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漂泊欧洲写完三部长篇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对世界各地的读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所写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几乎无人不知。托尔斯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苏珊桑塔格都曾对他表达感激和敬佩。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的高度展示了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而被誉为“二十世纪的黑格尔”的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更是声称自己“总是把人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和与之精神相异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权威研究者约瑟夫·弗兰克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在2014年推出中文版后，陆续推出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近日，第四卷中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也与读者见面了。

从1865年到1871年，短短六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连创作了《罪与罚》《赌徒》《白痴》《永远的丈夫》《群魔》等不朽的作品，本卷对于这五部作品都作了专章论述，因而本卷的篇幅也大有扩展，远超此前三卷。其中最有名的《罪与罚》一书的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形象向来颇有争议。弗兰克认为，《罪与罚》的由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在他看来，这部巨著和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艰难岁月的延伸。

而本书的末尾，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欧洲流亡归来，当时他正在进行《群魔》的创作。这部小说一开始是被当作“小册子小说”来写的，但是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斯塔夫罗金这个角色与其他人物的关系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悲剧网。

今天夜读，进入名著《罪与罚》背后的创作故事。

《罪与罚》的由来

不难确定《罪与罚》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那些年的经历之间存在着类似这样的联系；不过，还有更多隐蔽的联系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没有引起由一些热衷于寻根问底的人所组成的潜心研究这种联系的群体的注意。据我所知，没有人注意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后的心理状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在农民杀人犯身上的情况之间的相似之处。这种农民、家奴、士兵或工人，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突然，在某个时刻，“他心中的什么情绪似乎爆发了；他不再忍耐，用刀捅死了他的仇人和压迫他的人”。这种事情虽然是“犯罪但［仍］可以理解”；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同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以前与人相安无事，现在开始不问青红皂白地杀起人来，“为了消遣，为了一句无礼的话，为了凑一个整数，或者只是‘给我让路，别挡我的道儿，我来了！’人好像喝醉了似的，处于癫狂状态。一旦跨过不可逾越的界线，他似乎就开始得意地认为，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只要癫狂状态一过，这些罪犯就会冷静下来，然后立即恢复他们原来温顺的本性。

西伯利亚的河流和森林

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许多情况都是这种模式，只不过改用别的语言表述以更加符合他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陷入“癫狂状态”的与其说是谋杀本身，不如说是“跨过不可逾越的界线”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让他“得意地认为，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实施了谋杀——他还杀了两个人而不是像原计划那样只杀一个，本来沉默寡言、腼腆谦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令人意外地对所有那些他认为怀疑他的人表现出某种带有挑衅性的愤怒和敌意，甚至对前来帮助他的人（例如他的朋友拉祖米欣）以及他以前敬爱的人（例如他的母亲和妹妹）也是如此。他好像有了一种新的人格，毫不掩饰地展示出目空一切的傲慢，就连自己都感到惊讶；但是，他最终发现，不可能这样持续下去。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情况在精神和心理上恰恰与那些发疯的犯人的变化相似；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相似性都过于明显而不容忽视。

这部监狱回忆录的另一段同样被论家忽视的内容在我看来似乎最能说明《罪与罚》的缘起。在这一段内容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悲叹法律固有的不公： 对犯罪动机可能完全不同的犯罪规定同样的刑罚，即使罪犯的道德品质有天渊之别，对他们也要给予同样的惩处。例如，某人可能对无论什么野蛮的谋杀都不感到内疚或悔恨，他“在整个坐牢期间从不反省他犯下的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做得对”。但是，另一些罪犯的反应截然不同——例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有敏感的良心，有觉悟，有感情。在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内心的痛苦足以把他折磨至死。他为他的罪行所作的自责比最严厉的法律冷酷无情得多”。

根据《罪与罚》改编的同名电影海报

这些内容很可能是他关于“一个杀了人的青年人”的中篇小说的萌芽，这个青年人将体现他定义的人格类型：“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具有敏感的良心”，他对自己的惩罚比最严厉的法律苛刻得多。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那么，《罪与罚》的源头很可能就要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岁月并且可以被认为是那些年的经历所造成的某种后果——但只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 那些年的经历为他提供了某种真正独特的经验判断标准，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评估激进分子对一般的人性，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性的危险幻觉。另外，如果中篇小说的杀人者发现他也不能长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是一个月）忍受“内心的痛苦”，那么，他自动放弃是因为，他惶恐不安地感觉到极其孤独并且意识到与其他人的疏离，作者本人在苦役营里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和意识，因为农民囚犯毫不留情地对他以及他这个阶层的所有人表现出“难以抑制、不可调和的敌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将在《罪与罚》中得到利用。人们经常认为马尔梅拉多夫的人物原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任妻子的前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救药地爱上伊萨耶夫眉清目秀、非常聪明但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金发妻子时，他还活着。伊萨耶夫曾经是一名教师和海关官员，但是因为酗酒成性丢掉了这两个职位；当无人照顾的妻子和七岁的儿子生活在乞讨的边缘时，他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酒馆里与地痞流氓饮酒作乐。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尊重伊萨耶夫的人品并且在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他经常受到当地人不公平的对待”。由于不能控制自己他“堕落了。但是，他颇有修养，心地善良。……尽管做了这些下贱的事情，他人品依然高尚”。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设法在他虚构的人物身上捕捉到这种不和谐的品质组合。

《罪与罚》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著名译插图本”版插图

伊萨耶夫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弗兰格尔男爵所说，她“天性浪漫容易激情焕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她时她已经患上肺结核，在经历了病痛的长期折磨之后，她于一八六四年四月去世。她无疑被用来当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的人物原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有力的感人笔触描写了这个人物在不幸中经历的折磨、忍受的痛苦以及令人绝望的勇气。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动不动就大发雷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暴躁的脾气宽宏大量，他安慰她说：“对于一个像您这样性格刚烈的人来说，面对不公不可能不进行反抗；这是正直高贵的品质。这是您性格的基本特征。”他对弗兰格尔男爵把她描绘成“一个红装骑士”，因此，暴躁好斗，总是徒劳地抗议社会不公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这一形象令人心碎的夸张体现。马尔梅拉多夫对迫使她接受他这个丈夫的绝望处境的描述（“留下她［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在一个荒凉偏远的地区——我也正好在那里……生活在那种我觉得无法形容的毫无希望的贫困中”）也与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婚姻中的基本情况大致——但并不是在字面上——相符。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些从西伯利亚岁月延伸至《罪与罚》的思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身无分文、饥肠辘辘地坐在威斯巴登的旅馆房间里疯狂赶稿时，想必像将要在他笔下诞生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对于一个贫穷只能带来无尽羞辱的冷酷的世界，同样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

与安娜结婚

这次突然造访的第二天是十一月八日，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好了要在这一天确定一个完成《罪与罚》的时间表；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另有打算。安娜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寓之后注意到，他“因为什么事情非常兴奋。他脸上的表情更加激动，几乎有点欣喜若狂，这使他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安娜心情愉快地说明，他情绪高涨是因为他做了一个美梦。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着西伯利亚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吉尔吉斯苏丹乔坎·瓦利哈诺夫，他曾经是俄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后来成为一位公认的民族志学者——送给他的一个红木箱子解释说，他梦见他正在重新整理他放在箱子里的文件（也就是说，试图重新组织安排自己的过去），他突然发现埋在故纸堆里的“一颗小钻石，一颗极小的钻石，但非常闪亮和耀眼”。这一发现让他极其兴奋，因为他认为梦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坚信“我的梦永远是预言”。每当他梦见父亲或是哥哥米沙米沙（Миша）是米哈伊尔的小名。，他就知道灾难即将来临了；但是，这个“小钻石”的梦是个“美梦”，似乎预示着他目前的严峻处境将发生某种可喜的变化。可是，安娜开玩笑地说，“梦境通常都意味着相反的意思”，这立即改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快活的心情。“‘所以您认为我永远不会得到幸福？这一切——这一切只是痴心妄想？’他可怜兮兮地说。”

不同版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中文版书影

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的只是随着谈话的进行揭晓他的梦（假定它不是为了使安娜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心理准备而虚构的）所预示的事情。他让人觉得似乎打算写一部新的小说，“一个年轻姑娘的心理”在小说中起了某种决定性作用，他发现小说的结尾很难处理；他需要某种帮助，因此，他寻求安娜的帮助。这当然让她感到不胜荣幸，于是，她自豪地坐下来帮助这位杰出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原来是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不再年轻”，也是一名作家。除了一点非常细微的变化外，他的生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生活惊人地相似（例如，一场“重病”使他远离写作十年，这正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坐牢和流放的时间），因此，安娜很快就发现，“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越往下说，我越明白他是在讲述他过去的生活”。她以前断断续续听到的所有艰难困苦现在汇集成一种连续的叙述；贯穿整个叙述的是主人公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渴望，他渴望最终找到他一直无法得到的幸福。但这还有可能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惜用比较阴暗的色调描绘他的主人公，”安娜评论说。他被描绘成“一个未老先衰的人，患有不治之症（一只手麻痹），心情阴郁，性格多疑；他其实有一颗温柔的心，却不善于表达感情；他也许是一个富有才华的艺术家，然而却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在生活中从来没有成功地以他梦想的方式表现他的思想，他始终为此感到苦恼”。顺便说一句，最后这个细节绝不只是为了引起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额外的同情而设计的哀诉；它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作品的某种看法，他在有生之年始终怀有这种看法。

就在作家人生的这一关键时期，他遇见一个与安娜年龄差不多的姑娘，可能比安娜大一两岁；陀思妥耶夫斯基临时给这个姑娘取名阿尼娅。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是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所说的那样认为这指的是安娜·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雅也许值得怀疑；她的日记显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几天前告诉安娜，他想叫她阿尼娅或阿涅奇卡。阿尼娅（Аня）和阿涅奇卡（Анечка）都是安娜的小名。无论如何，他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女主人公阿尼娅，说她“温柔，聪明，善良，活力四射，与人相处斯文得体”。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到他的女主人公虽然“实际算不上一个美人……但却长得很好看［所以］我喜欢她的脸”时，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大概）忍不住产生了忌妒，“我的心被什么东西刺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这位不幸的作家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这个充满魅力的年轻姑娘，于是，他开始为她是否可能对他的感情有所反应而苦恼。“这个年老、有病、债务缠身的男人能给一个年轻、活泼、精力旺盛的姑娘什么呢？”想要把她的命运与他的命运结合在一起难道不是要求她做出“可怕的牺牲”吗？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作为女性为他提供有益的建议的那个问题。她认为这样一个年轻姑娘爱上那位艺术家在心理上是合理的吗？

再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赌徒》及其与安娜相遇等情景的的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26天》海报

安娜根据自己强烈的渴望回答了这个问题，她的回答充满了感情的力量。“但这为什么不可能？……即使这样，她哪里做出了什么牺牲？如果她真的爱他的话，她也应当是幸福的，所以，她永远不会感到后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待的正是这一刻以及他想方设法用文学技巧使她说出的这些话；刚一听到这些话，他就把虚构的情节抛到一边说出了故事的结尾。“‘想象一下，’他说，‘那个艺术家就是——我；我已经表白了我对您的爱情并且请求您做我的妻子。告诉我，您会怎么回答呢？’”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流露在脸上的内心痛苦看出，“如果我含糊其辞地回答他，就会给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致命一击。我看着他的愁眉苦脸——在我看来这张脸变得非常可爱——说，‘我会回答我爱您，并将爱您一辈子’”。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甚至没有片刻犹豫，也不要求给她点时间考虑考虑，这既显示了她坚定果断的性格，也表明她决不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忍受任何痛苦——毕竟，她将做出的是一个重要而大胆的决定。在其他女性几乎不可能承受的条件下，他的幸福将永远是她主要关注的焦点；她始终不遗余力地信守自己的承诺： 她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至死不渝。

（选自《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 约瑟夫·弗兰克/著，戴大洪/译，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6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