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上博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及其与《论语》之比较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教授，“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2017）、“儒学大家”（2020）等奖项、称号获得者。

本文原载：郭齐勇，《儒学新论》，贵阳孔学堂书局，2015年。

已故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楚竹书》）一至五册自2001年至2005年陆续面世以来，围绕这一批新出土资料的讨论已成为海内外汉学、文字学、简牍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的热点。学科交叉推动了先秦思想的研究。本文即在学者们讨论的基础上，谈一谈《楚竹书》中所见孔子的仁学与德政思想，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这批资料用楚文字抄写，流传于战国末期的楚国。资料所记录的“孔子曰”或“闻之曰”，为流传过程中的传播者所信实。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孔子之言，也被由鲁齐而荆楚（空间），由春秋末期而战国末期（时间）的诸受众（口耳相传）视为孔子的言论或思想。

今人研究孔子与孔门弟子，受疑古派影响，局限以《论语》、《史记》为据，实际上《左传》、大小戴《礼记》、《说苑》、《孔子家语》中的材料都可参考。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竹简《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等，其中《儒家者言》很可能是《家语》的原型，被学者称为竹简本《家语》，而《哀公问五义》见于《荀子·哀公》，又被收录于《大戴礼记》和今本《家语》中。[i]此即证明《家语》伪书不伪，其资料自有渊源，当然要细心运用。拙见以为，大小戴《礼记》、《说苑》、《家语》的材料源自七十子后学与战国的儒书。

史料的扩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春秋末至战国末确实起过作用的孔子与七十子的思想。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竹书中的儒书与定县竹简有异曲同工之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孔子的认识。

相对于《论语》等传世文献，上博《楚竹书》在哪些方面丰富了我们所理解的孔子思想呢？我在本文中集中谈仁学与德政问题。

一、《季康子问于孔子》与《论语》

孔子提出“仁之以德”的命题，指出：“君子在民之上，执民之中，施教于百姓，而民不服焉，是君子之恥也。是故，君子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此之谓仁之以德。”[ii]本篇记载孔子晚年归鲁之后，季康子（即季孙肥）请教治国兴鲁的方略，孔子有上述答复。“仁之以德”的提法不见于《论语》，但慎言谨行，以德怀民，附近来远的思想则《论语》中多处可见。

本篇的不同处是，孔子引管仲、孟子馀（赵衰）、臧文仲三位辅政者的话，劝说季康子为政以德。据《论语》记载，孔子对管仲的评论，褒贬参半，但总体上则肯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因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从不轻许人（包括对自己、对爱徒）以“仁”，对管仲却情有独钟，对于子路、子贡之于管仲的质疑（“未仁乎？”“非仁者与？”）有以上回答。从《论语》看，孔子没有拘守于道德评价（虽多次批评管仲违礼等），而是从历史评价上肯定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的功绩，避免了战乱，匡正、稳定了天下秩序，使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也使民族文化、民族生存方式得以延续，因而肯定管仲的仁德。《论语》中未有孔子称引管子之言的，然《季康子问于孔子》记载孔子引管仲的话“君子恭则遂，骄则侮，备言多难”[iii]，来劝诫季氏。

关于晋文公的辅政者孟子馀，《论语》无记载，然《季康子问于孔子》记载孔子劝诫季氏，引用了孟子馀的话：“夫书者以著君子之德也，夫诗也者，以志君子之志。夫义者，以谨君子之行也。君子涉之，小人观之，君子敬成其德，小人毋寐”[iv]。陈剑、陈伟、李天虹先生释“义”为“仪”，指礼，释“谨”为“敬”，释“涉”为“入”，释“毋寐”为“晦昧”，可从。[v]孟子馀的话，全然是以诗书礼教来培养治政者（君子）的人格，与孔子的主张甚为一致。

关于臧文仲，《论语》记载的孔子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如“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论语·公冶长》）“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臧氏作为鲁大夫，历仕庄、闵、僖、文四朝，却是一位奉养大灵龟的人，不太管事，知柳下惠贤良也不给其官位。然在《季康子问于孔子》中，孔子正面肯定并引用臧氏的话，回答季孙肥的问“强”：“丘闻之臧文仲有言曰：‘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导，逾则失众，礧则无亲，好刑则不祥，好杀则作乱。’是故贤人之居邦家也，夙兴夜寐……”[vi]。孔子不同意季孙肥以强力治国的主张（所谓“君子不可以不强，不强则不立”），搬出臧文仲的话来劝诫。这一段话，恰好可以印证《论语·颜渊》第19章所记孔子与季康子的对话。《论语》记载孔季对话凡六见，其中《颜渊》篇第19章与上文特别契合。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儒家治政，当然是宽猛相济。孔子杀少正卯，后世多有微词。徐复观、钱穆先生有辩证。不过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孔子对于滥杀无辜，对于苛政，表现了一以贯之的拒斥。孔子坚决批评为政者迷信暴力，“好杀”“好刑”，主张为政者自身的公正廉洁，勤政爱民，宽厚待民，笃亲兴仁，这些思想从与季孙肥的对谈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论语》季康子问孔子凡六章，除第六篇《雍也》第8章季康子问仲由、子贡、冉求可使从政，第十一篇《先进》第7章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之外，其余四章都与《季康子问于孔子》相应。如：“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此与《季康子问于孔子》之2—4简“君子在民之上……敬成其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相通。

最有趣的是，《论语·颜渊》篇连续三章（第17—19）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除前面比较过第19章与《季康子问于孔子》第9—10简内容相近外，第17、18章也在该篇可以找得到史影：“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而《季康子问于孔子》中指出治世者要“安民”“平正”“同仁”“无私”：“田肥民则安，邪民不鼓。是故，贤人大于邦，而有劬心。”[vii]《季康子问于孔子》与《论语·颜渊》第17至19章的亲缘关系还表现在：

降端以比，民之劝微，弃恶毋适，慎小以答大，疏言而密守之。毋钦远，毋诣迻。恶人勿戕，好人勿贵，救民以亲，大罪则处之以刑，臧罪则处之以罚，小则訿之。凡欲勿狂，凡失勿危，……毋信谀憎，因邦之所贤而兴之。大罪杀之，臧罪刑之，小罪罚之。苟能固战，灭速毋恒！灾后之世比乱，邦相怀毁，众必恶善，贤人当其曲以成之。然则邦平而民温矣。[viii]

在这里孔子主张平正，反对恶恶、亲亲、贵贵，强调正身、正国、正天下，以爱心与德政化解矛盾，诱导上下相亲，慈爱和睦；又主张教育感化，德刑并举，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善于区分并适度处置违法犯罪现象，使得政平而人和。对于如何面对灾害与战争，如何在乱世兴鲁，孔子有详细的讨论。

如果说《论语·颜渊》第17至19章是经文的话，《季康子问于孔子》则可以视为传文[ix]，使我们对晚年孔子在衰落的鲁哀之世的政治主张变得丰满起来。而且愈为具体，愈是要考虑德主刑辅、德刑互济的问题。或者这正是七十子后学面对现实问题而发展孔子、假托孔子的表现。

《论语》的编纂逻辑，今人已很难理解。但从《颜渊》相连属的17至19章来看，应是整理者相对集中地保存了某一时段孔子与季康子的对话。《季康子问于孔子》疑为七十子后学所撰。正如濮茅左先生所说，此篇与《孔子家语》诸篇都有相似、应合的内容。《孔子家语》中某些篇章亦有所本，疑《季康子问于孔子》的成篇要早于《家语》。

二、《仲弓》与《论语》

仲弓，冉雍，十哲之一，列名“德行”科。《论语》中记录孔子与仲弓的对话及仲弓言行的，凡七见。仲弓出身贱微，是所谓“犁牛之子”（《论语·雍也》，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仲弓父，贱人。”）孔子认定这位出身低下而以德行著称、“仁而不佞”的弟子，定会有大用，谓“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仲弓曾跟随孔子周游列国，随孔子归鲁后担任季孙斯（季桓子）的家族总管。[x]《雍也》篇有三章记仲弓与孔子。第2章涉及仲弓治理百姓之道，严肃认真，要言不繁，简单易行，又不是草率行事。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

与楚竹书《仲弓》相关的内容见于《论语·子路》：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前一部分我们讨论了《季康子问于孔子》，内容为问政，似为《论语·颜渊》17—19章的传，具体而微，多所发挥。此处我们想说的是，《仲弓》恰是上引《子路》第2章的传。

《仲弓》[xi]现存二十八支简，整简三支，馀皆为残简，学界对竹简拼合与编联争议颇大。李学勤先生主张第4简与第26简相连。陈剑先生，黄人二与林志鹏先生分别重新编联，改动较大。[xii]这里我们只能简略地以李朝远先生释文为主，参考诸家来述说。本篇先详细表述季桓子使仲弓为宰的经过，仲弓报告孔子并请教“为政何先？”孔子的回答是：“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xiii]注家有关“老老慈幼”颇多论说，或以为《论语·子路》第2章漏记了孔子的“老老慈幼”思想，此为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先声。这种可能性极大。当然，另一种可能是，此篇的撰写、传播者扩大、发展了孔子之说，影响了孟子；还有一种可能是，此篇作者或衍成此篇的参与者是孟子的后学。“先有司”，即让有一定职务的“有司”，“先之劳之”，服务大众，忠于职守。

以下，此篇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师生讨论为政的三方面：“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其中有“夫贤才不可弇也。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之者。”[xiv]此与《子路》篇第2章同。此外，强调孝德及“刑政不缓，德教不倦”。此篇后一部分讨论“事君”，强调“忠敬”及“竭情尽慎”。孔子说：“今之君子所竭其情、尽其慎者，三害近与矣。”“雍，古之事君者，以忠与敬，唯其难也。汝惟以上人相复以忠，则民欢（或作劝）承学，害□者不至爱之卒也，所以成死也，不可不慎也；夫行，巽华（或作求）学本也，所以立生也，不可不慎也；夫死之，一日以善立，所学皆终，一日以不善立，所学皆恶，可不慎乎？”[xv]这一论说与《论语·为政》第20章“季康子问”接近。此处发挥尽己之忠，讲慎重地赴死；讲“行”以“为己之学”为本，本立而道生，故要慎行；又讲当下立乎其大者；“一日以善立”，“一日以不善立”，判然分途。末句句式与“一日克己复礼”近，但标举“立善”，颇有孟子学的影子。

三、《从政》与《论语》

楚竹书《从政》甲、乙二篇公布之后，注家蜂起。[xvi]此处引文以张光裕先生整理本为主，并参酌各家。本篇未用“孔子曰”，用的是“闻之曰”。开篇强调“信、义、礼”三德：

闻之曰：昔三代之明王之有天下者，莫之予也，而尽取之，民皆以为义，夫是则守之以信，教之以义，行之以礼也。[xvii]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

两相对照，不然看出“闻之曰”，即“孔子曰”，不过是传闻数代之后的提法，也可以视为七十子后学追溯或假托圣人的说法。楚竹书《从政》甲篇在强调了“义”、“信”、“礼”三德目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

闻之曰：从政，敦五德，固三誓[xviii]，除十怨。五德：一曰宽，二曰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宽无以容百姓；不恭则无以除辱；不惠则无以聚民；不仁则无以行政，不敬则事无成。[xix]

此处“五德”的德目为：宽、恭、惠、仁、敬，有异于《论语》的记载。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虽然《从政》乙篇也有“闻之曰：‘愆悔而恭逊，教之劝也；温良而忠敬，仁之宗也’”[xx]的说法，与《学而》篇第10章的“温、良、恭、俭、让”相近，然《从政》甲篇之“五德”则更接近于《阳货》篇第6章的“恭、宽、信、敏、惠”。“不宽无以容百姓，不恭则无以除辱，不惠则无以聚民”三句，即“恭而不侮，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的否定式的说法。《公治长》“子谓子产”章的四德目亦可相参。

《从政》强调“仁”、“敬”，但并不削弱“信”德。“从政所务三：敬、誂、信。信则得众，誂则远戾”。[xxi]足见“信”德虽未纳入“五德”之中，仍有其重要地位，是为政者的基本品德。“誂”即“挑”，指择善择言。

《从政》甲篇的“七机”：“闻之曰：‘从政有七机，狱则兴，威则民不导，a则失众，b则亡亲，罚则民逃，好c则民作乱。凡此七者，政之所治也。’”[xxii]郭按，此处只有六机，“好c”为第八简末，而第九简为断简，这之间缺六个字，我将c补为“刑则不祥，好杀”。这才有七机。我之所补据《季康子问于孔子》中的臧文仲言“强则遗，威则民不导，逾则失众，礧则无亲，好刑则不祥，好杀则作乱”。此与“七机”相同，亦与前引《颜渊》第19章孔子答季康子“子为政，焉用杀”和《阳货》第6章“孔子答子张问仁”的“宽则得众”相类，根本上是主张宽政，反对暴政。孔子主张“导民”、“教民”、“化民”，“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又，郭店简《尊德义》曰：“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桀不谓其民必乱，而民有为乱矣。受不若也，可从也而不可及也。”[xxiii]这里讲不可以强迫老百姓，不可以强加于人，而是要疏导，要尊重民意，化解矛盾。

《从政》甲篇记言行关系：“闻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敦行不倦，持善不厌”云云[xxiv]。这里的言行统一观亦来自孔子。“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孔子的政论中，反复强调治政者本身的行为正当和言行一致，反对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主张身教重于言教。

《从政》甲篇还有“四毋”之说：“毋暴、毋虐、毋贼、毋贪，不修不武，谓之必成则暴，不教而杀则虐，命无时，事必有期则贼，为利枉事则贪。”[xxv]这源自《论语·尧曰》：“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孔子与儒家反对的四种恶政：不教而诛谓之“虐”；不训练就要取胜，或者不加申诫便要成绩，谓之“暴”；不顾时令，朝令夕改，定要成绩，或起先懈怠，突然限期叫做“贼”；为私利而侵害公事，谓之“贪”；或给人财物出手悭吝，谓之“有司”。

相比较而言，《从政》甲篇的“四毋”，甚至比《论语·尧曰》的“四恶”更为完备，更有针对性。《尧曰》篇记载的孔子与子张讨论“五美四恶”，是孔子政治思想十分重要的内容，五种美政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孔子对子张特地提示了他的政治理念的核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指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

《从政》甲乙篇没有从正面弘扬“五美”，而是把重点放在防止“四恶”上，可能与作者所处的时政有关。《从政》与《论语》的亲缘关系，的然可见。可能是七十子后学或战国儒家综合孔子治世思想而整理、发扬的一种儒书。

综观《季康子问于孔子》、《仲弓》、《从政》三种楚竹书，虽不能说全面发挥了《论语》所记载的孔子的政治学说，但可以说完全抓住了孔子仁学的基本——“亲民”“爱民”“保民”“惠民”的仁政德治思想。这三种儒书都集中于反对好刑好杀而倡导宽政、善待百姓方面，且强调为政者的正当与自律。

《楚竹书》涉及众多的孔门弟子，李学勤先生、李零先生等都有关于重新研究七十子的论说。拙见以为，《楚竹书》之儒书还需要我们更多地加以重视。大体上，这些儒书都可以从《论语》中找到根据，而与大小戴《礼记》、《说苑》、《家语》诸书相交叉。笔者将进一步在仁学与德政思想方面比较楚竹书与《论语》，同时，还拟在礼乐与礼乐之教、诗与诗教方面加以比较。七十子后学和战国诸儒有很多继承而弘大孔子，具体而微又针对现世的论著，《楚竹书》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任何时空条件下的正义的观念都是具体历史的[xxvi]。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中国古代的正义论，恰好就在《论语》与战国儒书中。

附识：

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大量的秦代法律文书，同时有一篇政治哲学方面的文献——《为吏之道》。睡虎地秦简反映了秦代社会经济、政治、道德、法律的思想，很值得我们重视。其中，《为吏之道》有与《礼记》、《大戴礼》、《说苑》等相同的内容，肯定“仁”、“忠”、“信”、“宽”、“惠”、“敬”、“孝”、“慈”等儒家核心价值，主张“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重视“民心”向背，强调“正行修身”，时时“怵惕”。该篇主张“除害兴利，慈爱万姓”，“毋使民惧”，有一套教民、治民、变民习俗等管理方法，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摄道、墨、法诸家，既有价值理想又相当务实。[xxvii]

据荆州博物馆王明钦馆长介绍，1993年出土的江陵王家台秦简中，亦有以回文诗方式抄写的一篇《政事之常》，可与《为吏之道》互参。此两篇对研究秦代政治思想均有重要意义。“圆以生方，政事之常”是从政理民的准则，其中重“民”等内容与《为吏之道》相同。如“坨修城固，民心乃殷，不时而怒，民将逃去，百事既成，民心乃宁，［既无］后忧，从政之经”云云。亦有“与民有期”、“民之既教”、“使民望之”等内容。[xxviii]

秦代的政治思想，仍然是诸家的综合，儒家并未缺席。尽管当时的“民”的定义与今天的“人民”的意涵并不一致，但儒家重民思想对缓和当时的政治仍起了积极作用。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上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的《从政》甲乙篇讲从政者必须敦五德（宽、恭、惠、仁、敬）、固三慎、除十怨等，即从政者的道德准则。该篇云“不宽则无以容百姓，不恭则无以除辱，不惠则无以聚民，不仁则无以行政，不敬则事无成”，不仅上承孔子，而且可能是《为吏之道》、《政事之常》之先导。

有关秦代从政理民的思想需要重新探讨。此外，从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楚竹书中大量的儒书在战国中晚期（时间）的楚地（空间）流行，一直到秦代的楚境有《为吏之道》《政事之常》之类的流传，表明儒家核心价值与政治理念在彼时彼地的影响力。这都值得我们思想史工作者重视。

参考文献及注释：

[i]详见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与《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载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0—397页。

[ii]濮茅左释文：《季庚子问于孔子》第2—4简，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2—206页。按季庚子即季康子。

[iii]《季康子问于孔子》第4简，第206页。

[iv]《季康子问于孔子》第6、7简，第211—212页。

[v]陈剑：《谈谈<上博（五）>竹简分篇、拼合与编联问题》，简帛网2006年2月19日；李天虹：《读<季康子问于孔子>札记》，，简帛网2006年2月24日，陈伟：《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零识》，简帛网2006年2月20日；陈伟：《〈季康子问孔子〉零识（续）》，2简帛网006年3月2日。

[vi]《季康子问于孔子》第9、10简，第215—216页。

[vii]《季康子问于孔子》第18简，第227页。

[viii]《季康子问于孔子》第19—23简，第228—235页。“慎小以答大，疏言而密守之”，从陈剑的校释。

[ix]此处受到周凤五教授的启发。周教授1999—2000年在武汉大学讲学时曾以多篇未刊大作示教，其中有一篇认为郭店简《忠信之道》是对《论语·卫灵公》“言忠信”章所作之传，另一篇则认为《穷达以时》是对《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章所作的传。

[x]关于仲弓，详见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第32—39页。

[xi]李朝远释文：《中弓》，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61—283页。中弓，即仲弓。

[xii]陈剑：《上博竹书〈中弓〉篇新编释文（稿）》，庞朴先生简帛研究网站，2004年4月15日；黄人二、林志鹏：《上博藏简第三册中弓试探》，简帛研究网站，2004年4月18日。

[xiii]《仲弓》第7简，第268页。

[xiv]《仲弓》第10简，第270页。

[xv]《仲弓》第20—25简，第277—281页。

[xvi]张光裕释文：《从政》甲、乙，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1—238页。简帛研究网站2003年1—2月发表了陈剑、周凤五、陈伟、王中江、朱渊清、何琳仪、愈志慧、刘信芳等诸方家的论文讨论编联、注释。谢谢刘贻群博士帮我搜集、整理了这些资料。

[xvii]《从政》甲篇第1—2简，第215—216页。原释为“莫之馀也，而□取之”，此处前从陈伟，后从周凤五。

[xviii]“誓”，陈剑、陈伟、王中江、朱渊清作“制”，俞志慧、杨朝明作“慎”。

[xix]《从政》甲篇第5—7简，第219—221页。

[xx]《从政》乙篇第4简，第236页。“愆悔”，从陈伟、王中江。

[xxi]《从政》甲篇第10简，第223页。

[xxii]《从政》甲篇第8—9简，第222—223页。“兴”，周凤五作“营”，指营私之意。a，周凤五作“诳”。b，原释文为“怲”，周凤五作“梗”，徐在国作“妨”，陈剑作“猛”，单周尧、黎广基作“迫”。c陈伟作“刑”。拙见以为这几个字可以与《季康子问于孔子》所引臧文仲言联系起来释，则更恰当。C应为“刑则不祥，好杀”。

[xxiii]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xxiv]《从政》甲篇第11—12简，第224—225页。

[xxv]《从政》甲篇第15简、第5简，第228、219页。第15简后下接第5简。此编联及其中诸字的认定，从陈剑、陈伟、周凤五、刘信芳。

[xxvi]请参阅拙作《儒家的公平正义论》，《光明日报》2006年2月28日；《孟子与儒家的正义论》，庞朴主编《儒林》第三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xxvii]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67-176页。

[xxviii]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载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2页。