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之下的皇权，看西汉皇家陵墓的发展

中国是敬畏生死的国度，对于灵魂栖居的黄泉世界尤为重视。很多达官显宦不惜斥巨资修建坟茔，以求得身故之后的安宁。皇帝作为中国帝制社会的顶点，自然也会享有最高等级的陵寝。从地宫开始，坟茔，封土，神道，华表每一个细节都备受重视。西汉是继秦代之后的第二个大帝国，也是我们目前能够清楚探知的最早的皇帝陵寝。从汉代陵寝看来，秉持着“事死如事生”信念的西汉皇帝也在着力经营着自己的身后世界。从帝陵的选址到周围的地理设置，甚至陵墓内部的构造陈设都灌注了皇帝的意志。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西汉的帝陵

西汉时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汉承秦制，虽然刘邦出身草莽，但是也很注重陵墓的建设。作为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驾崩后的陵墓安排也成为了后世效法的范例。刘邦和吕后死后共葬于长安城外的长陵。据《史记集解》记载：“长陵山东西广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长安城三十五里。”刘邦在称帝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建设长陵，各种设置都是仿照长安宫城建造。据如今的考古现场记录“长陵由黄土夯筑而成，覆斗形，至今仍高达33米。根据测量，墓冢的底部东西宽153米，南北长135米；墓冢顶部东西宽55米，南北长35米，与史籍记载相近。”这样的墓葬结构也是汉代帝王墓葬的基本模板，后世的帝王陵墓也大多是用黄土夯筑，呈“斗”型结构。寝殿、便殿、陵庙都极为奢华考究，并且在非特殊情况下入葬时还有大量的珍宝陪葬。据《汉旧仪》记载：

“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六车六马，皆藏之。四方外涉，东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驽，设伏火。入梓棺时，皆珠襦玉匣，连以金缕。”

不过这些珍贵的陪葬宝物却并没有给墓主人带来死后的安息。汉高祖的陵墓以及历代西汉帝陵在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就被起义军盗掘。《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

“后二十余日，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过祠南郊，车甲兵马最为猛盛，众号百万。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乃自南山转掠城邑，与更始将军严春战于郿，破春，杀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体，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从中可见，帝陵之中陪葬宝物的习惯从刘邦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只是不过二百年，刘邦的坟墓就被盗掘，真是令人感慨。

刘邦的长陵虽然不是规模最庞大的墓葬，但却是陪葬人数最多的帝王陵寝。众多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死后基本上全部都在长陵陪葬。这可能与楚文化当中“尚巫”的风俗有关，神秘力量也是刘邦起家时期曾经高举的旗号。萧何、曹参、周勃、周亚夫、王陵、纪信等人都陪葬于刘邦的长陵两侧。特别是纪信，虽然死于汉高祖统一全国之前，但是对于刘邦有救命之恩，所以这应该是汉高祖特意为纪信树立的衣冠冢。

汉高祖之后的历代西汉皇帝，惠帝葬于安陵，文帝葬于霸陵，景帝葬于阳陵，武帝葬于茂陵，昭帝葬于平陵，宣帝葬于杜陵，元帝葬于渭陵，成帝葬于延陵，哀帝葬于义陵，平帝葬于康陵。西汉的皇帝陵寝基本上都与汉高祖的长陵形制相同。但是规模大小不一，汉武帝的茂陵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这也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人性格有关。而汉文帝的霸陵则是最为简陋的皇帝陵墓，完全按照汉文帝“薄葬”的遗愿设计。据《汉书》记载：“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而且汉文帝的陵墓距离汉高祖、惠帝的陵墓也很远。西汉十一位皇帝中，有九位皇帝的陵墓都位于渭河北岸的咸阳塬，只有汉文帝的霸陵和汉宣帝的杜陵位于渭河以南西安市东郊的白鹿原北端及南郊的少陵塬上。这应该是因为汉文帝属于外藩入继，也许当时的汉文帝认为不应该与父皇和皇兄的陵园比肩为邻，所以特意将陵墓设置在渭河南岸。汉宣帝也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步汉文帝后尘，将自己的陵墓与前代皇帝陵墓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特殊的汉代陵县与徙陵制度

西汉时期的皇帝陵寝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皇陵周围都会设置新的县城负责守护皇陵，并且要负责皇陵的日常祭祀，这就是西汉时期的“陵县”制度。从汉高祖开始，就在自己的长陵附近设置了长陵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而负责管理当地的官员也不受国家的地方长官节制。西汉时期的陵县基本都位于汉代三辅境内，三辅的地方长官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是西汉时期等级最高的三位地方大员。但是，陵县却不归他们管理，而是由中央专管礼仪的“太常”管理。

太常是诸卿之一，位高权重，是西汉的中央政府高层领导。陵县的赋税收入和日常开销全部由太常负责管理，太常也因此成为了实际上的诸卿之首，掌握礼仪、财政、地方行政三重权柄。不仅如此，陵县的县令品级也远远高于普通县令。在西汉的数百个县级单位中，县令按照地域大小、人口多少而有品级上的差异。小的县令位居六百石，大的县令可官居千石。而汉惠帝登基后即命“秩长陵令二千石”。在西汉的政坛中，一郡之长的太守就是二千石的品级，二千石也是汉代高级官员的门槛。二千石之上的“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一般只有九卿才能够获得。而长陵县令仅仅一县之长，管理不过十余万人，就可以得享高位，可见西汉对于陵县的重视。之后的陵县也基本上仿照长陵模式进行管理。人口数量最多的是茂陵县，拥有“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

汉代陵县的人口也并非是由当地原有的村落组成，而是由其他的地方迁徙而来，这也被称为汉代的“徙陵”政策。最初的时候，汉高祖打算设置陵县，但是刚刚经历过楚汉战争的洗礼。渭水两岸的百姓并不多，不能满足陵县的需要。而此时的齐鲁地区和江南地区由于并非是刘邦的原有属地，人心浮动比较强烈。所以，刘邦为了缓解当地的管理压力。就将这些地区的大族和首脑人物的家族全部徙居到长安附近，充作陵县百姓人口。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陵墓需要人看护打理。另一方面也是要让他们远离世代耕耘，威望深厚的故土，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之中。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失去了资本和社会基础，很难再有所作为。汉高祖时期就曾经“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后世不断沿袭汉高祖的徙陵政策，也正是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函谷关以东的地方开始得到了稳定。不过，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到了陵县之后，仍有一些人为非作歹，成为了恶少年，为祸一方。后世诗文中的“五陵少年”就指的是这些人及其后代。

汉代的徙陵政策终结于汉元帝时期，汉元帝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多的皇帝，一向以仁德作为自己的执政策略。徙陵政策虽然能够很好地稳定关东地区，但是也的确造成了骨肉离散，百姓流离的情况。因此，在他执政的永光年间便废止了徙陵政策。他还特意下诏：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从此之后，徙陵政策被废止。在他之后的西汉帝陵规模也开始不断缩小，没有了西汉初年的盛况。

综上所述，西汉十一位皇帝都在首都长安附近为自己修建了皇家园陵。从汉高祖的长陵开始，皇陵修建有了基本范例。汉武帝时期的茂陵规模达到了最高峰，盛况空前。为了守护自己的陵墓，西汉皇帝还创设了“陵县”制度，建造新的县城来负责祭祀和护卫工作。陵县不归地方管理，而归属中央的太常负责。为了稳定关东地区的地方势力，汉高祖时期便开始从关东地区迁徙豪强大户来到陵县居住，被称为“徙陵政策”，直到汉元帝时期才被终止。在这样的多重政策保障下，汉代君主实现了黄土之下的皇权延续，并影响了之后几千年的皇家陵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