他诏令搜检人员每搜出一名作弊考生就奖赏一两银子，结果北埔考场搜出四十多名挟带考生，当场戴上重枷示众，以至示众者排成了一大片。看到这般情景，后边考生中不但挟带者立即掉头溜走，连未曾挟带者也不敢进场，最后导致进场者寥寥无几，考试根本无法进行。不得已乾隆皇帝只好下令，让考生全部进场考试。

但考生们都如惊弓之鸟，根本无法安心考试，头一场就有二千多人交了白卷，第二、三场又有一千多人放弃考试，其他文不对题的、文章没有做完的又有好多人。这次突击检查，反映了有不少士子甘愿冒着严刑竣罚而作弊以求得一官半职的心态。

当然，不论多么严厉的检查，都不是无懈可击的。

有人事先收买了守门的搜查者，特地在人少的时候进场，搜查者往往空城一声"已查"就放行了。也有的人明明有挟带，却故意装出坦坦然等巡査的样子，守门者反而就不按规定査了，另外，由于参加考试的人数很多，有时达上万人，一个一个地搜查也是一件很苦差事。在取消了对搜查携带的奖励以后，士兵们对搜查也就马虎了，往往是对最先入场的查一查，后面就不查了。

枪替

枪替，即代考，请有才华的人代作考卷，一般是有钱无才的人采取的行为。枪替随科举考试应运而生，也是一种经常采用的作弊方式。

唐代科场纪律较为松弛，枪替非常活跃。

晚唐诗人温庭筠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枪替高手，其绰号"温八叉"就是由科场考试而来。

据说他进科场从不打草稿，叉八次手就能写成一篇八韵律赋。

据《唐摭言》卷十三记载，大中十二年(858)，以枪替闻名的温庭筠受在在场在场官员的特殊待遇，把他的座位安排在对着考官幕帐的地方，置于考官视线之下。考试中，温庭筠埋头疾书，早早地就交卷退场。考官暗暗得意，以为万无一失。事实明查明查明，温庭筠竟然在这次考试中帮助了八个人。

宋明时期，科场渐严，枪替一旦被发现，处罚很重，不仅除去科名，而且谪戍边地。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查出查出查出查出一桩枪替案，目不识丁的沈同和被录为第一名。

公布之后，士人议论纷纷，后来事情闹得越来越大，考官一看大有纸包不住火之势，于是主动向皇帝表示查检不力，被沈同和挟带。神宗令礼部对录取的考生进行复试，结果沈同和居然连题目也看不懂，交了白卷。原来他的卷子是同乡赵鸣阳代做的。最终，神宗降旨削去沈同和会元之名，发配充军。赵鸣阳也被革去举人资格，发配充役。

清代对枪替和雇用枪手者的处罚更严，一般是先戴枷在考场门外示众三个月，然后谪戍边荒之地，甚至有被处死的危险。

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广西乡试，土州土司之子岑照买通了永安州知州叶道和，让举人曹文藻顶替岑照应试，结果岑照乡试位居第一名。后来事情败露，岑照和知州叶道和都被处死。

做枪手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旦被查出同样也会受到重处。道光二年，旗人富泰雇了佛佑做枪手，结果被监试御史舒英查出，虽然这两人都是旗人，仍被号枷三个月，枷满之后又受了鞭责，然后交给他们所属的旗领回管束。

而今时代进步了，枪手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手段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现在，利用无线电雇人在场外指导也时常出现。

关节

关节，宽泛地说是指科举考试中，士人与主考官进行的一些幕后交易。

此风始于荐举制。唐宪宗元和年间，苏景文、张元夫和杨汝士、虞卿、汉公这杨氏三兄弟，上干宰相，下通考官，应试者一经他们推荐，就多半可以及第，被他们指责，就难免落第。

至两宋时期，科举考试实行誊录、糊名等制度，以防止考官辨认考生的笔迹而作弊。

于是，考官与考生开始通过卷面上特定的字眼来进行作弊。考官入场后，留心要关照的人，凭手头字条上的关节暗号录取。据载，北宋真宗时，朝廷刚刚制定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措施，就有关节之弊在科场上产生了。

当时，翰林学士杨亿，声名很高。在省试开考前夕，他特地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应邀前来聚会的考生席间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有的称颂杨学士诗名著天下，有的则直接请求杨亿给予"指导"。听到这些，杨亿勃然变色，口中边说"丕休哉"，边甩袖而去。

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在场的同乡举子们，死脑筋的以为碰了钉子，聪明点的则听出话中有话。果然，数日后杨亿出任知贡举，几位卷子中用了"丕休哉"的，都被录取了。

当然，在科场关节作弊中，也有些动机是惜才，却弄巧成拙的事。

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会试，状元出身的光绪帝老师翁同龢出任主考官。参加此次会试的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的张謇。

会试前，张謇与好友刘可毅一起去拜访江苏老乡翁同龢。作为考官的翁同龢一直很赏识张謇的才气，也很为他此前礼闱落榜而遗憾。

见面之后，先是一阵寒暄，接着翁同龢便反复叮嘱“今日时势，宜统筹全局”。

正直的张謇只以为翁同解是在议论时局，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暗示，而旁边的刘可毅却默记在心上了。第一场考试，刘可毅就将“统筹全局”四字嵌入八股文稿的破题之中。

翁同龢看到这份卷子时，以为必是张謇的，没有细阅全卷，就在上面批了“为国家得人庆”六字，定为这场的第一名。等到拆封才发现该卷不是张謇的，而是刘可毅的。翁同龢对刘可毅不甚了解，所以十分沮丧。经过打听方知，刘可毅也是江南名士，心里才稍安些。

第二场考试，翁同龢发现一份卷子中有“策马三韩，雪花如掌”之句，因为张謇曾随清军去过高丽,翁同龢遂认定此卷必是张謇的，取为第一。待拆开封号一看，还是刘可毅，张謇会试又没通过。

科举考试虽然比较客观，也难免遗落真才。尤其是关节一开,鱼目混杂，最终更是弊大于利。虽然朝廷一经查出通关节者，惩罚残酷，重者处以死刑，轻者或黜降，或免职，但因为科举诱惑极大，通关节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来越严重。

冒籍

冒籍，即假冒籍贯，参加科举考试。

隋唐时期虽然已经实行各地定额报考制度，不过因为有“有其才者，不限其数”的变通办法，实际上还是自由竞争，基本不存在冒籍现象。

宋代开始出现冒籍现象，尤其是东南地区的士子经常移籍到容易考取的河北等地参加科考。

在宋真宗时，有一个叫周总的人，在原籍没有考取解试，由于他认识谯州的长官，因此寄应谯州，认该州役人周吉为父，终于发解登第。不过，由于宋代在省试中仍未实行分区定额制度，因此冒籍现象并不普遍。

明太祖开始了南北分卷取人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士人通过冒籍来增加自己中举的机会，冒籍的现象开始普遍化。为了保证南北分卷制度的实施，明代对冒籍处罚很重。明景泰四年顺天乡试，查处乡试取中举人尹诚、王谐、陈益、龚汇、王显、李随、李森等皆为冒籍应考者，代宗令执送刑部问罪。天顺六年，政府进一步加强防范冒籍的措施，并严申，若访出冒籍者严行拿问革黜。

到了清代，统治者为了统合南北差异，以均衡各地的科名数额来达到政治势力的合理分配、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对乡、会试中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冒籍现象更为猖獗。

康熙时期，福建文风日盛，沿海各府州县童试竞争激烈，而台湾新设府学录取生员名额比较多，容易考取，因此许多福建士子移民台湾，争取在台湾府县应试进学。康熙九年浙江巡抚范承谟称：浙江台州、温州、处州等地，多有杭州等地士子冒籍入学，致使本地儒童取中者只占十分之一二。

为了有力地禁止冒籍现象，清政府甚至推出了审音制度，即在童生进入考场前，通过核对口音判断考生是否为本州县人。乾隆年间，京师顺天府的大兴、宛平二县甚至专设审音御史，主持考场外的审音。从康熙前期一直到清末，大兴、宛平的审音制度一直在推行。这一制度的实施的过程中，的确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冒籍问题。

冒籍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制度规定所限，使一些读书人入仕做官的愿望一下子难以达到，因此想方设法去钻营。如在文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士子为了减少竟争，增加中仕机会，想方设法到录取率较高的边远地区充籍参加考试。还有一些人因为身家不清或品行不端等因素，远赴他乡冒籍考试，这样既可以避开熟人的监视，又隐瞒了其不合格的报名条件，达到自己科考入仕的目的。

如今出现的“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与科举时代的冒籍现象十分相似，一些边远省区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教育水平相对滞后，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高招政策，目的在于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在全国的配置。但部分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及录取率的高低，通过转学或迁移户口等办法到高考分数线相对较低、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应考，导致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高考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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