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辛亥革命后女子服装的百花齐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湖北、湖南、江苏、上海、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宣告中国2133年的帝制历史至此终结。自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之前，中国处于“中华民国”时代。

　　这一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影响不仅是政权更迭，还深深触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辛亥革命废除帝制之后，实施了剪辫发、除陋习、易服饰的政策，民国政府颁布的法令规定“政府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穿同样的制服”，从而废除了“名分，辨等威”的传统服制。如果说在两千年帝制时代，女性在着装方面最大的敌人是服制，服制规定了什么身份等级的人应当穿什么材质、什么颜色的衣服，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女性着装最大的挑战就变成了时尚。

　　民国学生装

　　服装一下子有了太多的可能性，反倒让人无所适从。1912年3月20日的《申报》载文道，时人着装“中国人外国装”，“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平民穿官服，官僚穿民服，总之没有了上下规矩，一时间乱作一团，包括号称是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在内，几乎全部中国女性都在寻找既能适合自己的身份，又能彰显中国文化的服装样式。

　　1911年辛亥革命后，作为清代文化的遗留物，旗装在民间受到冷落。汉族人自然是不会再以穿着旗装为荣，而旗女们也一下子收敛很多。但是，由于很快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所以在新旧交替之际，整体的社会风气表现出了对服饰比较强的宽容性，旗装在民国并没有被立即废除、禁止，只是退守到了满族贵族家庭的内部，在社会上不再是着装演进的主流。

　　受到整体社会风潮的影响，曾经是中国贵族女性主流服饰的旗装也摆脱了以奢为美、以繁为贵的审美束缚，变得更加主张简约、自然。从这一时期清逊帝溥仪的“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全身像照片可以看到，婉容身穿的旗装整体轮廓仍然延续着清末的宽身造型，但样式已经较晚清时期大为简化，颜色素了，袖子窄了，那些繁缛的镶花边几乎都看不到了。而且，满族贵族女性的标志性装束——旗头“大拉翅”和旗鞋“花盆底”也不见了。

　　郭布罗婉容的全身像

　　同时在民间，民国成立之后仍然有部分旗女穿着旗装，式样与清末并无太大变化，只是也将旗头“大拉翅”省略掉了，只将头发在头顶绾成一个髻，簪插少许珠钗和绢花，仿佛又回到了入关以前的简朴的满族发髻。脱离了朝廷服制的种种规定和管束，也不用承载各种政治意义，旗装又变回了单纯的满族女性传统服装的样子。

　　清末鸦片战争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其中广州是老牌的对外贸易港口，厦门、福州、宁波三地因为地理位置的限制商贸并不发达，只有新开的上海，地处江浙富庶地区，扼守长江口，既接近大宗出口商品丝绸、茶叶的产地，又是中国国内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在开放通商以后，原本在广州的英美商人、买办纷纷转往上海开设洋行。张焘《津门杂记》说：“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之先，类多效泰西所为。”但上海开埠后，至1853年，就已经超越了广州，成为了远东国际贸易与时尚的中心，“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新裁”，北京、南京等地“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于上海样式”（胡扑安《中华全国风俗志》）

　　面对纷至沓来的“洋人”，上海经历了“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的心理反应过程，西方的时装如同他们的技术一样，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有了很大的市场。据记载，当年西方商船抵达上海后，“至于衣服，则来自舶来，一箱甫起，经人知道，遂争相购制，未及三日，俨然衣之出矣”（姜水居士《海上风俗大观》）。辛亥革命之后，服制暂缺，中国女性的服饰受到了西方影响，在面料、形式、色彩、图案等方面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民国上海滩

　　在上海等通商开放城市，女性的服装除了使用本土的传统面料之外，像天鹅绒、印花布、羽纱、机织花边等进口的服饰材料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极大的丰富了面料的选择。而且由机器制造的洋绸、洋缎、洋锦等价格比国产丝绸低廉，它们充斥中国市场以后，连带着使得女性对服装的态度也变得更加随性、因为制作一身衣服不用再花费巨资，不用将精工细作的衣衫传承给后辈，“做一件，传三代”的观念日渐行之不通。

　　在色彩方面，清代女性服饰的颜色以红绿两色为时尚，辛亥革命后，妇女多倾向于选择鸢（茶褐）、紫、灰青等素雅的颜色。裙子方面亦是。清代的裙制自黑红两色，“今则以衣裙同色为美，似有欧风”（李寓一《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南北各大都会之装饰》）。不仅如此，镶边甚至鞋、帽的颜色也开始讲究与衣服本色的统一与协调，不再一味以饱和度高、对比强烈的色彩为美。

　　至于服饰式样，“衣式于民元及三四年间，极尚瘦小，腰身臂膀以毫无褶纹为美”（权柏华《近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男女服饰的变迁》）。为了展示身材曲线，便服流行束身、窄袖，这种对“合身”的追求，也来自于西洋服饰风格的影响。同时服装的式样也在简化，晚晴时那些一味繁复的镶滚花边、层层套袖都不再得见。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没有所谓“男女平等”观念的。实际上到18世纪末以前，欧美国家也是同样没有“女权”观念的、甚至在17世纪提出现代“人权”概念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权也还没有被包括在人权概念之中。直到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女权宣言》，才标志着女性为自身谋求与男性同等权力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开端。这种诉求在19世纪逐渐演变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并在19世纪末形成了第一次浪潮，要求给予女性公民权、政治权利，强调女性与男性在智力和能力上都是没有差别的。

　　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就接触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潮，所以比较而言，中国社会在现代妇女解放、性别平权的道路上起步并不算晚。先是维新派梁启超提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女不学始……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在梁启超的协助下，中国第一所女学堂于1897年创办，从此女学逐渐兴盛。

　　梁启超

　　清末民初，不仅在国内各地开办了女学堂，而且在1874年至1895年间自费赴美留学的四十五名中国学生中，至少有三名是女性。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曾于1901年只身前往印度看望父亲，并自称为“第一个到过唐僧西天取经之地的中国女性”。康同璧1903年赴美留学，《纽约邮报》曾引述过她的一段话：“等我念完书，我将回国唤醒祖国的妇女，我特别关心妇女参政权，望能唤起中国妇女实现其权利。”后来对中国影响甚远的“宋氏三姐妹”，也分别在1904年至1917年间赴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学习。

　　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国女性的解放不仅体现在以知识武装头脑上，也体现在以男式长衫武装身体上。长衫最初是广东一带对男子长袍的称呼，辛亥革命前夕，许多积极参与革命团体的青年女性都喜爱像男子一样穿长衫。

　　周亚卫在《光复会见闻杂忆》中回忆1907年秋瑾的装束：“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胡绸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年轻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实有女子为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力而穿男子之长衫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秋瑾

　　1920年《民国日报》刊登文章《女子长衫的好处》，列举出了四大特点：便利（上下只需一件）、卫生（冬暖夏凉）、美观（比上衣下裙好看）、省钱（节省布料）。北京的报纸也说：“现在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将来的男女装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这种男性化的长袍腰身宽松，身长至脚踝，袖长至手腕，因为实在近似男装，当时也只有“时髦”的女性勇于尝试。况且女穿男袍的风气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受到的批评也不少，到北伐胜利后，穿男子长衫的女性就比较少见了。

　　直到现在，英语中还有将旗袍译为“Cheongsam”的，即广东话“长衫”的音译，也算是民国初年女子穿长衫风潮遗留的印记。

　　受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民国初年在中国女性的身体、服装上，还发生了两种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民国后颁布了《放足令》，汉族女性“三寸金莲”的时代宣告终结。女子放足以后，不仅有了出行、运动的基础，也有了穿丝袜、高跟鞋，将脚光明正大露出来的可能。二是政府倡导“天乳运动”，反对传统女性的束胸，提倡使用西式的胸罩。

　　早先徐柯在《莼飞馆词序》即云：“今之少妇，有紧身马甲，严扣其胸，逼乳不耸，妨发育，碍呼吸，其甚弊于西妇之束腰。”天乳所反对的，就是严束严压的内衣，即所谓小马甲。倡导“天乳运动”，既避免了束胸对女性身体的伤害，也使自由生长的胸部能够适应挺胸、束腰、提臀的西方女性审美，将身体的曲线美显露出来，为民国风格旗袍的流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